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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

“二号项目”的闭关室在杭州黄龙时代广场B座支付宝办公楼14层的春秋书院,来自支付宝、天弘基金和金证股份(天弘基金软件服务商)的项目开发人员,聚集在这个能容纳40人左右的会议室,闭关持续了三个月左右。在此期间,各方协调配合得很顺畅。作为项目的负责人,祖国明尽心尽力,但凡需要公司哪个部门的资源支持,他都会直接提出来,以便项目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

支付宝有这样一个传统,即凡是公司的重要项目,其他部门都会全力配合支持。“二号项目”涉及不同技术层面的开发工作,有的开发人员做底层,有的做页面,有的做前端。为了加快进度,上海、成都等地的技术人员也相继被调到杭州参与开发,除了技术部门以外,“二号项目”也涉及公司内部的合规、法务、运营团队,这些外围支持团队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他们早期的介入给项目组带来了各方意见。因此,祖国明等人在做前期规划和方案设置时就能有的放矢,中途重新改动的概率就小了很多。

但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互联网公司和传统基金公司的思维还存在差异。

货币基金的实时消费支付是双方碰撞最多的问题。支付宝方面希望基金能够做到实时消费支付,但是对于天弘基金而言,这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新问题。在传统基金公司看来,一个用户今天买了基金的份额,今天还要消费,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基金的申购赎回规则,但不管怎样,双方都想把这个项目做成功。在这个大目标下,支付宝和天弘基金在细节方面没有什么纠结之处。为此,项目团队不断地讨论修改方案,大家一个接一个地讨论,优中选优。

另外,购买基金的最低门槛也是双方争论的要点。原来,投资者购买基金至少要100元甚至1000元,虽然团队也觉得门槛该降一降,但是在降多少上双方存在分歧。天弘基金希望降到10元,这样在计算和显示收益时更加方便、直观。而支付宝则希望直接降到1元,这样既体现了金融的普惠性,提升了用户体验,也更加有利于传播。对基金公司来说,这又是一次从未遇到过的挑战,中间的激烈碰撞也比较多,好在双方都本着将事情做成的目标,又一次化解了类似的问题。

在技术和产品方案落地后,项目组发现还面临另外一个大问题,即支付渠道的“瓶颈”问题。

虽然支付宝已经获得了基金第三方支付牌照,但是按照原有的基金支付管理办法,支付宝已有的渠道是不能用于基金支付的,因为基金支付要有符合要求的专用渠道,这就意味着支付宝无法使用已连接的一百五十多家银行的渠道。监管机构的意思是,这个渠道只能做电商消费和其他支付业务,无法做基金支付。如果另起炉灶去对接,渠道接入成本将会非常高。所以,怎样说服监管机构允许支付宝利用已有的渠道做支付,也是一个重大的业务创新。

证监会考虑最多的是安全,监管机构不希望因为支付的问题给投资人带来风险,支付宝需要证明公司现有的快捷支付和余额支付的安全性。在之后的几个月中,公司的风控、安全等部门不断地和监管部门沟通,反复讲支付宝的安全体系、快捷支付的安全体系,以及风险管控等问题,最后终于得到了监管部门的首肯。

2013年4月,在技术、产品和监管方面的问题都基本解决之后,到了给这款产品取名字的时候,有的人提议叫“赚钱宝”,有的人提议叫“盈利宝”,但讨论了半天之后,大家感觉“盈利”、“赚钱”的名字和“货币基金+实时消费”的模式定位并不相符,支付宝希望这款货币基金产品能成为用户管理虚拟账户的工具,而不是单纯靠它来赚钱,况且货币市场基金也赚不了多少钱。一番讨论后,“余额”这两个字逐步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大家认为,既然是余额带来的收益,干脆简单明了叫“余额宝”得了。

在上线前的十几天,彭蕾专门听取了项目组的汇报,虽然她觉得“余额宝”这个名字有点土,但是非常认同这款产品给用户带来的价值。

2013年6月13日,余额宝正式上线发布,支付宝和天弘基金首先联合举行了发布会。那时樊治铭已经隐约感到了这款产品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从阿波罗登月时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讲话中得到了灵感,在发布会上,他说余额宝是“金融行业的一小步,互联网行业的一大步”。

便捷的使用体验让余额宝上线首日用户就有几十万之多,过了几天,用户就突破百万,媒体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在上线后的第四天,6月17日,天弘基金在北京大望路的JW万豪酒店举办了“余额宝”上线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结束后,天弘基金的公关经理告诉祖国明,当晚央视的新闻联播会播出“余额宝”上线的新闻,辛苦了好几个月的祖国明和周晓明都很兴奋,因为一个金融产品能上新闻联播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发布会后,两人赶紧在大望路附近找了一家有电视的小饭馆,祖国明特意让老板把频道换到中央一台,二人一边喝酒吃菜,一边看电视。

在当天新闻联播第19分30秒,余额宝的新闻在“联播快讯”栏目播出,这条短讯只有短短二十多秒:“国内首支互联网基金今天正式推出,消费者在支付宝里的余额将可以购买或者赎回货币基金,这种电商与基金业合作的全新模式,一方面可以实现网络支付平台中闲散资金的增值,另一方面可能引发银行业活期资金存款的分流。”

“好!”

祖、周二人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旁坐食客的目光一下子都转到了祖国明这一桌。

“我们是支付宝和天弘基金的,刚才播的那个项目就是我们做的。”祖国明笑着解释说,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几个月的辛劳在那一刻终于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也许正是团队的努力感动了上天,余额宝推出之际的2013年6月下旬,中国货币市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钱荒”,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急剧飙升,而作为货币市场基金的余额宝,通过大量投资于协议存款的方式,年化收益率一度达到了6%以上。高收益率如“火上浇油”般将普通用户对余额宝的热情点燃,随之而来的是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在投资者热切的关注下,余额宝的基金规模和用户数量都出现了快速增长。

正在此时,出现了前面提到的“备案门”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