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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卷 31

四月中旬的星期六、星期天,贞之助和三姐妹以及悦子共五人依照惯例去京都赏樱,归途在电车中,悦子忽然发高烧。本来,在一周以前,她就说过觉得身体疲乏,在京都时也是萎靡不振的样子。那天晚上回家后一量体温将近四十度,急忙请来栉田医生出诊。他怀疑是猩红热,说明天还要进一步诊察,便回去了。第二天,除了口周外,悦子满面潮红,栉田医生说,已经毫无疑问,除嘴周围外整个脸像猴子一样全红了,这正是猩红热的特征。栉田医生建议到有隔离病房的医院去住院,但悦子很讨厌住院。虽说猩红热是传染病却很少传染成人,并且一家人接二连三得这个病的也罕见。所以,家中只要隔离出一间房来,尽量不让家中人出入,在家中治疗也行。幸好,贞之助的书房是单独一栋,虽然贞之助有点不满,说书房被占了不方便,但幸子勉强说服了他,暂时把书房迁到正屋去,腾出来权当病室。四五年前,幸子患重型流感时也曾用来做病室,从正屋可以穿木屐到这栋房子去,房子是六铺席间带一个三铺席间的套间,煤气、电热设备一应俱全。更方便的是,在幸子患病时连自来水管也铺设了,还可以煮点简单的东西。贞之助把桌子、小型文卷箱和一部分书架,搬到二楼八铺席间两夫妇的寝室里,一些碍事的东西收到仓库和壁橱中。之后,悦子带着护士搬进去了,暂时和正屋的断绝了来往,但这也不是完全隔绝,病人和护士的饮食品,都必须一一由正屋送去,需要一人担任联络。做这种工作,收拾洗涤餐具的勤杂女工是危险的,眼下只有阿春最适合,她不怕传染病,比谁都勇敢,她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可是让她干了两三天后,她自己毫无恐惧固然是好,但她出入病室从不消毒,接触过病人的手什么都去摸。这样,雪子第一个抱怨说这样做无异于四处传播病菌。结果,换下了阿春由雪子接任。雪子熟悉护理工作,特别细心谨慎,但她也不会无谓的恐惧,护理工作确实做得相当周到。凡是病室里的餐具,她决不让女佣接触,从做饭、送饭到洗涤全由自己一手承担。在悦子连续发高烧的一个星期内,她和护士轮流每隔两小时换一次冰袋,几乎没睡什么觉。

悦子病情逐渐好转,一周后开始退烧。但这种病,要等全身的小红疹隐退,疮痂脱落,浑身上下脱了一层皮才算痊愈,这样还得四五十天。因此,原来打算在京都赏花后不久就回东京的雪子,不得不继续待一段时间。她写信向东京说明了原因,并要大姐寄来换洗衣物,一门心思看护悦子。尽管她揽下了这种苦差事,对她来说,在芦屋生活也比回东京要快乐些。她严格禁止其他人接近病室,她还说二姐容易被感染,连幸子也要离得远远的。因此,幸子虽说女儿生病了,可一点也没累着,成天百无聊赖地打发着光阴。雪子劝她说:“小悦已经不用担心了,你上歌舞伎剧院去看看戏吧。”这是因为菊五郎这个月来大阪演出《道成寺》。在菊五郎所演的剧目中,幸子最喜欢看他的女装舞蹈,尤其是他在《道成寺》中的表演。她本打算这个月无论如何也不错过这个机会,不凑巧遇上悦子生病,对看戏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雪子这句话正好道破了她的心事。可是,作为母亲这种时候去看戏,也显得太无忧无虑了,所以,只得借助于听听和风[106]的《道成寺》的唱片,稍许解解馋,以寄托对舞台上的第六代菊五郎的向往。幸子说:“我不去了,小妹你去吧。”这样,似乎只有妙子一个人悄悄地去看了。

在病室里,悦子随着病情向愈,也渐觉无聊,便成天放留声机听。有一天,新搬到原舒尔茨家的那个瑞士人托人来提意见了。这位瑞士人看来不好相处。一个月前,说是被狗叫得不能睡觉也来提过意见,要求想法儿解决。这种时候,他并不直接来说,而是要他家的房东佐藤家来传话,佐藤家与幸子家是只隔一栋的邻居。每次都是佐藤家的女佣送来瑞士人写的便条,上面写着两三行英文。

上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佐藤先生:

实在对不起,为邻居犬吠一事,想麻烦您一下,我每天因那犬吠而彻夜不眠。请您向邻家转告以引起他们注意。

这一次便条写的是:

亲爱的佐藤先生:

实在对不起,为邻居放留声机一事,想麻烦您一下。近来邻居每天从早到晚都放留声机,吵得我们不胜其烦。如果您能向邻家传达我的意思,劝告他们采取措施,则不胜感激。

佐藤家的女佣总是有些过意不去的样子说:“博格施先生要我来说这件事,好歹我拿来请您看看。”她笑着说罢,放下便条就走了。上一次,约翰尼整夜地叫,只不过是一两晚的事,没理睬它也就过去了,但是这次可不能置之不理。因为悦子那个病室也就是贞之助做书房的那栋房子,篱笆墙不是用铁丝网而是用板壁与邻相隔,虽然邻家完全看不见,但离邻家最近,以前舒尔茨一家居住时,贞之助经常被佩特和罗斯玛丽吵得苦不堪言。因此在那里放留声机,当然会使这位喜欢吹毛求疵的瑞士佬大动肝火。在这里还要顺便补充说说博格施氏的事。前面也说了,此人好像在名古屋工作,但从他屡屡提意见来看,他有时也回来住住。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莳冈家还没有人瞻仰过他的真容。舒尔茨家住在这里时,他本人以及夫人和孩子们经常在阳台和院子里露面。但是,自博格施家搬来后,除了夫人身影时不时晃过外,博格施本人从未露过面。虽然,他似乎偶尔也搬椅子到阳台上,悄悄地坐在那里。但是如今那阳台的铁栏杆里面围上了板壁,正好与坐在那里的人的头部一样高。总之,博格施这个人肯定害怕被人看见。不管怎样,他是个相当古怪的人。据佐藤家女佣说,他身体多病,颇为神经质,每夜为失眠万分苦恼。

不知是不是有什么情况,有一天,一个刑警到莳冈家来了。他说,那个外国人虽然自称是瑞士人,但是否属实仍未查明,他的行动可疑,所以希望你们注意他,万一有可疑的举动,请立刻报告警察,交代一番就走了。既然做丈夫的国籍不明,又常年外出旅行,他那位妻子又像中国人的混血儿,令人怀疑也难以避免。另外,据那刑警说,那个像中国人混血儿模样的妇女并非他正式的妻子,像是苟且同居的光景,而且她的国籍也不太清楚。在日本人看来,她的容貌最像中国人,但她本人却否认在中国出生,说是在南洋出生的,究竟在南洋的何处她也不肯讲明。幸子曾应邀去过她家一次,走进她房间一看,一色中国式紫檀木家具,也许她就是中国人而有意隐瞒这一点。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她是兼有东洋的魅力和西洋的匀称的妖艳女子。从前有位美国电影女明星叫安娜·梅伊·沃恩,是法国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感觉和她有点相像,是个具有某种为欧洲人所欣赏的异国情调的美人。因为丈夫总是外出旅行,她生活颇为寂寞,她有时打发阿妈请幸子去玩玩,有时在路上相遇也当面邀请过,一心想和幸子交往。但幸子自从听过刑警的警告后,恐怕受到牵连,尽量避免接近她。

“小姐生病的时候放放留声机都不行吗?难道那个西洋人连怎样做邻居都不知道吗?”阿春愤愤不平地说。“好了,好了,博格施先生是个怪人,没有办法,而且,这年头从早到晚放留声机也不太好。”贞之助制止了她们。因此,从那以后悦子就每天玩扑克牌。可是,雪子对玩扑克牌也有意见,她说猩红热进入恢复期大量脱痂时,最容易传染。悦子正处在这个时期,必须特别注意,玩扑克牌有传染给对方的危险。平常总是护士“水户小姐”和阿春做她的玩伴儿。因为这护士长得很像松竹电影公司大船制片厂的女演员水户光子,所以悦子这样称呼她。这位护士曾患过猩红热,有免疫力。阿春说她即使被传染上了也不怕,病人吃剩的鲷鱼生鱼片,别的女佣弃之唯恐不及,她却认为是天赐良机,吃得津津有味。最初,由于雪子一再严厉训斥,阿春才没敢接近悦子,但是悦子感到寂寞时频频让人去叫她。“水户小姐”也说用不着那样担心,不是那么容易传染上的,于是,雪子的训诫马上失效了,最近,阿春整天都猫在病室里。只是玩玩扑克倒也罢了,有时她竟和“水户小姐”两人捉住悦子的手脚,兴致勃勃地剥那些疮痂。“小姐,你看!这样有多少都能剥掉呢!”她一边嚷着一边捏着疮痂的边缘撕下来,就这样,悦子身上的疮皮都让她们剥干净了。她还把这些疮痂拈起来放在手中,返回正屋的厨房,在那些粗使女佣面前炫耀:“嘿!从小姐身上剥下来这么多皮!”恶心得她们直起鸡皮疙瘩,但是,后来大家司空见惯,也就不怕了。

五月上旬,悦子的病况逐日向愈。不知妙子如何想的,她突然提出最近要到东京去一次。她说:“无论如何我也要去和大姐夫直接谈一次,那笔钱的问题不解决我是不甘心的。我决定不出国了,如今也不急着结婚,只是有个小小的计划,如果能要得到钱的话,我想早点到手,如果大姐夫死活不肯给,我只好另作打算。不用说,这件事我不能使二姐和雪姐为难,所以,我打算单独地、心平气和地交涉,请你们放心。再就是,本来不一定要这个月去,只是考虑到雪姐住在这里的时候,我住在他们那里也方便些,所以忽然想到这个月去一趟。我并不想在那样狭窄的、孩子们吵吵闹闹的地方待多久,事情办完了马上就回来。我也就想看看戏,但是前不久在这里刚看过《道成寺》,这个月看不看都无所谓了。”幸子问她去交涉是和谁交涉,所说的计划是什么样的计划。近来动辄遭到两位姐姐的反对,妙子也不轻易对幸子讲真心话了。她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幸子,只是透露了她准备先找鹤子谈,如果问题解决不了,哪怕直接向姐夫把话挑明也在所不辞。至于“计划”是何物,她仍然不愿明说。幸子一再追问,才从她支支吾吾的话语中听出一点端倪:她好像是得到玉置女士的支持,想开一个小规模的女式西装店,需要一笔资金。幸子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妙子虽是煞费苦心,但她的要求恐怕姐夫不能接受。姐夫至今没改变初衷,除非是经他认可的正式结婚,否则不肯拿出那笔钱来。况且他那样强烈地反对妙子成为职业女性,他会说这样的计划简直是荒腔走板。但是,也不见得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这里还有一线希望,这微弱的可能性在于妙子直接去同姐夫交涉。因为姐夫生性胆小怕事,从年轻时起就一直被幸子她们几个妻妹欺负。尽管他背地里嘴硬,可当着面腰杆子就直不起来了。只要对他稍微强硬一点,他就会让步的。所以,如果妙子吓唬他一下,也不一定没有结果。妙子肯定是看准了他这个弱点,才抱着一线希望到东京去的。姐夫也许会东藏西躲不让她逮着,而妙子也不好糊弄,说不定她会横下心来守着,直到逮着他为止。

幸子推测,妙子突然在这时提出要到东京去,莫不是算定了幸子和雪子眼下都不可能跟她一块儿去。这样想来,幸子又担心了,妙子口头上虽说要心平气和地去交涉,但是,她内心可能抱有不惜与本家断绝关系的决心去和姐夫谈判,正因如此,她才不愿意幸子和雪子跟她一起去吧。即使如此,估计妙子未必会做出那样偏激的事来,但也不排除情急之下说出什么过头的话。如果事情闹成那样,说不定姐夫会产生误解:幸子是想为难自己才让妙子一个人到东京来的。妙子到东京要钱,而幸子不跟她一起去,只是尽力表明自己与此无关,不过也可以看作是幸子存心让姐夫陷入困境,她自己好作壁上观。姐夫这样误解还可勉强忍受,万一连姐姐也误以为幸子不仅不劝阻小妹去东京,反而纵容她来胡言乱语,势必会怨恨自己,那幸子真是无地自容了。如果将计就计,暂时将悦子托雪子照料,自己也跟着妙子去东京,那就必然会卷入兄妹之间这场围绕金钱的纷争中去。而且更令她为难的是,在这种场合下该支持哪一方呢?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据雪子推测,小妹经营西装店的计划,背后显然有板仓在插手。往坏里猜测,这不过是向本家要钱的借口,只要钱到手了,也不见得不会改变计划。别看小妹那样子,她也有善良可欺的一面,恐怕已经是对板仓言听计从,为他所用了。因此,只要小妹不和板仓分手,还是不把钱给她为妙。这固然也是一种看法。可是,在幸子看来,妙子那样兴致勃勃地筹划着,如果自己横加阻挠而使她失败了也于心不忍。她虽然不满妙子不听忠告而执意要与板仓结合,但是一想起一个青年女子,不想依靠任何人,一心想独立自主生活的那种勇气,她也不愿站在姐夫一边欺凌一个弱者。幸子认为,不管妙子怎样用那笔钱,总之她是用来作独立谋生的资金,而且她实际上有运用那笔资金的能力;既然姐夫手中保管着这笔钱,幸子还是希望拿出来给妙子。可是,如果和妙子一同去东京,不管幸子愿意与否,势必会夹在本家与妙子之间,陷于尴尬的处境。说不定幸子还会被姐姐说服,不得不违心地站在本家一边。幸子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实话实说,她更没有勇气断然站在妙子一边和姐姐姐夫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