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会想我是个成功的年轻艺伎，倾慕者众多，就算没有延，别人也会自告奋勇来救我。但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艺伎并不是掉在街上的珠宝，人人都会想捡。最后那几周里，祇园几百名艺伎都千方百计地想找个能避开战争的小巢，但是只有几个运气好的才找到了。所以你看，我住在岚野家里，越来越感到自己欠延的情。
次年春天，我听说艺伎利香在东京的大轰炸中遇难了，这时我才真正发现自己有多么幸运。正是利香说了那句我们发笑的话，除了过去，没有什么能比未来更渺茫的了。她和她母亲都是知名的艺伎，她的父亲则出身一个著名的商业家庭。对我们这些祇园人来说，没有人比利香更有可能熬过战争了。她遇难的时候，显然正在他父亲东京田原调布的宅邸里，给她的小侄子读一本书，我想她大概觉得那里和京都一样安全。说也奇怪，在利香遇难的那次空袭中，著名相扑力士宫城山也死了。他俩都生活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至于南瓜——她似乎已经和我绝交——也努力活过了战争，虽然她工作的那家大阪郊区镜片厂被轰炸了五六次。我知道在那一年，没有什么事情比谁能活下来而谁不能活下来更不确定的了。豆叶捱过来了，她在福井县的一所小医院里当护士助手。但她的女仆辰美却死在长崎的狂轰滥炸中；她的穿衣师一丁田先生，在一次空袭警报演习中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但别宫先生却活了下来，在大阪的海军基地工作。鸟取将军也活着，一直住在猿屋旅馆，五十年代中期才过世。男爵也没死，但说来可悲，在联军占领那头几年，男爵的爵位和许多财物都被剥夺，于是他自沉于他那个美丽的池塘。我想，他是无法面对一个他不能随心所欲的世界。
说到妈妈，我没有一刻怀疑过她能熬过战争。她有着损人利己的高超本领，在灰市上如鱼得水，仿佛她一向干的就是这个。她在战争中倒卖别人的祖传家当，不但没有穷困潦倒，反而发家致富。每次岚野先生要从他的藏品里变卖一件和服换取现金，他就会让我和妈妈联系，以便她能帮他赎回来。你瞧，许多在京都被买走的和服都经她的手。岚野先生大概希望妈妈能放弃牟利，把他的和服保存几年，直到他可以赎回来，但她好像从来都找不到那些衣服，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我住在岚野家里的那些年，他们一家人待我都非常好。白天，我和他们一起缝制降落伞，晚上，我和他们的女儿、外孙一起睡，地铺就打在作坊里。我们没有多少煤炭，只好靠燃烧压成块的树叶取暖，或者烧报纸杂志，烧任何能觅到的东西。当然，食物越来越少了，你没法想象我们都学会了吃什么。吃大豆渣，这通常是喂牲口的。还有一种很难看的东西，叫做“糠面包”，是把米糠和小麦粉掺在一起油炸而成，样子就像风干了的旧皮革，我相信皮革的滋味都比这个好。我们偶尔也会有少量土豆或甘薯，鲸鱼肉干，海豹肉香肠，有时候还有沙丁鱼，我们日本人从来是把沙丁鱼当作肥料的。那些年，我瘦了许多，走在祇园的大街上，没有人认得出我。有些日子，岚野的小外孙纯太郎饿得直哭，这通常是岚野先生决定变卖一件和服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日本人所说的“洋葱头生活”，每次剥一层皮，泪流不止。
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岚野一家住了才三四个月，就目睹了生平第一次空袭。星星如此明亮，我们都能看见轰炸机在头顶盘旋的黑色剪影，还有发射升空的星星——我觉得是这样——从地面飞起来，又在地面附近爆炸。我们担心会听到可怕的警报声，看到京都在我们眼前烧成一片火海。如果这样的话，无论我们是死是活，生活都在那一刻终结，因为京都和飞蛾的翅膀一般脆弱，一旦被摧毁，绝对无法像大阪、东京或其他城市那样重建起来。但是轰炸机放过了我们，而且每个晚上都放过了我们。许多夜晚，我们看着大阪的火光映红了月亮；有时，我们见到灰尘如落叶般飘浮在空气中，甚至能见到五十公里外京都上空的灰尘。你完全能想象，我为会长和延心忧如焚，他们的公司就在大阪，家又都住在京都。我不知道我姐姐佐津怎么样了，她又在哪里。我也许没有意识到，但自从她逃走的那周开始，我心底总藏着这样一个信念，我们生命的轨迹终有一日会让我们重逢。我想，她也许会寄信到新田艺馆，也许会回祇园找我。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带小纯太郎在河畔散步，从河边捡起石头扔回水里，我突然想到，佐津再也不会回祇园来找我了。眼下我生活如此窘迫，根本无法可想能够旅行到某个遥远的城市。况且，佐津和我可能对面相逢不相识了……至于我以为她会给我写信，唉，我又觉得自己好生愚蠢，难道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其实佐津无从知道新田艺馆的名称？即使她想写信也无从写起，除非她去找田中先生，可她又决不会去找的。小纯太郎还在往水里扔石头，我蹲在他身边，一只手往脸上浇水，一直朝他微笑，装着是想让自己凉快一下。我的小诡计得逞了，纯太郎看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逆境就像一阵狂风。它不仅阻挡我们去某些我们本来能去的地方，还从我们手中夺走本来无法被夺走的东西，于是狂风过后，我们看到的是原形毕露的自己，而不是爱成什么样就能成什么样。举个例子，岚野先生的女儿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于是她便全心投入到两桩事情当中：一是照看她的小儿，二是为士兵缝制降落伞。她生活再无别的目的。她日渐消瘦，你都能知道她每一克肉到哪里去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她紧紧抓着孩子，仿佛抓着悬崖边缘，一松手便会掉到下面的岩石上。
既然历经磨难，我对自己的了解就像在唤醒那些几乎已忘却的往事。换言之，在华丽的衣裳，娴熟的舞姿，机智的谈吐之下，我的生活毫不复杂，而是如石头落地一般的简单。过去十年里，我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赢得会长的心。日复一日，我看着作坊下面加茂河浅滩的潺潺流水，有时我会丢一片花瓣下去，有时是一根稻草，知道它会被载到大阪，然后再入海。我想，有天下午会长也许坐在桌前，探出窗口看到了花瓣或稻草，说不定就会想起我来。但顷刻我的思路又颤抖起来，会长也许是会看到它——虽然我怀疑这种可能性，但即使看到了，他靠回座椅，由花瓣而想到了数百桩事，其中或许不会有我。他的确一直对我很好，但他就是这么个好人。从未有过一丝迹象，表明他认出我是他当年安慰过的女孩，表明他知道我关心着他，想着他。
一天，我想到一件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比我突然明白佐津与我无法团聚更令我伤心。前一晚，我一直转着个可怕的念头，我第一次想到，万一直到我走到人生尽头，会长都对我无动于衷呢？第二天早晨，我仔细翻查黄历，希望能找到一点迹象来说明我不是漫无目的地过日子。我心情沮丧，连岚野先生也似乎看出来了，他让我去一家干货店买缝衣针，步行过去要半小时。我回来时天已黄昏，在路上走着，差点撞上一辆军车。这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次日早晨我才留意到黄历上说走鼠位方向不吉，而干货店正在鼠位。我一门心思查找有关会长的征兆，因而对此浑然不觉。这件事让我懂得，把心思放在不存在的事物上是危险的。难道我直到生命尽头才会觉醒到，日夜盼望的男人永远不会来到？我吃下去的东西从未细细品尝，路过的地方从未好好欣赏，只因我一任生命悄悄溜走，一心思念着会长。这种悲哀不堪承受。然而，如果我把思念从他身上抽回，我又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会像一个舞者，从小就为了一次演出而苦苦练习，但这次演出永不会到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战争结束了。大多数当时住在日本的人都能告诉你，那是漫漫黑夜中最为惨淡的一刻。我们的国家不仅被打败了，还被摧毁了，我说的不止是轰炸带来的后果，虽然轰炸是极其可怕的。当你的国家战败，外国军队涌入，你就会觉得自己仿佛被押到刑场上跪下，双手绑着，只等断头刀落下。那一两年内，我从未听到过笑声，连小纯太郎也不笑，虽然他什么也不懂。每当他要笑时，他外公就挥挥手让他安静。我常留意到那些年里成长起来的男男女女，他们总有种特定的严肃味道，他们的童年太缺少欢笑了。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们都知道自己要生活在战败的苦难中了。还有人相信日本有朝一日会复兴。所有关于美国兵会奸淫杀害我们的说法都是谣言。事实上，我们慢慢了解到，美国人总体上是相当友善的。一天，他们有一队随行人员驾着军车驶过这地方。我和几位邻家妇女一起站着旁观。在祇园这些年里，我觉得自己是住在另一个特殊的世界里，和其他女人隔离开来。那种被隔离的感觉很强烈，我几乎从不去想其他女人——甚至是我伺候的男人的妻子——是怎样生活的。而我如今穿着一条破烂的工作裤，一头长发披在背上，已经几天没有洗澡了，因为我们的燃料只够一周烧几次水。在驾车驶过的美国兵眼里，我和周围的其他女人也没什么分别。我自己想来，谁又能说我有所不同呢？如果你没有了树叶、树皮或树根，你还能叫自己是一棵树吗？“我是个农妇，”我对自己说，“不再是艺伎了。”看到自己粗糙的双手，我吓了一跳。为了把恐惧的念头抛开，我又把注意力放在开过的运兵车上。这就是那些让我们来痛恨的美国兵吗？是他们用恐怖的武器炸毁了我们的城市？他们驶过我们的街区时，向孩子们抛撒糖果。
投降后一年，岚野先生又被获准制作和服了。我除了会穿和服外，什么也不懂，所以只好整天呆在作坊附属间的地下室里，伺弄那些染缸里沸腾的染料。这是个可怕的活计，半是因为我们只用得起“塔东”，这种燃料是焦油和煤尘的搅拌物，烧起来的恶臭你无法想象。过了一段时间，岚野先生的妻子教我怎么收集合适的树叶、枝条回来制作染料，像是给我升了职。大概是升职吧，可是有一种材料——我不知道是哪种——效果古怪，能把我的皮肤染色。我这双娇嫩的跳舞的手，曾经用最好的护肤霜来保养，如今却开始像洋葱头的皮一样剥落下来，还被染成了青紫色。这段时间，也许是因为太寂寞，我和一个年轻的榻榻米制作者发展过一段短暂的恋情。他叫井上，我觉得他很英俊，两道柔和的眉毛扫在细腻的皮肤上，嘴唇非常润滑。那几周，我每过几天就会在晚上溜进附属间，让他进来。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有多么难看，直到一天晚上，染缸下面的火熊熊燃烧，我们把彼此看得清楚。井上一眼看到我的手，就再也不让我用手碰他了。
为了让我的皮肤好过些，到了夏天，岚野先生让我去采集鸭跖草。鸭跖草是种花，汁能用来浸丝，浸染之后丝绸才能上浆、染色。它们一般生长在雨季时节的河塘边。采集花草听上去是件愉快的活，于是七月的一个早晨，我背上背包就准备去享受这凉爽、干燥的一天。但我很快发现，鸭跖草很是鬼灵精。据我所知，它就像一条小巷子，募集了日本西部所有的昆虫。只要我采下一把花，一群群的蚊虫就会来袭击我。更糟的是，有一次我还踩上了躲在暗处的一只小青蛙。收集花草这悲惨的一周过去后，我着手做一项轻松得多的工作，挤花汁。但如果你从来没有闻过鸭跖草花汁的味道……唉，到了周末，我非常庆幸又能回去烧染料了。
这些年我工作十分努力，但每晚睡觉时，总想起祇园。投降后不出数月，日本所有的艺伎区都重新开放了，但妈妈没有找我，我是不能自己回去的。她把和服、工艺品和日本刀卖给美国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所以现在她和阿姨仍然住在京都西部的小农场里，还开了家店，而我继续和岚野一家一起工作生活。
祇园离这里只有几公里，你也许会以为我常常回去。然而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五年，只回去过一次。那是战后第一年的一个春日下午，我为小纯太郎去上京区医院抓药。我沿着河原町大街一直走到四条，过了桥就到了祇园。我震惊地看见河边挤着一家家穷苦百姓。
在祇园我认出了许多艺伎，但她们都没有认出我。我没有和她们说话，只想用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来打量这个地方。但其实我走了一路，看到的根本不是祇园，而是我自己鬼魂般的记忆。我走在加茂河畔，想起许多个下午，豆叶和我一起在此散步。附近便是我向南瓜求助那晚，她和我拿着两碗面条坐过的长凳。不远处的小巷，延曾在那儿责备我让将军当我旦那。又走过半个街区，到了四条大街的拐角，那儿我曾让一个年轻的送货员丢了手里的午餐盒。在所有这些地方，我觉得自己像是站在舞台上，而舞蹈已经结束好几个小时了，寂静像雪毯一样沉重地压在空荡荡的剧场里。我去了我们的艺馆，依依不舍地望着门上的重铁锁。当我被锁在里面的时候，我想出来。如今沧海桑田，我被锁在外面了，却又想再进去。我已经成年，如果我愿意，自然可以在那一刻自由自在地走出祇园，再不回来。
战后三年，十一月的一个寒冷下午，我正在附属间的染缸旁烘手，岚野夫人下来说有人要见我。我从她的神情中看出，来访者不是某位邻家妇女。但我走上楼梯竟然看到了延，你能想象我有多么惊讶。他和岚野先生坐在作坊里，端着一个空茶杯，像是已经谈了一阵子了。岚野先生看到我就站起身来。
“延先生，我在隔壁还有点活，”他说，“你们两个在这里聊吧。我很高兴你来看我们。”
“岚野，别傻了，”延回答说，“我是来看小百合的。”
我觉得延这么说话不礼貌，而且也不好笑，可是岚野先生听了却哈哈大笑，他拉上工作间的门出去了。
“我以为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说，“但不是这样，因为延先生还和以前完全一样。”
“我从来不变，”他说，“但我不是来聊天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没出什么事。延先生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你的信读起来全像诗歌！你只会说美丽的潺潺流水，或类似的废话。”
“啊，延先生，我给您写的信可不是废话。”
“我也希望不是，但它们看起来就是。你为什么不说说我想知道的事？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祇园。每个月我都打电话到一力亭茶屋去打探你的消息，女主人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我以为你可能是得了重病。我想你比以前瘦了，但看来还健康。你为什么不回去？”
“我每天都想着祇园。”
“你的朋友豆叶一年多前就回去了。就连通三，年纪都一大把了，祇园一复业她就露了面。但没人告诉我，为什么小百合还没有回来。”
“说实话，决定权不在我手上。我一直等着妈妈重开艺馆。延先生希望我回去，我也一样急着想回去。”
“那么打电话给你妈妈，说时候到了。我已经耐心等了半年。我给你写的信你看明白了吗？”
“您说您想要我回祇园。我以为您的意思是，您希望很快在那里见到我。”
“如果我说我想你回祇园，我的意思就是，我要你整理行囊，回祇园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等你妈妈！如果她还不想回来，她就是个傻瓜！”
“很少有人说她好，但我能保证她不是傻瓜。要是延先生了解她的话，甚至可能会佩服她的。她把纪念品卖给美国兵，日子过得很好。”
“士兵不会永远呆在这里。你去告诉她，你的好朋友延要你回祇园。”说罢，他一手拿了个小盒子，扔到我身边的垫子上。然后一言不发，只边品茶边看我。
“延先生扔给我的是什么？”我说。
“我带来的礼物。打开吧。”
“如果延先生送我礼物，我先得把我的礼物给他。”
我走到屋子角落里，从我的物品箱里找出一把折扇，很久以前我就想把这送给延。一把扇子对于一位把我从进工厂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人而言，似乎太轻了，但对艺伎来说，用于舞蹈的扇子就像神物一般，而且这还不是一把普通的舞扇，而是当我达到井上派舞蹈师匠级时，我的老师送给我的。我从未听说艺伎会放弃这样的东西，这就是我决定把它送给他的原因。
我把扇子用一块方形棉布包好，过去递给他。他打开来看，脸上现出愕然之色。我早知他会如此，便把原委尽力解释了一番。
“真是谢谢你，”他说，“但我配不上它。把它送给比我更会欣赏舞蹈的人吧。”
“我不会送给其他人。它是我的一部分，我已经把它送给延先生了。”
“那么，我非常感谢，也会好好珍惜它的。现在打开我给你的盒子吧。”
解开外面的纸包和绳子，又打开几层报纸，里面是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我相信我收到石头的困惑程度和延收到扇子时不相上下。细看时，我才发现它不是石头，而是一块水泥。
“你手里拿的是我们大阪工厂的一块瓦砾。”延对我说，“我们四个工厂给毁了两个。整个公司能否撑过未来几年都很难讲。所以你瞧，如果你把你的一部分寄托在扇子里给了我，我想我也把我的一部分给了你。”
“如果这是延先生的一部分，我会珍惜它的。”
“我不是送给你来珍惜的，这是块水泥！我要你帮我把它变成一块漂亮的珠宝，让你来保存。”
“要是延先生知道该怎么做，请告诉我。我们都会发财了！”
“我要你在祇园办一件事。如果顺利，我们的公司就会在一两年内重振雄风。当我问你要回这块水泥，把它换成珠宝时，就是我终于要成为你旦那之时。”
我一听之下，浑身和玻璃一般冰冷，但我丝毫没有显露出来。“太神奇了，延先生。我做一件事，就能帮上岩村电器公司的忙？”
“这件事不好办。我不会骗你。祇园关闭前两年，有个叫佐藤的男人曾出席过知事的宴会。我要你回去招待他。”
我听了忍俊不禁，“这种事很难办吗？延先生有多讨厌他，我就能伺候得他更糟。”
“要是你还记得他，就会晓得有多难办了。他脾气暴躁，举止行为跟猪似的。他告诉我，他通常坐在桌子对面，就为了可以看着你。他除了你什么都不谈，一开口，就说到你，因为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坐着。也许上个月你在报纸上看到过他，他刚被任命为大藏省副大臣。”
“天哪！”我说，“他一定很有本事。”
“呵，有这个头衔的人少说也有十五个。我知道他把酒灌进嘴里很有本事，没见过他干别的事。我们这样一个大公司的未来居然要受这种人影响，悲剧啊！小百合，活在这个年代真是可怕。”
“延先生！您不能这么说。”
“怎么不能？没人会听我说话。”
“不是有没有人听您的问题，而是您的态度！您不能这样想。”
“为什么不能？公司的情形已经糟糕透顶。整个战争中，会长都拒绝接受政府要他做的事，最终他答应合作时，战争都快结束了，我们制造的东西都没有——没有一样——用于战场。但这有没有阻止美国人把岩村电器列为和三菱一样的财阀呢？荒谬。和三菱比，我们就像麻雀看着一头狮子。还有更糟的，如果我们没法在这个案子上说服他们，岩村电器就会被查封，设备都会被当作战争赔款出售！两周前，我就说过这够糟的了，但如今他们又派了佐藤这个人来复审我们的案子。那些美国人觉得让日本人来接替这个职务是很高明的一着。哼，我宁愿看到一条狗来当这个官，也不希望是这个人。”突然，延打断了话头，说：“你的手是怎么回事？”
自打从附属间上来，我就尽量把双手藏起来。显然延不知怎么还是看见了。“岚野先生好心让我去煮染料。”
“指望他知道怎么把这些色渍除去，”延说，“你不能这样子回祇园。”
“延先生，我的手不成问题。我只是不知道自己能否回祇园。我会尽力去和妈妈说，但说到底，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再说，我相信别的艺伎也能帮上这个忙。”
“没有别的艺伎！听我说，一天我把副大臣和另外六个人请到一家茶馆。他先是一个小时没说话，然后终于清了清嗓子说，‘这不是一力亭茶屋。’我对他说，‘不是一力亭茶屋。您说得当然没错。’他像头猪似的哼哼了几声，又说，‘小百合在一力亭茶屋陪客。’于是我告诉他，‘不是的，副大臣，如果她在祇园，一定会过来陪我们。但我告诉您，她不在祇园！’于是他就端起酒杯……”
“我希望您对他能更礼貌些。”我说。
“我当然不会！我只能忍着陪他半小时，时间再长我就没法保证会说出什么话来了。这就是我要你去的缘故！别再跟我说，这不是你能决定的。这是你欠我的，你非常清楚。再怎么说，其实是……我想借此机会和你呆上一段时间……”
“我也想和延先生在一起。”
“你来的时候别抱任何幻想。”
“过了这几年，我想我是一点幻想都不剩了。不过，延先生可是在特别考虑什么事？”
“一个月内，别想我来做你旦那，这就是我说的话。只要岩村电器没有复苏，我就没有条件来提这种请求。我很是担心公司的前途。但说实话，小百合，我看到了你，就觉得未来有希望了。”
“延先生！您太好了！”
“别说笑了，我不是在讨你欢心。你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岩村电器一日不复苏，我就不能当你旦那。或许公司注定是会复苏的，就像我注定会遇见你。”
战争最后几年，我已经学会不去想什么是注定，什么不是注定了。我常对邻家妇女说，我不肯定自己能否回祇园，但事实上，我一直知道我能回去。无论我的命运是什么，它在那里等我。这些年里，可以说，我学会让我性格里的水凝滞结冰。唯有用这种方法停止我思潮的自然流动，我才能忍受这等待。如今听到延提到我的命运……哦，我感觉他粉碎了我体内的冰，再次唤醒我的夙愿。
“延先生，”我说，“如果给副大臣留个好印象很要紧的话，陪宴的时候，你也许应该把会长请来。”
“会长是个忙人。”
“但如果大臣对公司的未来很重要，确实应该请他来……”
“你还是关心自己怎么去吧。我关心的是对公司最有利的事。如果这个月底你还没有回到祇园，我会很失望的。”
延起身离开，他得在晚上之前赶回大阪。我陪他走到门口，帮他穿上大衣和鞋子，又给他戴上呢帽。之后他久久地站着看我。我以为他会说我很美，因为他有时无缘无故地看我后，就会这么说。
“天哪，小百合，你看上去真像个农妇！”他说。他转身走时，脸上带着一丝愁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