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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女神行走人间路

1955年3月31日,林徽因几天没有进食,全身无力,多个器官衰竭。夜半,她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我要见一见梁思成。”

护士看了眼指针刚刚落到“2”的时钟,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可是,她已经没有明天了。

她很快陷入了深度昏迷,再也没醒来。最后的话,她终究没能亲口告诉梁思成。当陪伴了她二十七年的丈夫在护士的搀扶下走进病房时,她平静、安详、冰冷,再也没有了气息。

他第一次哭得不能自已,摸索着坐到她的床边,拉着她的手,不停地重复:“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凄惶又感伤。

原来,在生命的尽头,无论曾经怎样的丰富与绚丽,都不过是一个苍凉的句号,她的句号划在1955年4月1日6时20分。

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嫁得好、爱得好,“五好女性”林徽因完美得像一尊偶像,把其他同性映衬得平淡而局促。

女人们对她总是两边倒的态度,欣赏的奉为指路明灯,恨不能按模子复刻一份爱情事业双丰收的灿烂人生;不入眼的鄙夷她虚伪作秀,花蝴蝶一般穿梭在男人堆里,靠绯闻、花边和半吊子的才情博得美女兼才女的虚名。

而男人们,却把她当做解语花,争先恐后挤进她的“太太客厅”,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最出色的男子,胡适、徐志摩、沈从文、萧乾、金岳霖、李健吾、朱光潜等等,把这样一批优质而成功的异性聚拢身边,至少,她不是个虚妄的女子。

抛开那些夸张的吹捧、泛滥的溢美和捕风捉影的八卦,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子?

1904年6月10日,她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极品牛棚(牛人之棚),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与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友;堂叔林觉民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妻书》的作者。

或许上苍为了平衡,给了她如此优秀的父亲便为她安排了极其平凡的母亲,她的生母何雪媛是父亲的侧室,思维就像自己的小脚,守旧还有点畸形,家里开小作坊,目不识丁不说,还急躁任性,与自己工书法善女红的大家闺秀婆婆游氏素来不和。何雪媛为丈夫生下了最得宠的长女林徽因,之后,还生过一男一女,却接连夭折了。于是,林长民续娶了上海女子程桂林,林徽因便叫她二娘,二娘虽然没有文化却性情乖巧,一连生了几个儿子,得到了丈夫全部的宠爱,何雪媛被长期遗忘在冷僻的后院。

童年,她陪母亲住在后院,前屋常常传来父慈子孝、夫敬妻贤的笑声,母亲的院落却死一般的寂静。这个敏感的女儿,夹在爱她的父亲,与不被父亲爱的母亲之间进退两难,母亲常年被冷落的怅恨积攒成了无孔不入的怨怼,脾气越来越坏,性格也愈加偏执,她珍惜父亲的爱,却逃不开母亲的仇恨。

中国传统式多妻家庭孩子的委屈、痛楚,使她异常自尊、早熟和焦虑,甚至,庶出的身份也成为她心底恒久的痛。不幸福的家庭生活让她在面对自己的婚姻时异常慎重——徐志摩以为离婚后就能和她在一起,多少有点儿诗人式的一厢情愿。

少女时代,她最幸福的时日便是陪同父亲旅欧的那段光阴,骄傲而开明的父亲慈爱地望着她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父亲,是生命中第一个欣赏她的男子。

我常想,如果她临终前有机会见上梁思成一面,她留给他最后的话会是什么?是感谢他一生的宽厚吗?

月亮总以璀璨的正面示人,直到阿波罗13号拍回照片,人们才看见那些坑坑洼洼的环形山;犹如,我们总是轻易发现别人的光鲜亮丽,却看不见光亮背后的黯淡。

抛却完美女人的光环,她其实是个脾气暴躁的女子,体弱多病,极度自恋,姑嫂龃龉,婆媳寡淡,说起话来不留余地毋庸置喙,是个有文化的话唠。

所有这些,他如同欣赏她的优点一般,都接受了。

她常常在夜晚写诗,还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咏思虑佳作。她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得意极了:“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

他却逗她:“我看了就没晕倒。”

她气得要命,怪他不会欣赏她,却一辈子用着他做的仿古铜镜。

那是他用了一周时间雕刻、铸模、翻砂做成的,镌刻着“林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的字样。

对于她登峰造极的自恋,他另有一番唱和。

当年,两人青春做伴不知愁滋味,徜徉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他常常耐心地在女生宿舍下等待梳妆打扮的她,时常等上二三十分钟,她才装扮好,姗姗下楼。

为此,他的弟弟梁思永曾写过一副对联调侃兄嫂:林小姐千装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

她去世之后,他想着这些青涩往事,物是人非,弟弟和她都先走一步,心如刀割。他用她生前躺在床上经常用的小图板,为她设计墓碑的样式。

陪她走了一生,再送她走最后一程,他的确是“诚心诚意”。

逃难时,为了方便她治病,他学会了输液、打针,不厌其烦地把那些器皿用蒸锅消毒,然后分置各处,一丝不苟。

在湿冷的李庄,为了让她暖和一点儿,他经常亲自侍弄火炉,生怕别人不小心弄熄了火。

他想尽法子劝她多吃,亲自准备食物,甚至,她吃之前,他总要亲自尝尝咸淡。

她脾气原本便暴躁,病中肝火更旺,时常责骂、训诘,他都微笑以对。

甚至,肺病是传染的,但她那强烈的自尊心忌讳别人议论她的病,更忌讳家人和她分餐,她觉得那是一种嫌弃,他便和家人与她同桌进餐,虽然暗自做了预防,但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

可是,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付出的一切,对他的辛劳,她同样投之木桃,报以琼瑶。

在昆明时,通货膨胀早已让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变成了贫贱夫妻,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她不得不外出教书来维持生计。

她一个星期来往四次,走将近十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六点钟的英文补习,一个月所得不过40元法币的报酬。

颠沛中他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不知所踪,皮尺是测量时的必需品,他愁眉不展,沉默不语,她便瞒着他,毫不犹豫地在黑市花23元的高价另买了一条送他。

这怎么不是爱呢?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家准备南渡逃亡,那正是她最需要治疗的时候。临走前几天,她去医院检查,被医生严重警告。可是,逃亡关系着全家人的安危,她便说:“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走的那天,她是病着的,但她没有说,硬撑着开始流亡。

在昆明,她发烧至四十度,昏倒在大街上;从昆明到李庄,他没有随行,她一路操着更多的心,在破卡车上颠簸了三个星期,她彻底病倒,卧床六年。

抗战胜利后,美国著名胸外科医生里奥·埃娄塞尔博士给她做了病理检查,结论是两肺和一个肾感染,存活期约为五年。

这也算得另一种支持吧?

她去世后,清华的许多老朋友,比如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钱端升、沈从文等等,纷纷责怪梁思成,说是他的选择造成了她的早逝。

他们怪他,在没有能力保持她健康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事业,让她失去诊疗和休养的机会;

他们还怪他,家事生活都没有处理好,爱国心和事业心却那么强,又死板有余变通不足,这个“舍生取义”的书呆子,“义”没取到,她的“生”却被舍弃了。

而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他。

所以,他才会坦然地说:“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

她何尝不懂他?

从1930年到1945年,她和他共同走了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等,通过他们得到了世界的认识,从此被保护。

那时的考察绝不像现在的自驾游,艰难而辛苦,两人的朋友回忆:

“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先上去。这种勇敢精神已经感人至深,更可贵的是林先生,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在人生的经营中,她付出了远超寻常女子的努力与勤奋,这也是她与陆小曼之间最大的不同,陆小曼始终是朵仰仗他人的菟丝花,抵不住货真价实的辛苦,离不开喧嚣的社交场和男人的爱情。


而她,
享得福也受得苦。

所以,梁启超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会撂出一番掷地有声的话:

“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新结婚的,都是过来人!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为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对她,却如慈父。

当年,她在异国痛失父亲,也断了继续求学的经济来源,她想回国谋生,又考虑在美国打工自己挣学费。梁启超得知后不同意,在给梁思成的家书中说:“徽因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为了兑现承诺,梁启超动用了股票利息,并直接给她写信:“渡过苦境,鼓起勇气,替中国艺术界做点贡献。”

梁任公喜欢的女孩子既灵秀,又有事业追求和社会责任感,还要遵循礼法,他的女儿个个如此,他选择儿媳妇也是同样的标准。

如果说她爱得聪明,她的聪明之处便在于此:她早早明白了嫁给一个人,便是嫁给一个家庭。

梁启超的舐犊之情、人生指导、学问修养、声名地位不是富商徐申如可以比拟,梁思成的宽容大气、勤奋踏实也不是徐志摩的诗人气质所能匹敌,一段离婚续娶的婚姻,更不能和青梅竹马的原配并论,即便她眷恋诗人的浪漫,但她很清楚,那只能远观。

于是,成功的婚姻重塑了她,她不仅彻底摆脱了心底庶出的阴影,走进了另一个声名显赫、门当户对的家族,更在学业和事业上寻找到了最佳拍档,这种合拍弥补了婚姻中琐碎的消磨。

如果这是世故,那她肯定有点儿。

1953年的夏天,在一次欧美同学会的聚餐中,她指责当时负责北京城建的副市长吴晗破坏文物建筑。她热泪盈眶,冲动而激愤,甚至,严重的肺病让她声音嘶哑,她依然用并不动听的声音据理力争,动情处,不惜指着吴晗的鼻子谴责。

她面对着北京市委领导当场辩论,泪如雨下,义愤填膺地说:“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

她确实是个锋芒毕露的女子。

只是,她的干脆利落、不留余地、不媚上、不逢迎从来不仅仅在“客厅”与社交场;她的嬉笑怒骂、悲欢离合更不仅仅是小女人式的惺惺作态。

她或许会坦荡地对丈夫说:“我可能爱上了别人。”但她更能够在自己的建筑思想和学术追求被错误批判时坚持己见,陈占祥说她“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

她是个幸运的女子,没有错过生命中任何季节,甚至,每个季节都活得繁茂而绚丽。少女时,跟随父亲游历欧洲,博闻强识,陶冶心胸;少妇时,与年貌相当的丈夫携手游学,开启中国女子研习建筑的风气之先;中年时,学贯中西,成为清华的国宝级教授,中国建筑学的先驱。

她还是个充满了“文艺复兴色彩”的女子,文艺的、科学的、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人文历史、工程技术,汇集一身,甚至在很多不相干的领域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她写诗,三言两语便清丽脱俗;她作文,排篇布局自有周章;她治学,既是思想先行也是理论奠基;就连谈恋爱,也牵动着那个年代不同领域声名卓著的男子。的确,她的经历太丰富,人生素材太充沛,以至于想把她描绘成游戏人间的社交名媛,她便奉上绯闻与传说;想把她塑造成旷古难寻的才女佳人,她便奉上家世与诗歌;想把她打造成孤傲清冽的知识分子,她便有等身的著作和名言。

只是,在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们关注她的情事多过她本身,她被传奇成了一个粉红色的明星。

她的女儿梁再冰说:“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

或许,这更接近真实的她,而我们爱的,不过是想象中的她。

甚至,曾经身畔的那些男子,爱的也不过是想象中的她。

唯有梁思成,爱着真实的她。

众里识得他并与他在一起,是她一生最聪慧的选择。

治愈你/

女神是轻松做得的么?她们光洁的脑门儿上都凿着三句话:

Never give up!

Always try hard!

Make every one happy!

花在饱读诗书上的时间不比保持身材短,用在规划人生上的功夫不比梳妆打扮少,如此,方能塞进零号礼服,拾掇起一身仙气,甚至她生的孩子,都必须是漂亮而有教养的。

每一个女神,都活得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