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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梦想是朵永不凋零的花

宋庆龄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是1894年,那一年,孙中山二十八岁,宋庆龄一岁。

作为革命先驱战友宋嘉树的女儿,她从小就知道孙先生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而父亲则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这个聪慧的女子,居然公费考入美国威斯里安学院,而不是仰仗显赫的家庭,获得求学的机会。

当梅肯州的报纸发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消息时,她和妹妹美龄还是两名小小的留学生,她们激动地扯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用脚用力地踩,年幼的美龄挥舞着拳头,涨紫着脸高喊:“打倒——龙!打倒皇帝!”

她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原先龙旗的位置,一把拉过美龄,面向五色旗并排站好,宣誓般地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

她洋洋洒洒写了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威斯里安学院的杂志上,她说:“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这般深刻的思想,连待在大总统孙中山身边担任英文秘书的姐姐宋霭龄也难以相比。

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岁,对大总统仰慕极了,或许,这就是后来“受尽非议”的婚姻的伏笔。

当她的姐姐宋霭龄因为结婚不再担任大总统的秘书时,她继任了这份工作,甚至,进入角色的速度之快,连她的上司都惊讶不已。

晚年,她向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的婚姻:“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她确实是个罗曼蒂克的女子,和他无所不谈。自己的家庭琐事,他的妻子和孩子,革命的危险与机会。在景仰的男子面前,她表现得并不像一个单纯的小粉丝,而是一个平等智慧的女子,她经常打断他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描述对革命的理想、期盼和解救中国的愿望,她眼睛里闪烁着热烈的光彩,像一支火炬,点亮了他一度灰暗的情绪和失落的心境,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仅获取了精神支持,更得到了事业助力。

她陪伴了他半年之后,他创立了中华革命党。他真真切切地觉得,要完成革命大业,他不能没有她。

而她,由衷地爱着他,梦想为他和他的事业奉献一切。

所谓的罗曼蒂克,总是带着强烈自我牺牲的悲剧美。

爱情遭到了意料之中与之外的阻力。

宋家大姐最不能容忍的是,看见一个傻瓜在自己曾经失败的领域获得成功,哪怕亲妹妹也不行。当年,宋霭龄对孙中山的追求,在孙中山和宋家的生活圈里人尽皆知,妹妹却执意去做自己曾经碰壁的事,已经不给自己面子,孙中山接受妹妹的爱情,更是跌自己的脸面。

向来强硬的宋家大姐绝不愿无声地摔倒,宋霭龄郑重地与父亲交谈了这件事,反过来将了妹妹和她的爱人一军,纵然是曾经敬爱的领袖,纵然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那又如何?

要成为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必须经历政治与亲情的双重考验。

宋家三姐妹中,她的性格并不像姐妹那样大胆泼辣、锋芒毕露,相反,在大多数照片中,她都是沉默而安静的,细软的鬓发与坚毅的嘴角对比鲜明,雕刻般美丽的脸庞与清冷笃定的气质相得益彰。

她腼腆内向的外表,与倔强刚强的内里相辅相成,形成了柔中带刚的牢固组合。宋氏家族教养、交往阶层和主流美式学校教育深深渗入她的血液,她或许是兄弟姐妹中最本性、最坚毅、最具有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普世人文思想的一个。她比姐姐宽厚质朴,比妹妹豁达本真,她不是为政治权谋而生的政客,她是真诚希望在中国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的既理想又激进的女子。

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然而然吸引了她。

母亲以慈母情怀百般开导劝解,她不失分寸柔中带刚地反驳,连好教养的父亲也听不下去了,冲进屋里,摆出家长的权威斥责,大声呼叫,她第一次见识父亲的火爆脾气,但是,她抿着嘴唇,一言不发。

父亲像被刺穿的皮球,瘪了下去,只剩下气喘吁吁徒有其表的挣扎。

父亲把她软禁在上海的家里,由女仆看管,不许离开房间半步。

1915年6月,孙中山把原配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她在女仆的帮助下跳窗逃走来到日本。

在跳下窗子的那一刻,不知她是否有过瞬间的犹豫。

10月25日上午,他们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了结婚手续,下午在朋友庄吉家里举办婚礼。那一年,他四十九岁,她二十二岁,照片上,她的嘴角抿起远超年龄的坚毅。

只是,无论他还是她,结婚照上都看不见寻常男女的幸福和甜蜜,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仿佛要用眼光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庄吉女儿回忆,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叫:“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孙中山走到门口台阶上对他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

然后,磕了三个头走了。

合情合理的开始和匪夷所思的结局。一个骄傲的父亲该多么悲伤、愤怒、痛苦、无奈才能做出如此失态的举动。

但是,父母依旧为她置办了丰厚的嫁妆,派人张扬地送到日本,以此回答社会盛传的流言蜚语,修补家庭成员的裂缝。

她晚年提起这事充满伤感:“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但是,她与她的大姐,此生难得情投意合的默契。

1925年1月,协和医院确诊孙中山的病情:肝脓肿转为肝癌晚期。

3月11日下午,他叫来何香凝,千叮咛万嘱咐地交待: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舌头硬了,何香凝立即表示尽力保护夫人。他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

最后,泪流满面的宋庆龄托着他的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了字。

他去世了。

她一生中最柔弱无助的照片,摄于他的灵前。第一次,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坚毅和笃定,哀婉凄迷地望着远方,她的心里,那根忧伤的稻草早已压弯了腰。

斯诺说:“孙博士1925年去世后,蒋通过一个中国媒人向她求婚。她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于是断然拒绝。”

他去世后,她秉承他的遗志,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事业为事业,几乎再也看不到她私人化的情绪,她的人生背景总是领导国民党左派斗争、抗日联盟统一战线等历史大事件。

1949年6月28日,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从北平去上海接她。

火车在旷野上奔驰,他们一路畅谈,旅途好像一眨眼般,火车就进站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她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尘埃落定,她的私人情感才在时代宏大的背景中流露出蛛丝马迹。

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和我一样,也是三兄弟、三姊妹,可是我却无法和他们通信。”她总是尽一切可能设法打听姐妹兄弟的情况,而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宋、孙两个家族都很少有人和她来往。

海外有人捎给她一张宋美龄的近照,她端详良久,眼睛里泛起泪光:“我和三妹很久没有见面了。”

她最心爱的弟弟宋子文,虽然与她政见相左,却情谊深厚,弟弟送给她一只小型金壳收音机,和一架“施特劳斯”牌钢琴,被她视为最珍爱的物品,陪伴她度过了若干个孤寂的日夜。

她出身于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庭,经历了最纷繁芜杂的纷争,却始终是个纯粹的女子。她最为人熟知的形象便是微笑站立在他的身边,或者,在各种各样的庆典、仪式中端庄居中而坐,在尊贵图腾的辉映下,她尊荣极了,永远在圣坛上被崇敬和膜拜。

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女子,她幸福吗?

卸下沉重的家国情怀,“宋庆龄”这个被尊崇敬仰的名字恐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同情的女性。

在生命如玫瑰般绽放的季节,却没有体验青春的烈火才能点燃的激情,便站在了一位父亲般的伟人身旁。

伟人故去,她被尊上圣坛,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政治的意志和方向,她是否有过片刻的轻松?热爱孩子的她,一辈子也没能当上母亲;爱比天大的她,独居五十六年。

她没有姐姐一般儿孙满堂、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也没有妹妹一样琴瑟和谐、相伴到老的夫妻之情。

远离了小女子的喜怒悲欢、爱恨纠葛,她做的那些事,有多少才是作为一个女子真正想做的?

1915年10月的那一天,如果她预知了自己的命运,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跳下那扇窗?

治愈你/

有些女子生来不关注你我这些凡俗女人毕生的渴盼:爱情圆满、美貌永存、夫唱妇随、儿孙绕膝、事业小成等等,比如宋庆龄、居里夫人、秋瑾、吕碧城这些心怀理想的“大”女人。

对于她们,梦想的驱动力才是一切行为的原动力。

所以,她们能够忍耐常人不能想象的寂寞和孤独,承受外界不理解和非议的利刃,穷尽一生的能量上下求索,心阔天地宽,永不言弃。

一个人能够为理想付出多大代价,就能走得多宽多远。

小女人改变生活,大女人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