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男人：你在学校的时候研究过拍电影吗？
桑迪：没有，在学校我什么都没研究，是他们研究我。
———《星尘往事》
史提格：既然我们将要谈到你的电影生涯，不如就按时间顺序来回顾吧，当然也可以意识流地跳跃着来谈，类似于某种“闪回”1的方式。
离开瑞典前，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重看《爱丽丝》的开头。我很爱这部电影，看了很多遍。在我的印象中，影片的开场是一个早晨，爱丽丝和她的丈夫、孩子们在一起……但其实并不是那样，真正的开场是爱丽丝和她未来的情人在水族馆的一场戏，这件事让我知道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对细节应该永远保持小心。
伍迪：的确是这样，人在回忆看过的电影时往往会有偏差。
史提格：但这恰好符合你电影所传达的意识流风格，那种建构的自由。我想知道对此你怎么看。
伍迪：电影的美妙就在于此。有点像写散文，没有限制，你可以随意地处理时间，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有些人按照严格的线性叙事拍出了好电影，也有人喜欢不那么线性的、不紧扣主题的思维方式，我比较倾向于后者。我喜欢自由穿梭于时间，这是很自发的行为，并非下意识的。
史提格：那些看似无关的情节也是在剧本中就已构思好的内容吗？
伍迪：大部分是的，还包括我在剪辑室里或拍摄时的种种想法，但总的来说都是早已内在于电影结构中的东西。
史提格：现在要开启“闪回”模式了。你最初关于电影的记忆是怎样的？还记得你看的第一部电影吗？
伍迪：很难说，我想可能是《白雪公主》或类似的迪士尼电影。我记得那是1940、1941或1942年，从那之后我就成了经常光顾电影院的影迷。
史提格：那时你才五六岁或七岁吧……
伍迪：是啊，我是1935年12月1日出生的，差不多五岁的时候就被带去看电影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地迷上了电影。我小时候住在布鲁克林的中下阶层居住的地方，周围步行就能到的电影院有二十五家，所以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看电影。那时候每年都有大量新片上映，你可以在同一个月里看詹姆斯·卡格尼、亨弗莱·鲍嘉、贾利·库珀、弗雷德·阿斯泰尔的电影和迪士尼电影等等，实在是惊人的丰富。
史提格：我也很早就成为影迷了，但是比你晚些。我第一次看电影是在十一岁的时候，对我来说第一次进电影院更像是一种启示，一次近乎宗教性的体验。那是米高梅 (MGM)2 的一部音乐剧，我瞬间就迷上了女主角简·鲍威尔，此后我几乎每天都看电影。
伍迪：你看的是《玉女嬉春》吗？
史提格：不，是《海上璇宫》。你父母不反对你喜欢电影吗，有没有阻止过你看电影？
伍迪：从来没有。小时候有个比我大一点的表姐每星期带我去一次电影院，后来等我大一些的时候，有些邻居小孩的家长的确反对他们去电影院，大人们总是说“夏天到了，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去阳光下玩耍，做些体育运动，去游泳”。那时有传言说看电影对眼睛不好什么的。我讨厌夏天，讨厌燥热的天气，讨厌阳光，所以经常到电影院去孵空调。我每周去四五六天，有时甚至每天都去，只要我能凑到足够的钱。那时总有双片连映，我很喜欢！但冬天的时候要上学，就只能周末去，我通常周六和周日去，有时周五下午一放学就去。
史提格：只要是上映的电影你都会看吗？还是有选择性地看？有没有偏爱的电影类型？
伍迪：刚开始不管什么电影，只要电影院放我就看，后来长大一些开始迷爱情喜剧，那种高雅喜剧3 。我喜欢马克斯兄弟4 和悬疑谋杀类电影。
史提格：马克斯兄弟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有些品味超前吧？
伍迪：我的喜剧口味一直都偏成熟，即使在很小的时候也不太喜欢低俗喜剧5 。不像费里尼，我从来不喜欢小丑，这可能是因为美国人眼中的小丑和欧洲人眼中的小丑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吧。我从没喜欢过马戏团小丑，对低俗喜剧也欣赏不来，反倒是一下子就被高雅喜剧吸引住了。普雷斯顿·斯特奇斯和40年代早期的一些高雅喜剧是我的最爱。马克斯兄弟大概属于异类，他们很通俗，也像小丑，但又极其复杂高雅、诙谐机智。直到今天我都不太喜欢劳莱和哈台6，但我那一代人和我的朋友们都觉得他们很棒，总是试图向我解释我错过了什么。其实我并不讨厌劳莱和哈台，只是他们无法让我产生共鸣，因为我从来都不喜欢低俗喜剧。
史提格：我很喜欢《音乐盒》，我觉得那可以算一部杰作。
伍迪：他们的确有一些很滑稽的东西，但总的来说，我对无声低俗喜剧无感。我对卓别林本人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滑稽的人，他的幽默、搞怪和真诚都无与伦比。我不觉得巴斯特·基顿有多滑稽，他的电影固然是上乘的大师之作，是经过精心设计、天衣无缝的，但他本人无法引我发笑。相反，当卓别林走在街上，他身上就有一种恶作剧的感觉，只要他粘上那撮胡子，就仿佛换了一个人。相比之下，基顿则无法激起类似的感觉。客观地说，如果单从技巧方面来评判，基顿的电影无疑是优秀的，但如果从感觉和对观众的影响来判断高下，我认为卓别林更幽默，也更有趣。我喜欢《城市之光》胜过任何一部基顿的电影，虽然我在看《船长二世》和《将军号》时，也能看出它们很棒，毫无疑问是一流的作品。
史提格：他的电影有一种严谨。
伍迪：是的，我敬佩和欣赏那种精巧，但那与卓别林带给我的情感上的共鸣，以及他与观众之间的精神联系，却不可相提并论。
史提格：马克斯兄弟哪里吸引了你？
伍迪：他们才思敏捷，那种荒诞、超现实，还有难以言喻、动机不明的疯狂都太美妙了。奇科和哈勃都才华横溢，而格劳乔是他们中最棒的一个。他们极具天赋，每一个动作都有某种幽默在里头，就如同基因一样。我经常做这样的类比，假如你让毕加索那样的人画一只兔子，普通的小兔子，然后再让一个还在上学的小孩画一只同样的兔子，毕加索的线条中肯定有某种独特的东西。他不需要做多余的事情，不需要依靠某个多么了不起的想法，但在他的线条里就是有那么一种东西，让你能感受到它的美。同样，有些人演奏小提琴，一样是照着乐谱，但那种感觉、那种声调就是动人。格劳乔也是如此，如果你和他吃一顿饭，听他讲话，你就能感受到他的幽默，并不是他故意要变得幽默，也不是他所讲的内容有多幽默，是他的节奏和声调里有某种幽默。我是马克斯兄弟的头号影迷，他们的电影充满活力，又荒诞不经。
史提格：你会一遍又一遍地看他们的电影吗？
伍迪：是的，只要附近的电影院放，我就一定会去看。我经常反复看一部电影，喜欢的电影我会年复一年地看，从来不会厌倦。
史提格：你和格劳乔很熟吗？
伍迪：是的，我和他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人很好。当然也有人说他早年是个令人生畏的家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变得柔和了。也许是那样吧，我不知道，但在我的印象中他非常友善，满脑子奇闻逸事。我们都很欣赏对方，他在某些方面简直就像你在家庭聚会上碰到的、总是满口俏皮话的那种舅舅。大多数舅舅虽然比不上喜剧演员，但他们总会讲一些幽默的俏皮话。格劳乔就很像那种你会在亲戚的婚礼、葬礼或是什么聚会上碰到的舅舅，站在自助餐桌旁一边拣鸡肉一边讲笑话。
史提格：你认识格劳乔的时候，其他四个兄弟都已经去世了吗？
伍迪：不，我见过哈勃。有一次我在某个酒吧演出的时候，哈勃来看过我，但我不认识奇科和另外两个兄弟——甘默和泽伯。
史提格：在《开罗紫玫瑰》的开头，米亚·法罗饰演的塞西莉亚和她的妹妹在谈论电影和电影明星，她们看起来不仅对电影感兴趣，还对影星在银幕之外的生活感兴趣，你刚开始迷电影的时候也是如此吗？
伍迪：我不太关心明星的私生活。小时候我能认出电影里的每一个演员，八九岁的时候就基本上没有我不知道的演员了，因为我看了太多电影，研究了很多电影杂志，但我对八卦从来不感兴趣。
史提格：那时你有注意到电影幕后的那些人吗？那些真正制作电影的人，比如导演什么的？
伍迪：那是后来才注意到的。我长大的那个年代流行明星制，美国尤其如此，没有多少人关心导演是谁。我是后来才开始明白导演到底是做什么的。
史提格：除了马克斯兄弟，还有哪些影星是你想在银幕上看到的？
伍迪：太多了，我喜欢弗雷德·阿斯泰尔、亨弗莱·鲍嘉、詹姆斯·卡格尼、爱德华·罗宾逊，还有大家都喜欢的詹姆斯·斯图尔特、贾利·库珀、艾伦·拉德等等，我全都爱看。
史提格：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电影导演这一角色的？
伍迪：直到十几岁我才开始意识到有些导演比其他导演更胜一筹。大概十五岁左右，我家周围开始出现一批外国电影馆。“二战”的时候是看不到多少外国电影的，战后我才开始接触到一些一流的欧洲电影，因为那时只有最好的欧洲电影才能被引入美国。于是我开始留意那些极好的意大利导演，还有法国导演和德国导演。有一天我看了一部伯格曼的电影，但那是更晚一些的时候了。
史提格：还记得是哪一部吗？
伍迪：《不良少女莫妮卡》。那部电影太美了，绝对美妙。然后我又看了《小丑之夜》，被彻底迷住，太惊人了。当时美国有过一阵“伯格曼热潮”，《野草莓》《第七封印》，还有《面孔》，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伯格曼在这边的艺术剧院非常抢手。
史提格：这些外国电影与你看过的美国电影有什么不同？
伍迪：当然很不一样。我和朋友一下子就爱上了外国电影，因为它们远比美国电影更成熟。当时的美国电影基本上都是娱乐性的、逃避现实的，而欧洲电影——至少我们看过的欧洲电影——更具抵抗性、也更成熟，不像那种愚蠢的西部牛仔片，也不是讲一个男孩遇到一个女孩，失去她最后又重新得到她的那种无聊的娱乐片，所以我们喜欢欧洲电影，那是一种大开眼界的美妙体验，对我们影响很深，也激发了我们对导演和电影历史的兴趣。
史提格：你刚才说“你和朋友”，是你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表姐吗？
伍迪：不是，小时候是表姐带我去看美国电影，但大一点的时候我就和同学一起去了。我们非常喜欢外国电影，发现外国喜剧也很有趣。
史提格：比如哪一部？
伍迪：我记得有不少，比如《花开骑士》7和雅克·塔蒂的早期作品，还看了不少好玩的英国电影。还有雷内·克莱尔！第一次看《我们等待自由》8的时候太震撼了。不过严肃的电影才真正具有启发性，比如《偷自行车的人》9，那种感觉无法言表。让·雷诺阿的电影也很棒：《游戏规则》《大幻影》，还有他的短片《乡间一日》。那时还接触到一些早期的费里尼的作品，但我并不记得看过很早期的伯格曼。对我来说，伯格曼的风格始于《不良少女莫妮卡》，他在那之前拍的电影让我觉得类似美国电影的风格，像拍得很棒的美国电影，但自从哈里特·安德森出演《不良少女莫妮卡》之后，伯格曼的电影就开始转向诗性风格了。
史提格：伯格曼的电影生涯是从编剧开始的。他在40年代早中期的时候为瑞典最大的电影公司创作了许多剧本。他和其他编剧看了大量的美国电影，因为他们被要求研究和复制美国剧本的创作方式，那是制片人的要求，所以他早期的电影里有美国电影的痕迹是很自然的。对电影的兴趣有没有让你产生过成为一名电影制作人员的想法？
伍迪：那倒没有，但小时候有一回在看一部海盗电影的时候，我心想：“天，我也可以那么干，我也能拍一部那样的电影。”那时候才七八岁吧，就像做白日梦一样。
史提格：还记得是哪一部电影吗？
伍迪：是泰隆·鲍华演的《黑天鹅》10。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产生那样的想法，因为我看过的电影太多了。也许是因为它的色彩，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比其他电影更有趣吧。我的确想过要成为一名作家、剧作家，那时我还不知道拍电影是怎么一回事，只想成为剧作家。
史提格：你很早就开始写作了，为喜剧演员写台词，为报纸写故事，为电视节目写段子等等。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我是指在你把它寄给别人看或出版之前。
伍迪：我一直在写，即使在我很小、甚至还不太会阅读的时候，我就挺擅长讲故事的。我一直说我写作早于阅读。十六岁还在念书的时候我就靠写作挣钱了，他们雇我写一些笑话和段子，之后我开始为电台、电视和喜剧演员写作，再后来我成为了喜剧演员，就为自己写作。再后来开始写电影剧本，最后拍电影。
史提格：写作使你愉悦吗？还是说看到空白的纸页会让你感到焦虑？
伍迪：完全不会焦虑。这一点我和毕加索很像，他曾经说，当他看到一块空白的地方，就会想去填满它。我也是如此，没有什么比展开一张巨大的黄色或白色的纸更让我兴奋的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填满它！我爱这个过程。
史提格：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故事的？最开始的时候你只是为自己和其他一些喜剧演员创作笑话和小品吧？
伍迪：距离开始写作的几年之后吧。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写一些小剧本，但写得并不好。
史提格：为什么说自己写得不好？
伍迪：那时我还没有经验。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很早就被赶出了学校。我不懂文学，也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我花了很长时间给自己充电，大量阅读，看了很多剧作。之后我又为夏季剧场创作故事梗概，通过观察观众的反应学到了很多。随着渐渐长大和成熟，我在这方面也比从前更得心应手一些。
史提格：当我们问一个作家，他是如何学会写作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往往是通过阅读。导演也是如此，学会拍电影是通过看大量的电影。然而现在有了电影学院，还有一些创意写作之类的课程。你是否认为这种创作技能应当通过个人经验的积累而不是学校的教育来获得？
伍迪：没错，这是苏格拉底式的，它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感染你。比如，想要成为一名爵士音乐家，你必须听很多很多爵士乐，这说明你足够热爱。你不能这样想：我是为了学才听它。你是因为热爱才去听，你不停地听，不停地听……最终就能学会。你能从耳濡目染中学到一切，写剧本、拍电影和演戏都是如此。你要么爱上阅读，要么爱上看电影，要么爱上音乐，到了一定的程度，一段时间以后，不需要任何企图，它自然就浸润在你的血液和神经纤维之中了。不应该把学习变成烦琐的任务。比如一些演员在刚入行的时候看马龙·白兰度，他们就是爱看他的电影，一遍又一遍地看，然后潜移默化地吸收了他的表演风格。你会发现音乐也是这么一回事，有的人听查理·帕克11，因为喜欢所以反复地听，当这个人学习吹奏萨克斯的时候，听起来就会像他！当然之后就得暂停这种模仿，摸索属于自己的风格，但这一切都是从个人的激情与兴趣开始的。如果你想教某人拍电影，只需要对他说：“去看电影吧，不断地看，你自然就知道怎么拍了。”
史提格：你之前说自己很晚才开始阅读文学作品，最开始的时候你读的是哪些作家？
伍迪：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我读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还有约翰·斯坦贝克这类作家。
史提格：那是在你几岁的时候？
伍迪：我直到十几岁的最后几年才开始阅读，因为我从来都不太喜欢看书。我现在也会读很多书，但从来都没有很享受过。我读书是因为我知道阅读很重要。我也会时不时地读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阅读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负担。
史提格：《风流绅士》是你创作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参与那部电影是不是出于偶然？
伍迪：是的。当时我在一个小酒吧演出，有几个人来看我，觉得我还不错，也许是觉得“这个人的台词都是他自己写的，让他来写剧本应该也不错”，于是就雇了我。我写了一个自己挺满意的本子，但他们却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他们根本不懂怎么拍电影，最后把它拍成了我非常讨厌的电影。当时我就发誓今后再也不写电影剧本，除非让我当导演。
史提格：那时候你知道怎么拍电影吗？你想过自己来执导《风流绅士》吗？
伍迪：没有，我那么说只是出于自卫。我发现没有人真的知道应该怎么拍电影。《风流绅士》的导演克里夫·唐纳是很不错的导演，但他缺乏威信，所有工作人员都在拖延，明星们也纠缠着他，逼着他满足自己的条件。要不是他，我的处境可能会更糟。
史提格：他当时被视为最受关注、最有前途的英国年轻导演之一，你在与他合作之前有没有看过他的其他作品？
伍迪：我看过《伦敦奇案》。我喜欢那部电影，也欣赏他本人。我认为他很努力地做自己的工作，但是其他人处处插一脚，不给他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
史提格：《风流绅士》的哪些地方是你讨厌的？如果让你修改这部作品，你会怎么改？
伍迪：我的剧本在当时是很不合拍的，和商业电影背道而驰。它不应该是那种生产线上的电影，但是拿到这个剧本的制片人却是典型的好莱坞制造机器。他们用好莱坞电影中所有令人生厌的特质包装那部电影，让毫无幽默感的人评判哪里好笑哪里不好笑，把自己的女朋友也拉进来演电影。为了迎合电影明星，他们无端地添加角色，根本不顾那些角色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一切都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样子，每一个决定都是错的。比如我想写一场戏，讲一个男人让电梯停在两层楼之间，然后和一个女人做爱。想象一下，如果这一幕发生在纽约最繁忙的办公楼里，那该多有趣。但是制片人在巴黎找了一栋带电梯的建筑，华丽得像宾馆的新婚套房一样，这一幕就变得一点也不好笑了。停下来在那样的电梯里做爱有什么意义？制片人根本没理解剧本，一点都不懂。我一点发言权都没有，即使我说出自己的看法，他们也会无视我，把我支开。所以我讨厌那次经历，也讨厌那部电影。
史提格：我能理解你与制片人查尔斯·费德曼之间的争执，但是你和克里夫·唐纳有没有尝试通过合约之类的途径来阻止他的影响？
伍迪：有，我们试尽各种方法，能做的都做了。但每个人对待电影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严肃的，无论是喜剧片、音乐剧还是严肃题材的电影；而另一些人把电影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花一年时间和作家吃饭，和男演员、女演员吃饭，找漂亮的女星试镜，和她们上床。他们社交，不停寻找新的作者，就这样浪费一年，甚至两年。等到电影终于开拍的时候，他们又和摄影师吃饭，和导演、作者吃饭，带各种不懂电影的朋友过来，任他们乱搅和。有时制片人会跑进来说“我要那个女演员一上场就给个大特写”，然后人们开始争论起来，演员们不服气，因为他们觉得别人的角色比自己重要或者台词比自己的更出彩，就这么没完没了地争吵下去。那不是拍电影。那样可能也有一点点概率能拍出好电影，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灾难。电影不是那么拍的，那只是社交、聚会。
史提格：《风流绅士》是你第一次参演电影，感觉如何？
伍迪：害怕。我不知道怎么把握表演的度。很难。因为我不可以回头看样片中的自己，然后说“好的，现在我知道要怎么演了，明天我会改进”。不是那样的，我只有一次机会，只能演一次，不能重新来过。我已经尽力了，但我非常不自信。
史提格：并不是所有演员都可以看到样片的，但以你编剧的身份应该可以看吧？
伍迪：是的，我看了样片，但我一点也不喜欢。我一直在说“这太糟糕了”，但他们总让我“安静点”。
史提格：在《风流绅士》中与你演对手戏的是我很喜欢的女演员，罗密·施奈德。你对这位合作过的女演员印象如何？
伍迪：以前我就喜欢她的电影，《风流绅士》里我和她的接触其实很少。她很友善，但是我们的差距太大了，那时我还从未出演过电影，而她已经是一个大明星了。因为身份的差距，我们没怎么接触过，但合作的时候她对我非常友好。
史提格：你的第二次“触电”经历是出演《007笑传:铁金刚勇破皇家夜总会》，这次经历与第一次有什么不同之处？
伍迪：这一次我只当演员。他们给了我很多钱，但那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色。我的经纪人说：“为什么不演呢？没准这电影会大获成功，然后你就有机会一直演电影了，何况片酬丰厚。”所以我就去了伦敦，领着很高的片酬和丰厚的津贴，他们拍我根本用不了六个月，但我待在那儿六个月的费用都是他们出的，现在你知道他们有多奢侈浪费了吧，这还只是一小部分。
史提格：那六个月里你都在做些什么呢？
伍迪：我写了一个名为《别喝生水》的剧本，此外也社交、打牌、赌博，我很喜欢伦敦。等到六个月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才把我叫去拍我那一点点戏份，拍完我就回家了！我认为那是家愚蠢至极的公司，浪费了大量的胶片和无数的钱。这就是我又一次可怕的电影经历。
史提格：在参与那两部电影的同时，你是不是还写了点别的东西，比如短篇故事什么的？
伍迪：是的，那时我给《纽约客》写小故事，在美国那是本非常高端的文学杂志。他们愿意出版我的文章，我感到非常激动，因为每一个我认识的人都想在上面发表文章，而我第一次把我的故事寄给他们，就给登出来了。
史提格：那是什么时候？
伍迪：大约是在拍《风流绅士》的时候，60年代中期吧。那之后他们就一直刊登我的作品，我也一直给他们写。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史提格：这些故事后来以书的形式出版过吗？
伍迪：是的，《扯平》《副作用》和《无羽无毛》里都有收录。
史提格：之后你制作了你的第一部电影——但并非你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出了什么事，老虎百合？》12。这是一部日本电影，你为它配了音，顺带着彻底改变了原先的故事。
伍迪：是的，那又是一次不堪回首的经历。有人买了一部日本电影，问我能不能让那些日本演员说英语，我就和朋友一起去了配音棚，配合屏幕里日本演员的口形说了一些英语。那是家又愚蠢又幼稚的公司。就在电影上映之前我告了那个制片人，试图阻止电影上映，因为实在不堪忍受他对电影的改动。但就在那起诉讼还在受理中的时候，电影上映了，居然还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我就撤诉了，因为肯定没有胜算。尽管如此，我从来不认为那电影有任何可圈可点之处。那是一次肤浅的尝试。
史提格：当时这部日本电影的原作者作何反应呢？
伍迪：不知道，对此我一无所知。
1 闪回：在传统电影手法中，用闪回的短暂形象来表现人物精神活动、心理状态和情感起伏的一种艺术手法。现代电影中，闪回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表现某个角色的回忆或追诉，导演可能会将叙事顺序故意打乱。
2 MGM（Metro-Goldwyn-Mayer )：好莱坞五大电影公司之一。
3 高雅喜剧（Sophisticated Comedies）：一种喜剧类型，与低俗喜剧相对。高雅喜剧通常包含较为深刻的主题，人物塑造多元化，而不是通过丑化角色来制造笑点。
4 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美国喜剧演员团队，成员五人都是亲生兄弟，分别为哈勃·马克斯、格劳乔·马克斯、奇科·马克斯、甘默·马克斯和泽伯·马克斯。
5 低俗喜剧（Slapstick Comedy）：一种喜剧类型，通过丑化人物或用夸张的肢体动作制造喜剧效果，代表人物有马克斯兄弟、劳莱和哈台。
6 劳莱与哈台：成员为斯坦·劳莱（1890—1965）和奥利弗·哈台（1892—1957），喜剧电影史上出名的二人组合，曾师从喜剧之王卓别林，是好莱坞颇负声望的喜剧演员。
7 《花开骑士》（Fanfan la Tulipe）：导演克里斯蒂安-雅克（Christian-Jaque）的作品，他因本作品获得第五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8 《我们等待自由》（À nous la liberté）：为雷内·克莱尔的作品。
9 《偷自行车的人》（The Bicycle Thief）：由意大利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执导，朗培尔托·马齐奥拉尼和恩佐·斯泰奥拉等人主演的剧情类电影。
10 《黑天鹅》（The Black Swan）：亨利·金导演，第十五届奥斯卡金像奖彩色片最佳摄影。
11 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1920—1955）：美国著名的黑人爵士乐手，外号“大鸟”（Yardbird）。
12 《出了什么事，老虎百合？》：由谷口千吉导演，三桥达也主演的电影，日本版007的冒险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