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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一、我出生

我的故事,开始在我出生以前。我必须先从我父母的故事说起。我父亲名叫陈致平,祖籍湖南衡阳,长大于北京。

我母亲名叫袁行恕,祖籍江苏武进,也长大于北京。

北京,可以说是我父母两个人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儿长大,在这儿相遇,在这儿相恋,在这儿结婚。他们从相遇到结婚,就带着些浪漫和传奇的色彩。那时,我母亲在北京的“两吉女中”读书,父亲在两吉女中教书,就这样结下一段师生姻缘。据说,他们的结合,也经过了一番奋斗和挣扎,因为母亲有个大家族,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家教非常严谨。而父亲却独居于北京,生活有些潇洒不羁。外祖父对父亲摸不清底细,对于母亲这段婚事,非常迟疑。远在湖南的祖父知道之后,立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外祖父,代子求婚。据说,外祖父一读完这封信,立刻大大叹赏,说:

“虎父怎会有犬子!父亲有这么好的文笔,儿子还会弱吗?”

于是,父亲和母亲结婚了。他们结婚那年,父亲二十七岁,母亲刚刚二十。

年轻时代的母亲,非常好胜,非常要强,学习力也非常旺盛。结婚后,她仍然不想放弃学业,所以进入北平艺专,开始学画。事实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是母亲自幼不曾间断的家庭课程,她对于绘画和诗词,爱之如命。

在我出生前后的许多事,我都只能用“据说”两个字来开始。

据说,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就有个附带条件:婚可以结,学业不能停!所以,母亲一点也不想当“母亲”,她还要继续念书。可是,母亲的愿望被破坏了,她结婚后没多久,就发现她怀孕了(那并不是我)!据说,母亲当时非常恼怒,一心想要拿掉孩子。但,在那个年代,如此“不道德”的行为和思想,简直是荒唐的!绝不允许的。母亲怀着她的第一胎休学了,心里实在不甘心,也实在不开心。

就在这种不开心又不甘心的情况下,有一天,父亲和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吵架了!这一架吵得惊天动地,天翻地覆。母亲在盛怒中,要离家出走。于是,跑进卧室去搬箱子,这一搬箱子就惊动了胎气,当晚,就把已怀孕五个月的一个成形男胎给流产了!父亲这一下伤心欲绝。在祖母的遗像前掉了一夜的眼泪。

提一提我这位早夭的哥哥,只因为,他在我们家庭的传说中,似乎是永远存在的。

失去了我那位哥哥之后,母亲又继续念书,念了没多久,“七七事变”发生了。父亲和母亲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北京,迁移到四川成都。这时候,我和我的孪生弟弟来报到了。

关于我们两个,又有许多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母亲发现自己再度怀孕时,非常震怒。她还没有准备好要当“母亲”,正准备继续求学呢!一怒之下,她就去医院要求堕胎,医生看了母亲一会儿,安抚地说:

“不忙,不忙,你的胎儿看起来有点不寻常,让我先帮你照张X光片子,看看为什么胎儿会这么大。”

X光片子照出来一看,赫然是两个胎儿,清清楚楚地一正一倒地蜷缩在母体中。医生惊喜地对母亲说:

“你怀了一对双胞胎呀!”

据说母亲一看到片子,当时,所有的“母性”都在一刹那间醒觉,她立即爱极了腹中这对未出世的双胞胎!她欢天喜地地回家了,再也不提要堕胎了,开始为双胞胎准备一切小衣服小被包小枕头,一切都是双份。她兴冲冲地告诉我的姨妈和舅舅:

“我会生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想想看,一对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儿,像一对白雪公主一样,多么可爱呀!我要给她们梳一样的小辫子,打一样的蝴蝶结,穿一样的小纱裙……带着她们上街逛公园!”母亲当时的心态,大概多少有点扮家家酒的味道。毕竟,那时母亲还很年轻!但,母亲要生双胞胎的这个消息,却震动了袁家亲人。那时候,外祖父母都留在北京。有些舅舅和阿姨已纷纷移居四川。我父母就和我的五舅及三姨,一起在成都暑袜街布袋巷中租了一幢屋子合住。在我出世以前,我的舅母和姨妈们,都帮着母亲准备双胞胎的衣物——都是粉红色的,而且全是女孩子的用品。因为,母亲坚持说:“女孩子才好玩,我要一对女儿,不要一对儿子!所以,我‘一定’会生一对女儿!”

母亲的个性那么强,自信心又那么重,谁都不敢提醒她,生儿子的可能性也很大。至于我的父亲呢?我们后来一致猜想,他大概是希望生儿子的。一来,他尚有传统的思想;二来,他对前面失去的那个儿子,余痛犹存。可是,当母亲强烈地表示,她要生一对女儿时,父亲可不敢说什么,就怕扫了母亲的兴,又去卧室搬箱子!

这样,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晚间八点,母亲开始阵痛,住进成都市四圣祠的仁济医院。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半月。我们这对双胞胎在母亲肚子里已经挤得不耐烦,竟提前来到世间!

四月二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先出世。母亲正在产床上痛得呻吟不止,当我一出世,母亲第一句话就是:

“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个女孩!”医生说。

母亲心中大喜,一对女儿的愿望显然已经实现。她一放心之下,忘了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就打起瞌睡来。在医生又鼓励又催促下,足足过了两小时,她才又生出了我那孪生弟弟,当医生惊奇地告诉她:“第二个是个男孩!”

母亲这一惊,真非同小可,差点没有晕倒。再仔细一看两个孩子:弟弟皮肤黑,我皮肤白。弟弟头大,我头小,弟弟浓眉大眼,我小鼻子小嘴。两个孩子别说“一模一样”,简直是没有一个地方相像,何况还是一男一女!刚出世的我和弟弟,因为是早产儿,都瘦弱不堪,我只有四磅十三盎司,弟弟略重,也只有五磅十二盎司,看起来又脆弱又苍白。母亲看来看去,真是失望极了。医生安慰母亲说:

“别难过,他们虽然瘦小,看来情况还不坏,尤其这个男孩,大概可以带大,至于女孩嘛,反正是个女孩子……”

医生的意思,女孩先天不足,不带也罢!这一下,激起了母亲所有的母性,怎可放弃这女孩呢?说什么也要把她带大的!一瞬间,母亲忘记了她所有的失望,只想如何带大她这两个娇弱的早产儿!

至于父亲,当他知道他竟在一胎之内,获得了一儿一女,别提他有多高兴了!据我舅母告诉我,好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兴致勃勃地说:“以前失去了一个儿子,现在不是又来了吗?”

这话可有些玄,好像弟弟是我那个哥哥投胎转世而来的。不过,如果世间真有转世之说,我的孪生弟弟,说不定正是我的哥哥,谁知道呢?瞧,我和弟弟的出世,就带着点传奇色彩!

父亲在喜悦之余,就忙着帮我们取名字。因为我们是双胞胎,父亲决定用双拼的字来为我们命名。又因为父母相识于“两吉女中”,就把生为长女的我,取名为“喆”,弟弟取名为“珏”。这两个名字,念起来都有点拗口,当下,又为我们取了两个乳名,我是“凤凰”,弟弟是“麒麟”。

这样,一下子,我们家里,凤也有了,麟也有了。只是,我们这两个小东西,却全然不知我们正来到一个多难的人间,和一个多难的时代。我们的父母,在新生命来临的喜悦里,也暂时忘了生活的困难,和战争的阴影,只是全心全意地抚养我们。因为是早产,我们从呱呱坠地,就必须特别照顾。尤其是我,生下来连吃奶都不会,还在保温箱里放了二十天。这二十天中,母亲就忙着选奶妈,她虽然深爱两个孩子,却无法同时哺乳两个孩子。二十天以后,母亲带着我们一对双胞胎出院,也带回家我的奶妈。奶妈姓区,是从一百多个应征的奶妈中选出来的。

我和麒麟满月的那天,父亲在所有的红蛋上,都画了两个娃娃,分送亲友。有位久婚未育的伯母,一口气吃了六个红蛋,想分沾母亲的“福气”。父亲的一位朋友,还为我们这对双胞胎,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虽然那首诗连韵都没押对,仍然被我们全家津津乐道:

一男一女同时生,

喜煞小生陈致平,

待到男婚女嫁后,

一声阿丈一声翁!

我和麒麟,就这样结伴来到人间。

二、四岁以前

从我出生,到我四岁,我一直住在成都。

这段童稚的年龄,我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了。所有的事,都是我“听”来的,小时的我,是个安静的、依人的、喜欢听大人谈话的孩子。据父母说,小时的我很“乖”,但是,非常害羞,怕见生人,家中一来客,我就会把自己藏起来。我自我分析,童年的我,一定颇有自卑感。

谈起“自卑感”,我觉得这三个字,一直到现在,还常常缠绕着我。我常常会莫名其妙就犯起“自卑感”来,此症一发作,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做什么都错!

童年的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母亲希望她的女儿像白雪公主,我和白雪公主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的眼睛不够大,鼻子不够挺,右边额头部分,还有一块胎记。五官中,勉强只有嘴巴合格。所以,小时母亲唯一可以对别人夸耀我的地方就是:

“你们相信吗?凤凰的嘴,小得连奶头都放不进去!”

奶头放不进去?想必也有点夸张。不过,我因为不会吸晚,确实用滴管喂奶,喂了将近两个月。小时候,姨妈或舅母常抱着我说:

“糟糕,额头边有块胎记,将来一定嫁不出去!”

后来,我六岁的时候,跟着父母逃日本兵,有一次,坐在一辆木炭汽车中,急驶在贵州一个荒山上,那山路名叫“七十二道弯”,由这名称,就知地形的险恶。我坐在门边,谁知汽车一个急转弯,门竟然开了,我从车中直摔出去。当时,全车都认为我不死也将重伤,父母都吓坏了。当车子停了,下车去察看时,却惊见我坐在山壁下哇哇大哭,浑身上下,只有鼻子上有好大一个伤口,其他地方都只有擦伤。当时在逃难,荒郊野外,既无医院,也无医药。母亲用牙膏粉扑在我的伤口上,为我消毒。从此,我的鼻子上又多了一道疤痕。亲友们对我更加同情了:

“糟糕,糟糕,脸上有胎记,鼻子上有疤痕,将来一定没人要,一定嫁不出去了!”

小时候,我觉得最严重的事,就是“嫁不出去”,感到好悲哀。

(后来,随时间的流逝,鼻上的疤痕越来越淡,以至于完全看不见了,额边的胎记,等到有盖斑膏的发明,我就会把它遮盖起来。等到我中年以后,这胎记也越来越淡,现在已经不明显了!)

话题扯远了,且回到我四岁以前。

我虽然不是个很漂亮的娃娃,但是,我仍然是我母亲的心肝宝贝。因为我和麒麟结伴而来,一般的中国人又比较重男轻女。母亲为了表示她“一视同仁”起见,虽然雇了奶妈,却定下了规矩,我和麒麟两个轮流,一个月我吃母奶,一个月麒麟吃母奶。母亲和奶妈,轮流喂我们两个,以免造成“母亲偏心”的错误观念。母亲想得确实很周到,谁知喂到六个月大,我刚好轮到奶妈喂,要换回母亲喂的时候,我竟然认起人来,不肯换奶了。因而,我是奶妈喂大的,麒麟是母亲喂大的。

我四岁以前,唯一有记忆的,就是奶妈。而我那位奶妈,更是爱我如命。每次我和麒麟打架了,奶妈总是提着嗓子嚷嚷:

“是麒麟的错,麒麟先打凤凰!”

于是,麒麟会被母亲打手板。而我很“乖”的观念,也是由奶妈灌输给每一个人的。

当我和麒麟两岁的时候,母亲的肚子里又有了小宝宝。这时的母亲,已经认命了。对于“母亲”的身份,也十分熟悉了,这次,竟心安理得地期待着又一个小生命的来临。我和麒麟已经都会说话了。提起说话,母亲总是坚持说,我九个月就会说话,会喊妈妈爸爸。两岁半时母亲因小病卧床,我嬉戏于母亲床前,母亲拿着父亲的教科书,指着“国文”两个字教我认字。据母亲说,我从此就认识了“国文”两个字!这说法实在有些离谱,但母亲言之凿凿,我们也就姑妄听之。

一九四〇年秋天,我的弟弟巧三出世了。巧三的名字也是父亲取的。因为这个弟弟和“三”字十分有缘,他在家中是第三个孩子,出生于阳历的八月十三日。阴历的七月初十,正好是七巧后三天,所以,就取了个小名叫“巧三”。我的姨妈舅舅都认为这名字非常女孩子气。我那远在湖南的祖父,听说又添一个孙子,高兴极了。那时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四年,全国上下,渴望胜利。祖父写封信来给小弟弟命名为“兆胜”,这个名字,阳刚得像个军人。于是,小弟弟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兆胜和巧三。

小弟弟巧三出世时重达八磅半,是个胖小子。长得眉清目秀,非常逗人喜欢。我和麒麟一下子就被这个小弟弟给比下去了。小弟弟从小爱笑,胖乎乎的人见人爱。我和麒麟自幼多病,又瘦又小,和这个胖小弟比起来,简直不够看。父亲从巧三弟一出世,就爱极了这个孩子。母亲坚持不偏心,但新生的婴儿总得到较多的照顾,我和麒麟变成了奶妈的工作。这时,我们两个,已经懂得自己开门出去玩,去门前欣赏油菜花,去巷口叫住卖白糕的小贩,“买”白糕吃,吃完了从不懂得付账,抹抹嘴就回家啦!据我五舅母后来告诉我:

“那个卖白糕的也是个小孩子,只有八九岁,不敢向你们要钱,每次跟着你们回到大门口,就坐在门槛上等,一等就是大半天,等到有人进出时,才拉长了脸说,‘双胞胎吃了我的白糕!’”

我已记不得吃白糕的事,记不得在成都的生活,对于成都,我除了记得门前的油菜花以外,就只记得我和奶妈分手时,双双抱在一起,哭得难舍难分的情景。

和奶妈分手,是我四岁的时候。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但是四川省得天独厚,算是大后方,所有其他各省的人,都迁移到四川来,四川一下子变成了人口汇集之地。我们一家,早早就到了成都,原该好端端地住在成都,不要离开才是。如果我们不离开成都,以后许许多多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都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却在一九四二年离开了成都,去湖南老家和祖父团聚,这一团聚,才把我们全家卷入了漫天烽火之中。

原来,到了我和麒麟四岁,小弟两岁那年,成都的生活程度,已经越来越高,物价飞涨。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的附中当训导主任,又在光华大学兼了课,还在华西大学附中教课,好几份薪水,仍然不够维持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就在这时候,祖父思儿心切,更盼望见到从未见过面的三个孙儿。就三番两次地写信给父母,催促父母早日回湖南老家,让祖孙三代,能有团圆之日。当时,父母分析,抗日战争绝不会打到湖南,在祖父声声催促,而成都物价飞扬的双重因素下,就毅然决定,带着我们三个,动身回湖南,去和祖父相聚了!

所以,我必须和奶妈分手了。我只记得,奶妈抱着我,哭得天翻地覆。据说,我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缠着母亲不停地追问:

“为什么我们不能带奶妈一起走呢?为什么要和奶妈分开呢?我不要和奶妈分开!我们带她一起走!”

我们当然不可能带奶妈一起走的。所以,哭着,哭着,哭着……哭了好几天,我和奶妈终于分别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认识“离别”,也是我童年中最早的记忆。母亲说,以后接下来的许多日子里,我都在半夜中哭醒,摸索着找奶妈。

三、祖父和“兰芝堂”

在我印象中,祖父是个很威严、很有气派的老人。

祖父名叫陈墨西,他有五个兄弟,都住在老家衡阳县渣江镇的一栋祖屋“兰芝堂”里。祖父在家乡小有名气,他曾跟随孙中山先生,留学日本,参加北伐,足迹踏遍东南西北。祖父年轻时,一定是风流倜傥的。因为,他在家乡有元配夫人,又在南京娶了我的祖母。据说,祖母并不知道祖父家里还有太太,直到祖父要带祖母回家乡时,祖母才赫然发现,自己不是元配。祖母一怒之下,拒绝跟祖父回家,竟带着我父亲和伯父,去北京定居了。也亏得祖母个性如此倔强,父亲才会在北京长大,才会遇见母亲,也才有了我和弟弟们。

当我们一家五口,到湖南去见祖父的时候,我的祖母和那位元配夫人都已作古。祖父又纳了一位“许姨”作为老年的伴侣。而且在兰芝堂旁边,盖了一栋小小的房子,和许姨同住。兰芝堂的陈家人,都称这幢小屋为“新屋”。

我们一抵家乡,拜见了祖父之后,整个兰芝堂都震动了。大家抢着看第一次回乡的父亲,抢着看那一口京片子的新媳妇,抢着看一男一女的双胞胎,抢着看那个“会让墨西老人拿着照片偷笑”的巧三!

(在这儿,要补充说明,据说,我小弟巧三因为生得乖巧,非常得到祖父的钟爱,祖父把小弟的一张照片,贴身藏在胸前的衣兜里,没事时就拿出来看,看着看着就会悄悄笑起来。如果他心情不好,他也会拿出这张照片来看,看完了,就得意地说一句:“有这么好的孙子,我还有什么事可烦恼呢!”说完,立即就笑逐颜开了。所以,我家小弟未回乡,已先轰动。)

这样,我们一家人都成了兰芝堂的娇客。祖父成天带着我们,拜见这位爷爷,那位奶奶……还有各房的叔叔伯伯姑姑姊婶。祖父的旧礼教很严,拜见长辈,一律要磕头。我和麒麟、小弟这三个孩子,几乎变成了三个“小磕头虫”。就不知道家乡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长辈!后来,我才弄清楚,祖父虽是陈家长房,元配却没有生儿子,只生了女儿。我的父亲是祖父四十岁时才生的儿子,所以,我们在兰芝堂的同辈,都比我们大了一截。

兰芝堂在我幼小的观念中,是个深院大宅,有好几个院落,有好多好多间房间,我和弟弟们在这些房间中捉迷藏,常常躲得连父母都找不到我们。祖父对我们这三个孙儿,真是爱极了。麒麟从小就有个“大头”,我和小弟常常拍着手笑他: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祖父却欣赏麒麟的方头大耳,认为将来必有后福。小弟巧三非常机灵,嘴巴又十分会说话。我们初抵家乡,和祖父一起住在新屋。祖父买了各种糖果饼干给我们吃,又怕我们吃多了,就把饼干盒糖果盒都放在高高的架子上,让我们拿不到。有天,祖父一进房,就发现我那小弟已从厨房偷了很多白糖吃,白糖沾了满脸,像长了白胡子一样,而他还不满足,正爬上高椅子,在那儿够饼干筒。祖父一见,不禁大惊,生怕他摔了,忍不住大喝了一声。据说,我那小弟回头一看,竟面不红、气不喘地说:

“爷爷,我爬上来拿饼干,要给爷爷吃呀!”

祖父这一听,心花怒放,本就疼小弟,这一来更宠爱无比。至于我呢,我是祖父唯一的孙女儿,再加上我比两个弟弟文静多了,常跟着祖父去拜望朋友,带出带进,不吵不闹。所以,我虽是个女孩子,祖父仍然视我为掌上明珠。

和祖父团聚,那种生活真好!祖父有个长工,名叫黄才余,对祖父忠心耿耿。没事的时候,黄才余就带着我们三个去后山上玩,我依稀记得的,是我最喜欢在松林中捡松果。童年的我,没有多少玩具,我的玩具就是松果、竹叶、狗尾巴草。

我们在新屋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跟着祖父一起去南华中学教书,连母亲也在南华中学教国文。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和祖父,都搬到学校的宿舍里去住。南华中学在衡山的山凹里,风景优美。

回湖南家乡这段时间,是我童年生活中比较幸福的日子。在兰芝堂的院落中,我曾奔来跑去享受大人们的疼爱。在家乡的后山上,我捡松果找鸟窝玩得不亦乐乎。在南华中学的校园里,我学着放风筝和认方块字……但是,好景不长,漫天烽火已逐渐逼向湖南。学校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大人们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堆上了层层阴霾。祖父和父母亲常常聚在一起商讨大计,满面忧愁。

那是一九四四年,中日战争席卷了整个中国,在我刚刚初解人事的时候,我的童年就被战争的火舌一下子卷走了。所有的欢乐和幸福,全在一夜间化为灰炮。

四、小锦旗

孩子的记忆力是很奇怪的,他们会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却记得一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在我印象里,与战争第一个有关联的记忆,是一面小锦旗。

锦旗是父亲的一个同事送我的。一天,学校里开运动会,那些彩色缤纷的小锦旗,悬在操场中随风飘扬,在阳光照射下,闪耀着艳丽的光泽。我迷惑了,缠着母亲,固执地要求给我一面小锦旗。母亲不允,父亲叱我胡闹,我哭哭啼啼,只是要一面小锦旗。父亲的一位同事(不记得姓什么,反正是位好伯伯)取下一面锦旗对我说:

“你跳一支舞,我就送你一面锦旗。”

童年的我,是腼腆而羞涩的,要我跳舞,比登天还难。但是,那面锦旗光滑艳丽,带着那么强烈的诱惑力对我闪耀着,我的占有欲胜过了羞涩感,我跳了一支《弟弟疲倦了》,换得了那面锦旗。

得到了这面锦旗,我的快乐简直难以言喻,似乎我整个人的喜悦,都被这面锦旗所包裹着,我终日拿着这面锦旗,爱不忍释。可是,战火蔓延过来了,学校解散了,我们全家几度迁移,东藏西躲,我仍然随身携带着我的锦旗。一天夜里,我从熟睡中被炮火声惊醒,我爬起床来,看到父母和祖父都聚在窗边,满脸凝重地遥望着衡阳城——那城市已被一片大火所吞噬了,连黑夜的天空,都被火映成了红色。

第二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片混乱,母亲匆忙地收拾着箱笼,告诉我说,这些箱子要寄放到农家的阁楼上去,因为日本散兵已遍布四周,所有财物,随时可能遭遇洗劫。我望着母亲收拾箱子,想起我的小锦旗一我真担心日本人会抢走我的小锦旗。于是,我郑重地把那面锦旗交给母亲,要她帮我锁进箱子里去,免得被日本兵抢走。母亲把锦旗收进了箱子里,我亲眼看到祖父的长工黄才余,把那几口箱子搬到农家的阁楼上去。我很安慰,觉得我的锦旗已到了世上最安全的所在。因为,母亲说,日本兵不会去抢农舍一农舍中除了鸡鸭猪狗外,只有一些稻谷。

那夜,我睡得很甜,半夜里,却被母亲仓皇地摇醒了。我睁眼一看,父亲正手忙脚乱地给麒麟小弟穿衣服,满屋子的人奔来奔去。我胡乱地下了床,怔忡不已。然后,我听到了枪声,此起彼伏,惊心动魄。我跑到窗口一看,不得了,农庄中到处都是火光。人声、枪声、追逐声、鸡鸭犬吠声乱成了一团。我还没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这时,吓得完全呆住了。父母和祖父已急忙拉着我们三个孩子,匆忙地说:“墟!不要出声音,我们要躲到山里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躲到山里去,但,已完全体会出周围的紧张气氛。于是,我们摸黑离开了居住的农家,父母扶着祖父,抱着小弟,拉着我们这对双胞胎。大家跌跌冲冲地走人山里。山中遍是荆棘和杂草,我们刺到了,割伤了,却没有人敢哭。一直摸到一个山谷里,大家藏在巨石堆中,紧紧拥抱在一起。整夜中,我们看到火焰冲天,处处都冒着火舌,天空都染成了红色。

慢慢地,天亮了。枪声逐渐远去。当黎明终于来临,四周变得特别地安静。然后,我们听到黄才余的声音,在呼唤着、找寻着我们。我们从蛰伏的地方跑了出来,黄才余找到了我们,见我们完好无恙,又惊又喜。接着,却又哭丧着脸告诉我们:一队日本兵连夜侵袭了农庄,他们果然没有抢劫农舍,却很干脆地放了一把火,把整个农庄烧成了平地。烧掉了阁楼,烧掉了我们全部的箱笼,也烧掉了我的小锦旗。

于是,我失去了心爱的小锦旗,于是,我也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和喜悦——在记忆中,这是一连串苦难的开始。

五、在山沟里

接下来,日军大量地涌到了乡间,洗劫村落。他们所过之地,杀人放火,搜刮一空。据说,日本兵最恨知识分子,凡是搜到读书人,一概杀无赦。我们家,祖父、父亲和母亲都在教书,又都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平时在教室中,祖父和父母都不厌其烦地灌输学生民族观念,此时,想当然耳,会成为日军杀戮的目标。事实上,那时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不论老弱妇孺、士农工商,都惨遭杀害,又岂是读书人而已。但,读书人,尤其是教书的,确实更难幸免!因而,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父母,和我们三个孩子,有一段时间,完全隐藏在深山里。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条山沟。

这条山沟原来是有泉水的,现在水已经干了,我们用油布铺在地上,露天席地而坐,已经坐了整整三天。山沟的出口处直通山下的小路,黄才余砍了许多松柏树木,伪装地种满了那出口,遮住外界视线。我们就待在那窄小的泥土沟中,靠黄才余冒着生命危险,每天送食物来给我们吃,并报告我们外界的消息,那消息一定越来越坏,因为父母的眉头是越皱越紧了。

我真不知头两日是怎么挨过去的,只记得麒麟总是哭,总是吵肚子饿了。母亲为了安抚他,把皮包里的钥匙链、发夹、口红套子、小梳子、小镜子……都搬出来给他玩,他藏了一口袋的叮叮当当,仍然又哭又闹。小弟才只有四岁,更是无法讲道理的年龄,他爱动物,抬起头来,他就研究松树里有没有鸟窝,低下头去,他就在草丛里猛抓蚂蚱,他唯一的好处是爱睡,一无聊就哭,哭哭就睡着了。三个孩子里我最安静,坐在那儿,我一直在追悼我的小锦旗。

第一天,我们全家只吃了黄才余送来的两大碗白饭,第二天,仍然只吃了两碗白饭。第三天,长工一直没有出现,我们饥肠辘辘,麒麟和小弟又开始哭。我听到父亲在悄声对祖父说,他真担心黄才余的安危。时间从清晨一直挨过去,太阳从山沟的那一边移向山沟的这一边,在饥渴交加之下,最安静的我也不能安静了,麒麟叫饿,小弟叫渴,我开始抽抽噎噎地哭。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闹成一团,父亲喝骂着,祖父直摇头叹气,母亲左手搂着弟弟,右手搂着我,不停口地安慰,整个山沟里都是我们的声音,就在此时,山沟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有一个人影从掩护着我们的松柏外面闪过去。我们全吓怔了,忘了哭,也忘了叫,瞬时间,山沟中寂然无声,我从松树的隙缝里望出去,正好看到那奔跑着的人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着血,一跛一跛地飞跑着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喝声,又一排枪声,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突然就能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

母亲的脸色雪白,她紧搂着麒麟,用手按住他的嘴,阻止他哭出声来,小弟的头全埋在父亲的长衫里,吓得身子发抖,祖父的嘴唇颤动,在那儿不出声地诅咒。时间似乎过了有一世纪那么久,然后,那批日本兵从山沟出口的松柏掩护之处,一个个地走了,居然没有人发现我们。

目送那群日本兵走得看不见了,母亲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脸色依然发青,麒麟挣出了母亲的手心,坐在地上直喘气,也忘了吵肚子饿了,小弟抬起头来,那对又黑又亮的眼珠骨溜溜地转着,嘴里结结巴巴地叽咕着:

“枪,枪,好长……好长……的枪!”

母亲伸手要去抱小弟,小弟仍然结巴着:

“枪,枪,有枪!有枪!”

母亲的脸色猛然间僵住了,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抬头向上看,这才发现,居高临下,一排日本兵站在山沟外,俯身注视着我们,一管管长枪,正对着我们。我和弟弟挤在一堆,全倚进母亲怀里。有几秒钟,山沟里的我们,和山沟外的日军,大家彼此注视着,都没有出声。然后,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跳进了山沟,拿枪对着祖父指了指,用中文说:

“站起来,给我检査!”

祖父不得已地站了起来,那军官在祖父的口袋里搜出了钱、名片、钢笔、校徽……一大堆东西,他收起了钱,紧盯了祖父一眼:

“教书的,嗯?”

祖父拒绝答复,那军官也不再问,同样地,他又搜查了父亲,洗劫了父亲身上的钱,母亲早已悄悄地把皮包塞进了草丛中,站起身来,她主动地拍了拍自己的身子,她只穿了件旗袍,实在无处可以藏钱。

那军官仍然握着枪,望着手里的校徽、名片等物,犹豫地看着父亲和祖父。山沟里的空气僵着,母亲的嘴唇越来越白,忽然间,我那孪生弟弟麒麟排众而出,大踏步走到那军官面前,昂着头,清清楚楚地说:

“你不用检査我,我身上的东西,都给了你算了!”

他从口袋里,叮叮当当掏出他那些钥匙链、口红套、梳子、小镜子、发夹、弹珠,还有些小石头子儿,全递给那个军官。一时间,那军官怔着,接着,一丝笑意忽然掠过他的嘴角,同时,山坡上的日军,也发出一阵哄笑。在这突然爆发的笑声里,那军官跳出了山沟,对他的部下挥了挥手,示意离去。显然,祖父和父亲的命是捡回来了。那些日本兵正要走开,其中却有个身材高大、相貌粗鲁的大汉,突然蹿了出来,用日本话吼了几句,就一下子跳进了山沟,直奔母亲而来。这一下变生仓促,我们全呆了,母亲慌忙说:

“我身上没有钱!”

那日本大汉敞着胸前的衣服,军装上一个扣子也没扣,手里没有拿枪,却握着一根大木棒,他咧着嘴,面目狰狞而凶恶,一伸手,他抓住了母亲的手腕,用生硬的中文,口齿不清地说:

“跟我走!”

说着,他就死命地把母亲向山沟外面拖,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立即爆发了,他陡然间冲过来,抱住母亲,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

“放手!你这禽兽!放手!”

一切发生得好快,我看到那日本兵举起木棒,对父亲拦腰一棒,父亲站立不稳,那山沟又是一个往下倾斜的斜坡,父亲摔了下去,顺着斜坡,就一直往下滚。祖父忍无可忍,也冲上前去,日本兵再一棒,把祖父也打落坡下,然后,他继续拉着母亲,往山沟外面拖去。母亲用手抓紧了山沟两壁的青草,哭着往地上赖。我眼看父亲和祖父挨打,母亲又将被掳走,恐惧、愤怒和无助的感觉一下子对我压了下来,我用双手扯住母亲的衣服,放声大哭。同时,麒麟和小弟都扑了过来,分别抱住母亲的腿,也放声大哭,我们三个孩子,这一哭哭得惊天动地,我们边哭边喊着:

“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

我们哭,母亲也哭,那日本大汉却用日文大声咒骂,顿时间,哭声、喊声、咒骂声,闹成了一片。而母亲的身子,逐渐从我们手中滑了出去,我和弟弟们惊恐之间,哭得更加惨厉。就在这时,那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忽然用日文喝叫了一声,那大汉立即松了手,抬头和那军官争执着,军官叽哩咕噜地讲了一大串,一面用手指着哭成一团的我们,脸色非常严厉。终于,那大汉悻悻然地一摔手,跳出了山沟,背着他的木棒,扬长而去。我们惊惶之余,都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母亲用双手紧抱着我们,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半晌,才发现那日本军官并没有走,一直站在那儿望着我们发愣。等我们哭声稍歇,他就跳进山沟,把小弟拉到他身边,我们以为他要掳走小弟,又都惊恐地扑过去抓小弟,谁知,他却用手帕拭去了小弟的泪痕,转头问母亲:

“他几岁?”

母亲颤声回答:

“四岁。”

那军官仰头看了看遥远的云天,若有所思地轻声说了句:

“我儿子和他一样大!”

说完,他转身走出山沟,手一挥,带着他的队伍,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惊魂未定,实在不相信就这样渡过了一场大难。我那时还不能了解,即使是日军,也有妻儿,也有子女,在他们残杀无辜的当儿,也会有几个无法全然泯灭“人性”的军人。这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想必也是个知识分子吧!

当时,父亲和祖父都从山坡下爬了上来,一家人我望望你,你望望我,刹那间已恍如隔世。父母执手相看,惊吓未消。我们三个孩子,用手臂紧拥着父母,仍呜咽未已。祖父用拐杖一踩地,毅然地对父亲说:“湖南不能待下去了。我已经老了,不拖累你们,你们还年轻,给我趁早离开!你们到后方去,想办法回四川去!走!一定要走!”父母和祖父在山沟中默默相对,彼此心中都明白,大难已在眼前,分离是必然的事。只是当时,谁也无法就去面对这个事实!

六、在柴房中

从山沟到柴房,这两个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之间到底隔了几天,还是一星期?我已经完全记不清楚。童年的记忆,往往只是一些片段的“面”,而不是一条清晰的“线”。只记得那些日子里,日军整日在乡间搜刮抢掠,杀人纵火之事,更是每个村子中都经常遭遇的。我们一家东迁西徙,到处躲避日军的耳目。主要的,仍然因为父母是“读书人”的缘故,日军可以放过一般农民,却杀掉了无数的知识分子。

似乎在离开山沟后没几天,我们一家就和我表叔的一家会合在一起了。表叔是父亲的表弟,年纪很轻,表婶在我记忆里是个娇小玲珑的小美人,他们有个一岁大、还抱在襁褓中的儿子。我那小表弟长得白白胖胖,面貌清秀可人。很明显地,他是我表叔和表婶的命根子。当我们结伴迁移的那些日子中,他们最关心和最保护的,就是那个怀抱中的小儿子。

那天,我们到了祖父以前的一位老佃农家中,这位老农夫已经自己有田有地有农庄,是个敦厚朴实善良的典型农人。他的房子占了一个极好的地理环境,是建造在一座竹林的深处,因为单独隐蔽在密林之中,极难被外界所发现。更妙的是,这屋子背后就是一座未开发的山林。万一给日军发现,往这深山里一躲,那就更难被找到了。所以,我们投奔到这老农夫家里来。

到了老农夫家里,我们才发现那儿已成为附近所有知识分子及乡绅们的避难所。老农夫热情而慷慨,来者不拒,家里已挤满了人。这是父母始料所未及,而最没料到的,是这“避难所”早被日军所发现,据老农夫说:

“昨天一天,来了三批鬼子,到处抓人。我早派了人守在竹林外面,一有鬼子来,我就叫大家躲,十分钟之内,所有的人都可以疏散到山里去。所以,日本鬼子一个人也没抓到!”湖南人称日本人,都称“鬼子”。

那老农夫一股得意样儿,他的太太是个憨厚的老太婆,老夫妇俩对祖父和我们招呼得无微不至,细心地告诉我们如何躲藏,如何走捷径人山,如何在山里找山洞树洞等等。我们这才知道,他们几日之内,已救了无数人。而那些其他的避难者,也早对入山之路,熟悉万分了。

那是午后,我们走了许久的路,抵达老农夫家里时已又饿又累。老农夫对我们指示完了,就立刻弄了一桌子的饭菜,招呼我们吃饭。我们都饿得头发昏,坐下来就开动,谁知才拿起筷子,就听到门外一阵吆喝,马上就是一阵人来人往、大呼小叫的混乱之声,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老太婆已冲进屋子,对我们挥着手叫:

“快!快!快!去山里!鬼子来了!快快快!”

父母丢下筷子,七手八脚地来抱我们,孪生弟弟麒麟赖在饭桌上不肯下来,小弟弟塞了一嘴的炒鸡蛋。表叔表婶同时扑到床边去抱他们那才睡着的宝贝孩子……混乱中,老农夫已冲了进来,口齿不清地、脸色仓皇地喊:

“来不及了,没时间进山里了!鬼子来得好快!找地方躲一躲,快找地方躲一躲!”

说得容易,农家的房子家具简陋,房间都一目了然,我们两家老老小小有九个人,什么地方可以躲?我们正犹豫间,农夫的儿媳妇又冲了进来:

“鬼子已经进来了!这次来得凶,看样子知道我们家藏了人!别人都躲进山里去了,只有陈家……”

再没时间耽误,老太婆当机立断,招手把我们带出屋子,绕到农庄后面,把我们两家老小,全塞进了一间堆柴的柴房,仓促地对我们抛下一句叮咛:

“千万千万不要出声音!”

说完,她带上房门,匆匆而去。

我们挤在那小房间里,大家面面相觑,呼吸都不敢大声,我记得,麒麟手里,还紧握着一双接子,嘴里叽哩咕噜地唠叨着:

“我饿了,我要吃饭!”

母亲用手蒙住麒麟的嘴。父亲试图把柴房的门拴起来,这才发现,这柴房根本没有门闩,乡下人堆柴的房间也实在不需要门闩。而且,那简陋的木板门上有着手指一般粗的隙缝,从内往外看,可以把农庄天井看得清清楚楚,可想而知,从外向内看,也不难发现我们这群妇孺老小。这个“藏身地”,实在是糟透糟透!父亲挥手要我们远离门边,但是,天知道,那柴房一共有多大!挤了我们两家人,已经是密不透风了,还能退到哪儿去?

我们紧倚着柴堆站着,孩子们都瑟缩在母亲的怀里。很快地,我们听到日军走进农庄的声音,一阵大声的吆喝,日本兵立刻分散在农庄各处,显然在大肆搜寻,有个发号施令的军官,似乎就站在柴房外的天井里,在用日语大声下令。于是,我们听到,日兵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地搜査,有箱笼倒地声,有桌椅翻倒声,有日军呼喝声,有老农夫喊叫解释声……在这一大片混乱声中,还有日兵在抓老农夫的鸡鸭宰杀,于是鸡飞狗跳,人喧马仰,闹得天翻地覆。而那些挨房搜查的日兵,已逐渐走近了柴房……

我们倾听着那日军的靴声,沉重地敲击在晒谷场上,发出重重的声响,我们听老太婆在赌咒发誓,呼天呼地地乱喊:

“什么人都没有!鸡也快杀光了,狗也给你们杀了,你们还要什么……”

外面很闹,柴房里却静得出奇,母亲紧紧地搂住麒麟,因为这些孩子里,麒麟最会闹。可是,我们却没算到表叔的小儿子,那个在襁褓中的婴儿,会忽然间放声大哭起来。

这婴儿的哭声把我们全体都震动了!表婶也无法避讳,立即解衣哺儿,想堵住他的哭声,谁知那孩子拒绝吃奶,却哭得更加厉害,表婶急了,用手去蒙他的嘴,但是,却蒙不住那哭声,孩子的脸涨得通红,哭得更响了,祖父长吸一声说:“命中注定,该来的一定会来!”表叔的脸色在一刹那间变得惨白,他迅速地对我们全家看了一眼,这一眼中包涵了太多的意义。(在以后很多年很多年后,我才能体会到表叔那一眼的深意。)然后,忽然间,表叔从表婶怀中抢过了孩子,迅速地用手勒住了孩子的脖子,死命地握住,孩子不能呼吸了,脸色也变了,表婶扑过去抢,哭着喊:

“你要做什么?你要弄死他了!”

“是的,我要勒死他!”表叔哑声说,“可以死他一个,不能死我们全体!”

“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表婶忘形地大嚷,眼泪流了一脸,她发疯般扑过去抢孩子,一面哭着喊,“要勒死他!你先勒死我!”

“你要识大体!”表叔叫,“我不能让这一个小小婴儿,葬送了我们两家的性命!尤其是连累表哥一家人……”

“你要杀他,先杀我!先杀我!”表婶是疯了,她的头发披散了,泪流满面,喉咙嘶哑,居然拼命地抢过了孩子,孩子能够呼吸,就更大声地哭了起来,父亲立刻抱住表叔,表叔还要挣扎着去抢孩子,父亲沉着嗓音喝阻着:“够了!如果日军要发现我们,这样一闹,他们已经发现,你杀他也没用了!”

真的,在这一时间,孩子哭叫,大人吵闹,表婶狂喊,表叔怒吼……什么声音都有过了,我们大家彼此注视着,父母脸上,都有着听天由命的平静。而忽然间,那婴儿却止住了哭声,柴房里顿时又鸦雀无声了。同时,靴声清脆地停止在柴房的前面。

“打开门!”是日军的日本腔汉语。

“啊呀,老天爷!”是老农夫的太太,那从没受过教育的老太婆,在唉声叹气地叫着,“连茅厕都要检査呀!”她用手推门,声音又平静又自然:“门都没有闩,能藏得住什么人??”

(我至今还在想,那老太婆真该得最佳演技奖。)

门已经开了一条缝,我们的心评评跳。但是,像奇迹一般,那日军用日本话叫了一句什么,就径自掉头而去。我们几乎不能相信那日本兵是真的走了。难道我们那一阵哭叫和喧闹,他们会听不到?这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和祖父以及表叔和表婶都瞪大了眼睛,不信任似的彼此注视着。然后,又一阵鸡飞狗跳,那些日本兵抓了许多鸡,一个军官一声令下,这队日军居然不可思议地走了,不可思议地放过了我们。

好半天,当外面完全平静了以后,老太婆推门走了进来,这时却苍白着脸,又嚷又叫地说:

“老天爷!你们怎么弄的呀!小的哭大的叫,我放了一笼子鸡出来,赶得它们满天飞,才掩过你们的声音呢!”

我们彼此凝视,又一次厄运被逃过了,又一次灾难被避免了!我太小,还不能了解那种死里逃生的滋味。但是,当表叔知道危机已过,立刻就抱住表婶,不顾一切地、疯狂般地吻她,又抱过那差点死去的儿子,含着泪,满头满脸地乱吻时,我才第一次体会到,人类的“爱”,是多么复杂、多么珍贵的东西!如果说我是个早熟的孩子,大概就由于我自幼体会了太多的东西吧!

七、“中国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不知怎的,又和表叔一家分开了。父亲知道老佃农之处已不是藏身之地,事实上,整个衡阳县的境内几乎没有一块净土。我只记得,父母和祖父常彻夜商量,如何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并且讨论又讨论,祖父是否和我们同行的问题,因为祖父已年近八十高龄,如何能承受颠沛跋涉之苦?可是,把耿直的祖父留在沦陷区,父亲却怎样也不放心。

这问题最后终于有了结论,祖父留下,我们走。于是,我们先要把祖父送回老家渣江去。记得我们全体化了装,穿着老佃农给的衣服,打扮成一家乡下人。不过,尽管父母都穿上了粗布短衣,但父亲的文质彬彬和那近视眼镜,母亲那口北平口音以及风度举止,都很难掩饰原来面目。不管怎样,我们又离开了佃农家,冒着被日军捉住的危险,往老家走去。

这天是倒霉的一天!

这天是充满了风浪与戏剧化的一天!

这天也是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一天!

我们大约在动身后两小时,遭遇了第一批日兵。

“站住!检查!”日军吼着。

我们全站住了,这大约是日本兵来中国之后“必修”的一句中国话。以后我们遭遇了几次日军,都是用这句话来喝止我们的。

带队的日本军官大踏步对我们走来,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们,父母都不说话,以免暴露身份。那军官指着祖父,对手下的士兵命令了一句,大约是要搜查祖父。祖父的眼睛要喷出火来,却无法阻止日本兵在他浑身摸索。因为我们都化了装,那日本兵主要是想搜查有没有武器。既然找不到武器,他洗劫了祖父身上所有的钱,然后,就轮到了父亲。

这批日本兵没有为难我们,只是,他们把祖父和父亲身上所携带的金钱全洗劫一空,就挥手命令我们离去。我们默默地走着,祖父、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沉默,使我们三个孩子也静悄悄地不敢吵闹。那时,在我们童稚的心灵里,只觉得日军是一群令人恐怖的劫掠者。但,对于父母们那种受异族迫害的耻辱及愤怒却无法深深体会。(直到我长大后,童年点点滴滴的回忆,才带给我更深的感受。)

中午时分,我们遭遇了第二批日军。

“站住!检查!”

同样的一句话,同样是日本兵,同样第一个搜査祖父,同样再搜查父亲。所不同的,是祖父和父亲身上找不到金钱了。但,那日军却在祖父身上找到一张写了字的十行纸,他看看,显然并不懂中文,又对祖父那身老农的装束仔细打量了一番,似乎找不到什么嫌疑,他就抛开那纸条不管了。叽哩咕噜地,他用日本话骂了一大堆,就带着队伍扬长而去。父亲透过一口气来,才对祖父说:

“爹,你那首诗就丢了吧!”

“不!”祖父简单而固执地说,把那张写满字的纸又郑重其事地揣回了怀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祖父所作的一首长诗,主题是忧国哀民,咒骂日军的。如果落在一个懂中文的日军手里,我们必被枪杀无疑。)

午后,我们“运气”真好,又碰到第三批日军。

“站住!检查!”

父亲忍无可忍了,他翻开自己所有的口袋,把口袋底都拖了出来,愤愤地说:

“你们要检査几次?身上的东西,早被前面检查的人拿走了,再也没有东西了!”

那日军不见得懂中文,但是,他懂得了父亲的意思,知道我们已不是第一次遭遇日本兵,更明显地,是知道我们这疲倦的、老老小小的一家人,身上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搜刮了,于是,他又放走了我们。

一天里遭遇三批日军,使我们深深明白,整个乡间已遍布尔日军了。对我们来说,这天还是幸运的,因为这三批日军都志不在人而在财,除了抢劫以外,没有发生在山沟里那种掳人的恐怖事件,也没有被识穿本来面目,在不幸中,这已是万幸了。

黄昏时分,我们已走得又饿又累又渴,再加上随时可能听到那声“站住,检查”的声音,使我们都精神紧张而心力交疲。小弟弟开始哭,父亲只得背着他走。当夕阳衔山,晚风拂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已经越走越荒僻了,乡间四顾无人,只有山林树木,四周安静得出奇。在遇过三次日军的吆喝与跋扈之后,这份“安静”居然也使人惴惴不安,尤其是在这暮色渐浓、山树模糊的景象里。

我们走了一大段山路,什么人都没有碰到,连个农家和茅屋都没有,父亲怀疑我们已迷路了。大家彷徨四顾,犹豫不决是否往前走,尤其,前面是不是没有日军占领?正在磋商而举棋不定时,忽然间像天神下降般,我们迎面走来了一个乡农,这农夫一目了然就是湖南乡间那种最老实憨厚的乡民,他大踏步而来,手上拿着一枝竹枝,背上背着两个叠起来的竹篓,通常,是农夫们用来装鸡鸭或红薯的。

父亲和祖父都兴奋了。有什么事比迷路在遍布尔日军的荒郊野外时,遇到一个自己的同胞、一个中国人,更令人兴奋和快乐的呢?祖父拦住他,几乎是喜悦地问:

“你从前面来,有没有遇到鬼子呀?”

那农夫瞪眼望着祖父,似乎不了解祖父在说什么。湖南人一向称日本人为“鬼子”。父亲怕那乡下人误会我们的来路,又重复了一句:“前面是什么地方?我们在躲鬼子,前面有没有日本人?”

那农夫的眼光从祖父身上移到父亲身上,他没有笑容。(湖南民风憨厚,最爱交友,对陌生人也是笑容满面的。)他慢吞吞地放下背着的竹篓。父亲觉得不对劲了,拉拉祖父,说:

“我们走吧,别问他了!”

那农夫迅速地拦住了父亲,用标准的国语,厉声地说了一句:

“不许走!站住!检查!”

父亲母亲都呆了,祖父的脸色也顿时大变。我们三个孩子,虽然懵懂无知,对这“站住,检查”四个字已经十分敏感,就也都怔住了,呆呆地望着那个农夫。在这一瞬间,我们都明白了,这农夫和我们一样化了装,他不是普通的乡下农民,而是“知识分子”,为日本人做事的知识分子。是的,他是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可恶更可怕的中国人,日本人到底是为他们的天皇打仗,这中国人却为日本人来打中国人,这是一个——汉奸!

那“农夫”用手指着祖父:

“你站住,我先检查你!”

每次都是先检查祖父!祖父瞪视着那“农夫”,忽然间爆发了,他高昂着白发萧萧的头,坚决而果断地说:

“不行!我不给你检查!日本人检查我,我无可奈何,你,中国人!不行!我不给你检査!”

那“农夫”脸色立刻变得铁青,把地上那垒着的竹篓打开,里面没有鸡鸭,没有红薯或任何收成,只有一堆稻草,稻草上,赫然是一把手枪!

“很好,”那“农夫”拿起手枪,对祖父扬了扬,“听你的语气,就知道你的身份,农人?你是个老农夫吗?不给我检查?你身上藏着什么吗?”

祖父的脸色更难看了,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个注视,空气好沉重好紧张,我想着那张写着字的纸,望着祖父和父母,我知道,他们也在担忧那张纸,一个中国人,他会认得中国字!

“你不许碰我!”祖父严厉地说,“今天我们已被三批日本鬼子检査过!我再也不被中国人检查!”

那“农夫”大大地发怒了,他吼着:

“不检査,也行,我马上枪毙你!”

他舞动着手枪,样子是完全认真的,绝非虚张声势。祖父挺直了腰,更坚决、更固执地说:

“你枪毙我,我也不给你检查!”

那“农夫”举起了枪,父亲立刻扑过去,拦在祖父面前,急急地说:

“爹,让他检查吧,你就让他检查吧!”

“不行!”祖父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可死,也不给他检查!”他望着那“农夫”说:“你枪毙我吧,放掉我儿子和孙子们!”

“你是个顽固的老头,嗯?”那“农夫”有些困惑地看着祖父,“我只要检查你,并不想要你的命,你对检查比生命还看得重?”

“是的,你可以枪毙我,就是不能碰我!”祖父越来越固执,“你开枪吧!”

那“农夫”再度举起枪,脸色严厉,看样子,祖父的生命已系之于一发,小弟弟首先“哇”的一声吓哭了。立刻,父亲对祖父跪了下去,含泪祈求:

“爹,让他检査吧,请您让他检査吧!”

“检查了是死,”祖父低语,“不如维持尊严,让他枪毙我,你们给他检査,你们到后方去!”

“爹,”母亲看父亲跪下了,就也对祖父跪下了,“要死,就全家死在一块吧!”

小弟弟素来是祖父所钟爱的,此时已明白这“坏人”要打死祖父,就哭着跑过去抱着祖父的腿,一个劲儿地叫:

“爷爷不要死!爷爷不要死!”

我和麒麟也熬不住,扑过去,和父母们拥成一团,也抱着祖父,哭着叫“爷爷”。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哭声震野,祖父只是用颤抖的手紧搂着我们,却依旧固执地嚷着:

“不检査!不检査!不检査!”

那“农夫”大概被我们这一幕弄傻了。半天都直瞪着我们没说话。然后,他忽然粗声吼了一句:

“别哭了!还不快走!”

“走?”父亲愣了愣,站起身来,望着那“农夫”,“你不是要检査我们吗?”

那“农夫”凝视着父亲,轻轻地摇了摇头,哑声说:

“检查过了,你们走吧!”

“全体?”父亲不信任地问。

“全体。”那“农夫”忽然叹了口气。低下头来,他用手中的竹杖,在地下的泥沙中,写下“中国人”三个字,指了指自己,又指指我们。接着,他又写下“日本人”三个字,指了指西北方,轻声说了句:

“往东边去吧!”

说完,他迅速地用脚扫掉了泥沙上的字迹,背起地上的箩筐,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了。

好半晌,我们还呆站在那儿,好半晌,父母都无法回复神志。最后,我们走了,走往东方。那夜,我们是露宿在一座小山林里的,没有再碰到日本兵。第二天,我们找到了路径,回到了乡间的老家。把祖父平安地送回了“兰芝堂”。

很久很久之后,我还记得那泥沙上的“中国人”三个字,我总是迷惘地想着,那“农夫”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没天良的“汉奸”,还是个有人性的“中国人”?他为何在最后关头放了我们,而且指示我们正确的方向?

于是,我知道,即使一个“坏人”,也有一刹那的“良知”,即使是“汉奸”,也不见得完全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我的国家民族观念,就是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别的人童年的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战争。

八、衣半,穿越火线

终于到了那一夜。

父母和祖父殷殷话别,我们孩子们一个个地吻别了祖父。门外,夜色深沉,天空中有几颗寒星,和一勾冷冷的月亮。乡下人都睡得早,这时早已人梦,四周鸡不鸣,犬不吠,寂静得令人心慌。

院子里,我们白天雇用的两个挑夫正在等待着,他们每人挑两个大箩筐,箩筐中,只有一个装着我们全家的衣服(是乡农们的衣物,我们仍然化装成乡下人),另外三个箩筐,却是为我和弟弟们准备的。这是一次长途的跋涉,按父母的意思,要从湖南走到四川,这漫长的旅程,不知道要走多久。而正在稚龄的我们,却无论如何禁不起这种步行之苦。因此,竟采取了乡下人的办法,把孩子挑着走。

自幼,我坐过各种交通工具:轿子、车子、轮船、手推的“鸡公车”……而乘坐箩筐旅行,这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对那箩筐的好奇冲淡了我对祖父的离愁,但是,当我看到父母和祖父都满眶泪水,执手无言之时,我才蓦然兜上一股难解的酸楚,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生离死别”的滋味。

我们出发了。盘腿坐在萝筐里,我和麒麟被一个挑夫挑着,小弟和行李被另一个挑夫挑着。我们要“夜行晓宿”。四周早已被日军包围封锁,我们必须连夜穿过敌人的火线,如果被发现了,连挑夫带孩子,一个也别想活着走出沦陷区。我和弟弟们早被父母再三叮嘱,路上绝不可说话、咳嗽,或发出任何声音。事实上,我和弟弟们已被这些日子的各种遭遇所惊慑住了。早就知道日军是随时可以出现,刀枪都不再是“玩具”,而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不用父母叮嘱,我们也不敢轻易出声了。大家“静悄悄”地“摸黑”行进,没有火把,没有灯笼,也没有乡下人用的风灯。父母、挑夫和我们孩子都穿着全黑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