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青年时期起，索尔仁尼琴就对自己的使命坚信不疑。十八岁那年，他深信自己将会颠覆现有的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并说出新的见解。那时熟悉索尔仁尼琴的人都看出了他身上这种内在的信心，这种自信可以支撑索尔仁尼琴每天工作长达15个小时，争分夺秒，废寝忘食，以至于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直线条的人，但这并非意味着他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从信仰马克思主义转向东正教（他经常强调说，他并不仅是抽象地理解东正教，而完全是在生活实践中悟出来的真知），从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转而成为一个强大中央集权政治的拥护者，青年时期的他也曾犹豫不决，不知该献身于——文学、数学还是戏剧，而在五十岁时，他却毅然改变了自己的个人生活轨迹。
索尔仁尼琴在《癌病房》第二十九章中提到的基托夫拉斯，是俄罗斯版的神话人物半人半马：“基托夫拉斯住在遥远的旷野里，并且只能直线行走。所罗门王将基托夫拉斯叫到跟前，用计把他拴了起来，让人带他去凿石头。但由于基托夫拉斯只会笔直朝前走，当他被牵着经过耶路撒冷时，只能把他面前的房屋统统拆毁——为他开路。路上要经过一个寡妇的小屋，寡妇哭哭啼啼，央求基托夫拉斯不要拆毁她那可怜的小屋——最后终于打动了他的心。基托夫拉斯身体开始左右摇晃，不停地挤呀，挤呀——最后弄断了自己的肋骨。而小屋呢——倒是完好无损地保全了下来。基托夫拉斯只是喃喃道：‘软话可以弄折骨头，而硬话却会招惹众怒。’”这个情节取自《所罗门和基托夫拉斯传说》，收录于《帕里亚全书》——该书是一本杜撰的《圣经》传说故事汇编，自15世纪以来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是众多传到今天的古代俄罗斯文学手抄文选的组成部分。
正是这个传说激发了托尔斯泰创作了《人靠什么活着》。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中，科斯托格罗托夫让波特杜耶夫读这本书。同时，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人来到鞋匠那里定做一双靴子，但不久这个人就死了（于是鞋匠就把定做的靴子改成了死人穿的便鞋），这同样取自《所罗门和基托夫拉斯传说》中皇帝和怪物比赛占卜的故事。忧郁冷漠的科斯托格罗托夫在某些方面让人想起了睿智善良的基托夫拉斯。两个人的名字在构词上也存在着相似性（别忘了，基托夫拉斯折断了自己的一根肋骨，换句话说，就是骨头）。这也说明，粗鲁但有慈悲心肠的科斯托格罗托夫与基托夫拉斯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即外表丑陋，内心善良。
作家欣赏基托夫拉斯那勇往直前，不畏强暴，只向弱者或软话低头的精神。在斗士索尔仁尼琴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某些品性。为了能够战胜苏联的官方政权，为了击败文学审查官们错综复杂的敌对观点，为了在经历八年囚禁生活后始终怀着让“死人说话”的心愿而毫不动摇，为了对抗强大的极权帝国，而随后则是面对西方的各种诱惑岿然不动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这一切都需要基托夫拉斯式的执著精神。
当然，和基托夫拉斯生活在一起并非易事。索尔仁尼琴的前妻，他的前任文字编辑以及在美国生活期间雇佣的各种“委托人”，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多少少地抱怨过索尔仁尼琴人性上非常专制强势，甚至到了专横霸道的地步。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曾来拜访他，他想出版一本杂志，希望索尔仁尼琴给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写一封推荐信和担保书。斯普林格犹疑不决，不知是否应该把钱投给这个他完全不熟知的马克西莫夫，资助他出版杂志。索尔仁尼琴写了信，建议将杂志命名为《大陆》，并为杂志写了“贺词”。所有这一切都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章中得到了详尽的描述，这一点值得关注。1974年在巴黎出版了第一期杂志，上面刊登了索尔仁尼琴、尤内斯库及萨哈罗夫三人为杂志写的致辞。索尔仁尼琴对这一来自东欧的自由之声表示欢迎，但他同时也提醒道：“如果《大陆》能够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声音，这将为它赢得荣誉。但是如果西欧人民在听到这些自由之声后仍无动于衷的话，那将是他们的灾难。”杂志第二期出版后，两人的合作关系就戛然而止了。二十年后，当马克西莫夫与西尼亚夫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尖锐反对索尔仁尼琴的文章后，两人之间暴露出来的意见不合则以彻底断交而告终。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对这篇文章做出任何回应。但与此同时，马克西莫夫在这段时期的许多文章中都公开表达了对这位昔日的志同道合者的公开敌视。不得不提的还有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写的讽刺小说《莫斯科——2042》（1987）。在这部小说中，索尔仁尼琴化身为主人公西姆·西姆奇·卡尔纳瓦洛夫，他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私生子，为了继承皇位，他不惜与洗衣女工私通。有时甚至索尔仁尼琴身边最好的朋友或最亲近的助手也会突然爆发对他的忿恨之情，如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及她的女儿叶莲娜·采扎列夫娜。
总之，“基托夫拉斯”不仅拥有一些崇拜者和很多“未曾谋面”的知己（在回忆录《牛犊顶橡树》的相应章节里作家对他们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而且也有自己的敌人。在1972年的《致全俄罗斯大牧首皮缅的一封写于大斋期的信》中，索尔仁尼琴严厉地斥责了大牧首：“不应该欺骗人民，更不应该欺骗信徒，说什么外在的枷锁比我们的灵魂还沉重。基督教的诞生并非易事，但是它克服了重重困难并繁荣发展起来。它为信徒指明了道路，那就是奉献。一个人在缺乏一切物质力量的情况下，只要他奉献就可以取得胜利。在我们的记忆里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牧师和教徒在最初的时候承受了巨大的磨难。而如果他们失去了奉献精神，那么今天我们就将失去幸福。”这既是对在无神论国家竭力保留基督教的大牧首的指责，也是对那个在古拉格里待了十年的人的指责，这一点招致了许多东正教徒的不满。极具叛逆精神的谢尔盖·热卢德科夫牧师曾当众表示，对一个明明不能公开说出自己观点的宗师发出挑战是不公平的。热卢德科夫说，在我们这个中央集权的社会，教会是不可能成为“自由之岛”。这些指责都有一定的依据，但是在苏联还有被当局迫害的所谓的“地下墓穴教会”，因此，今天许多俄罗斯的教会继承了这两者的衣钵。显而易见，索尔仁尼琴更加推崇后者。
在《牛犊顶橡树》问世后，也发生了类似的误会。让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朋友们和他的女儿愤怒的是回忆录对这位诗人兼《新世界》主编的刻画。以怨报德、行事盲目、得意自满、自我中心主义——这些都是索尔仁尼琴“直线条”性格中表露出来的。弗拉基米尔·拉克申，这位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得力助手，从那时起就成了索尔仁尼琴的死敌。
每一次，当索尔仁尼琴像“基托夫拉斯”那样为人处事时，他就会有意无意地触痛那些诚实、感情丰富、但又不得不向现实生活妥协的人们的内心。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作家的这种绝不妥协精神，比如，他对俄罗斯东正教各个分支应联合起来的呼吁（1975）以及在哈佛的演讲（1978）。基多夫拉斯式的坚韧不拔精神是他的主要武器，但这会伤害很多人，更何况除此之外，索尔仁尼琴还是一个有些迂腐气的中学老师。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批判索尔仁尼琴的文章。比如，索尔仁尼琴的前妻就出版了5本批判索尔仁尼琴的书。第一本于1975年由苏联新闻社出版，并只在苏联境外传播（正如前文说到的那样），这本书可以让人感到一种新的伤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宣传机构巧妙地利用了作家前妻的窘境。第二本书叫《分离》，它是第一本的续集，讲述了索尔仁尼琴从1968年到1974年（在此期间，她不仅与索尔仁尼琴离了婚，而且作家也被驱逐出苏联境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期间的事情。当然，在阅读这些书时，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事实，这是带有深深偏见的一些说法：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时而在宣泄自己的不满，时而记录的是伤感的回忆。
此外，她还公布了前夫的一些信件和一个长长的语录，列舍托夫斯科卡娅这样做违背道德规范，如果不客气地说，她是在“偷窃”他的个人传记，并侵犯了他的私人生活。在与《牛犊顶橡树》中的某个片段进行的激烈论战中，列舍托夫斯卡娅千方百计地想证明，她与索尔仁尼琴同样伟大，有时甚至还以一种教训人的口吻谈论索尔仁尼琴。尽管如此，这个毕业于化学系并一生都迷恋弹奏钢琴的女人，和索尔仁尼琴一起共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光，与他共同经受着考验，并且是他的初恋。何况，正像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在自己的研究专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索尔仁尼琴的晚年，他经常是怀着内疚的心情回想起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并且在晚年给予她一些物质上的帮助。）需要指出的是，还在学生时代，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就曾对索尔仁尼琴指出过（尽管是带着善意），他对与他们朋友圈中的女性接触特别“专横”。
著名的批评家和文学评论家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拉克申（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话，他是一个“特别审慎的人”）在读过《牛犊顶橡树》后，写了一篇长文，文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他看来，索尔仁尼琴是一个骗光死者财产的大骗子。“我知道，想让人们远离自己的偶像索尔仁尼琴，他们会非常不舍。长时间以来，他对我们而言，是勇敢、良心和无畏的典型。但如果这个支柱垮掉的话，那又能怎么办呢？应该学会没有偶像的生活。”在这位批评家眼中，索尔仁尼琴的主要特点是嫉恨心强、气量小、傲慢、偏执。拉克申想起了契诃夫关于托尔斯泰的评价：“所有伟大的智者，都像将军一样，独断专行且无礼而生硬，因为他们确信自己不会受到处罚。”[1]在《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二》中，索尔仁尼琴用嘲讽的语气似乎预先回应了拉克申，他描绘了后者入党后发生的变化，他那区分“绿色信号灯”及“被克里姆林宫禁止的事物”，这就是见风使舵的特点。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拉克申就好像特瓦尔多夫斯基邪恶的同貌人一样。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作者引用了拉克申的那段恶毒的评语：“……他身上表现出一种斯大林式的毒瘤……沉醉于无意义的仇视与傲慢。”索尔仁尼琴的结论相当克制：拉克申是一个“虚伪的善于搞骗术的人”。
还有一个与作家“斗气”的人（不过，程度完全不一样）不得不提，她叫奥莉加·卡尔莱尔，一名俄裔美国记者，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孙女。1978年她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索尔仁尼琴：回归神秘的圈子》。在书中，卡尔莱尔讲述了自己参与地下文学出版界的情况，正是在这一地下文学出版界的帮助下，索尔仁尼琴发表了《古拉格群岛》，卡尔莱尔抱怨索尔仁尼琴对她的帮助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感谢之情。在《牛犊顶橡树》中，索尔仁尼琴曾说到（虽然没有点出具体的人名）：“作品用俄文版出版以后，理应立刻在美国出版，我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可是有两三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人把事情全部弄糟。”卡尔莱尔同样把索尔仁尼琴描绘成了一名暴君，说他只要有一丝不满就会牺牲他周围的亲人。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索尔仁尼琴详细地讲述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这位以反布尔什维克的呼吁文章《S. O. S.》为闻名的作家）的这位孙女是怎样与《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在《S. O. S.》发表半个世纪后打起官司并输掉这场官司的整个过程。
所有批判索尔仁尼琴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抱怨他是一个“专横霸道”的人，只想自己的事情，而对周围其他人却“毫不放在心上”。而事实却是，索尔仁尼琴在一片责骂声中前行：作为一名逐渐失去自己同志的勇士，他知道，他将会失去自己的拥护者。他曾说：“我不得不敞开心扉，要说得更准确，要不断深入。但这样又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读者，失去同时代人的支持，只能寄希望于后代人了。但尤为令人心痛的是，不得不面对至亲好友离你而去。”（《牛犊顶橡树·札记之三》）他事先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即拥护者、读者和朋友们会渐次与他疏远——这就是一个执著于自己使命的人的命运。一些与他“斗气”的同伴们或许是正确的，但作家本人也时常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这种追悔有时看上去令人十分感动，这未必是一个“专横霸道”的同时又病态地聚焦于自我的人与生俱来的品格。
法国之行是索尔仁尼琴工作之余一次难得的休息机会，他拜访了位于昂布瓦斯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故居。这位伟大的意大利天才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请来到这里并在此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满是苔藓的小桥、林荫小径、破旧的两室小房，这就是天才简朴的居所。难道这不就是一个死后受人尊重，生前却过着遭人迫害、嫉恨和诽谤的“艰苦岁月”的伟人的范例吗？毫无疑问，索尔仁尼琴在这位天才住所处产生了与达·芬奇惺惺相惜的“特殊感受”（《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卷，第三章）。
在索尔仁尼琴的整个一生（自1962年登上文坛至2002年最后的巨作《二百年同行》问世）里，既可以发现他对一切墨守成规的抗争，也可以发现某些人对他的背叛，做出的下流和卑鄙行径（当然，这些并不一定来自于反对者）。每个西方国家对索尔仁尼琴的“接受”，以及国内对他回国后的评介，这些记录完全可以独立成卷。例如，《古拉格群岛》在法国是不容置疑的畅销书，但用法语来出版此书却一直是争议不断：无论是电视节目（把索尔仁尼琴称作“文学界的弗拉索夫分子”），还是阿伦·鲍斯克创作的讽刺小品文《索尔仁尼琴，我不同意！》，都是这样。诗人兼左派政论家马克思波利·富舍写过“关于索尔仁尼琴”，他说：“它（《古拉格群岛》）扮演了军事进攻的角色，首先用来反对苏联，其次用来反对社会主义，最后用来反对左翼联盟。”
与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相比，法国更为注重“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倾向于把俄罗斯革命看作是法国革命的直接产物。法国起初怀着戒备的心理对待索尔仁尼琴的各种预言。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克·莫诺曾审慎地说过：“我认为，跟着他如今信奉的摩尼教亦步亦趋是困难的。但可以理解他，即使你认为自己没有必要跟在他的后面。无论他待在什么地方，他的信仰（似乎像列宁主义）最后都会导致同一个结果，从生物学概率的角度讲甚至是不可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的讲话中仍然有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感染力。”但后来，却与以前截然不同，法国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以及他在法国电视上的演讲，为这位伟大的流放犯人与法国读者（甚至是整个西方，特别是英国）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这个犯人的微笑、机巧善辩、回答问题时的战术明确、信念执著，使他赢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或者是稍微多一点的时间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会一下子就抓住整个法国社会舆论的心，给法国左翼的领导者们以很大的触动”——著名作家兼记者，加缪的朋友，也曾是阿尔及尔独立的支持者让·达尼埃利这样写道。他在回忆录《破裂的时代》中为索尔仁尼琴辩护时提到了孤立的问题，说这种感受他在“左翼”阵营中也曾经体会到。达尼埃利的朋友、社会学家爱德华·莫兰曾提醒过他：“你会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骂。”天主教哲学家莫里斯·克拉韦尔对作家的评价甚至比达尼埃利还要高许多，他说：“在法国，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见过如此规模、如此脆弱和人道的人物了。他的痛苦既是一种责问同时也是一种宽恕，赦宥我们世界上所有可怜的人（只要他们相信这一点，哪怕他们身处那个贬低、戕害他们的体制内却误入歧途）。”可以确定的是，索尔仁尼琴与苏联宣传机构的斗争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这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的意识形态现状，法国更为明显。“如果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太适合左翼阅读，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央委员会还依旧活在我们的头脑里”——年轻的哲学家安德烈·格柳克斯曼如是说道。最鲜明的评价来自与索尔仁尼琴创作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家、昔日的毛泽东思想信徒菲利普·索列尔斯。他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影响缓慢但却非常深刻，我认为我有责任这么说。”索列尔斯称索尔仁尼琴为“20世纪的但丁”。
美国的社会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需要这种像触电似的“休克疗法”来抵制共产主义的“幻想”，但当这位新美国公民（在没有加入美国国籍的情况下）为这个国家下了一个严峻的诊断时，社会舆论被深深地激怒了。然而，当时在美国知识界占优势的是“右倾”势力：有关索尔仁尼琴的严肃学术著作（如约翰·丹洛普的专著）在斯拉夫学者圈之外并不知名，只是到了2000年代，才出现了一些供广大读者阅读的优秀论著（如达尼埃利·马霍尼论索尔仁尼琴和托克维尔传统的书[2]）。就像在美国经常发生的那样，索尔仁尼琴由于文章专栏（The Solzhenicyn Reader[3]）而被大众所熟知。
我们简要梳理一下索尔仁尼琴所持的立场。他认为，西方的“磨碎机”同样会碾碎一切不和谐之音，其残忍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苏联。作家甚至开始收集针对他的那些侮辱性的表述，如“冷战的拥护者”、“宗教狂”、“东正教神秘论者”等。可以想见，作家与西方民众之间的交往少不了负面消息。索尔仁尼琴到西班牙时，恰逢佛朗哥时代即将结束，他却宣称当地的书店充斥了马克思的著作和左翼出版物，让人无法相信这是在集权体制下的生活。西班牙左翼立即散布“丑闻”，揭露了这个“大胡子的先知”和独裁者“暗线”之间的秘密联系。后来又发布假消息，说索尔仁尼琴打算去智利与皮诺切特进行会面。很快佛朗哥就去世了，西班牙成了民主国家——这一切正如索尔仁尼琴预测的那样，即在佛朗哥死后不久西班牙会很快成为民主国家。
作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在意“是否得体”，他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由自己来评价一切事物的强大愿望，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考虑普遍公认的见解，是斗士的主要特征，他孤身一人，而他的对手却是由上百万同胞支持的政权。而且，这个特征终其一生也未曾改变。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其充满激情的语言，活力四射、自由多变的风格，敢于公开自我揭露的特点让我们想起了另外一位伟大斗士赫尔岑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对于作家而言各种难言之隐。当然，索尔仁尼琴不可能永远正确：尽管战略家的嗅觉非常灵敏，但他仓促之间做出的见解有时会伤害人们。即使这样，总体上早晚人们都会意识到，他的见解不无道理，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地使作家遭受荒唐的迫害。例如，《时尚》杂志上刊登了索尔仁尼琴传记作者之一乔治·法伊费尔的文章，他认为索尔仁尼琴是新专制的预言家，对于自由世界而言，他要比整个苏联更危险。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作者这样写道：“他们这些有关我专横霸道的荒诞念头从何而来？——我老老实实地待在一个地方，写书，没有四处奔走建立什么联盟、集团，更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第二卷，第七章）“弗拉索夫分子”、“变节者”、“由于自己的集中营经历仇视全人类的人”，这些都是贴在作家脸上的标签。索尔仁尼琴，正如他本人所说，永远被当成了反西方的靶子，很多记者或批评家为了追逐名利而煽风点火，由此却引起了一场场轩然大波，对此作家也是毫不吝惜。
哈佛的演讲掀起了愤怒的浪潮，尽管对这个批评西方的人措辞很克制，考虑到他来自地球的另一端，失去了“自由”甚至“勇气”。虽然动作有点笨拙但外表却很庄重，一脸漠然，微微驼背，老态龙钟，但似乎又远见卓识，在古老的哈佛大学校园内，索尔仁尼琴再次获得了预言的能力，他庄严地抨击了西方世界的道德败坏。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波兰裔美国作家杰奇·科辛斯基回应说，民主强加给那些强大个体（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的限制是社会自由的代价。“他不明白，自由往往是在那个被推翻了的专制与那个可能重生的专制之间相互摇摆。”移民作曲家亚历山大·沃伦斯基严厉地指责索尔仁尼琴，说他妄想扮演一个对于俄罗斯思想家来说传统的先知角色，即鄙视现实，可玛特廖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哈佛的演讲中，美国的社会现实只是表面上见到的一切事物，有其固定的模式，如充斥着色情画面，民族观念薄弱，缺少神圣性……在俄罗斯的时候，索尔仁尼琴确实曾相信，美国是全世界捍卫自由的堡垒，可后来被亲眼看到的事实所震动并深深地苦恼。一方面，这说明讲演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真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分析比较肤浅。索尔仁尼琴没有充足的时间，更何况他也不想细心观察除了俄罗斯之外其他的现实。他所批评的、所思考的、所预言的仅仅是针对俄罗斯而言。
人们不理解他，这种现象贯穿了作家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所选择的战术导致的必然结果：索尔仁尼琴的独特个性是渐次展现出来的。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一个从内部来批判体制的“长着人的面孔的专家”。自然，那些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人们也竭力这样描述作者。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简短的前言中写道：“这是部冷峻的中篇小说，它表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没有哪个领域或现象能够避开苏联艺术家的视野，而没有得到真实的再现。问题在于艺术家本身拥有多少潜能。”小说发表后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这表明，苏联社会消解这部虽不长但却很尖锐（实际上这是一个被禁的题材）的中篇小说有多么艰难。在赫鲁晓夫准许后，作品才得以公开发表，而且收到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评语，但之后却是非议（这都成了一个传统），指责作者缺乏对苏联现实更广博的认识。
1963年底，《文学报》和《新世界》杂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评论家亚历山大·奥夫恰连科[4]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反对者的观点：“……部分和整体的比例失调，对现实的认识和再现方面缺少辩证思维，明显推崇“永恒的”、“不变的”道理，从而损害了新生的事物，将社会主义人道原则进行替换或者“扩大”，说它们导致了绝对的善良、绝对的痛苦和绝对的公平，——定好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让作家赋予了那些偶然的、个别的现象以过于重要且普遍的意义。”一方面，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一天——这是生活的缩影，因此，他就要进行适当的概括；另一方面，小说的主人公太过消极。“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应该是积极的、果断的、勇敢的，而不是索尔仁尼琴笔下这种谦卑的、温顺的人物形象。“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把自我牺牲精神当成了我们的一种民族精神？”[5]——评论家尤里·巴拉巴什写道。另外一些人指责索尔仁尼琴的写作“类似列斯科夫”，思想上陈旧，语言上过时。
索尔仁尼琴在苏联书刊界遭到事实上的封杀后，所有这些“批评分析文章”也戛然而止了，尽管后来陆续还出现了一些“支持”和“反对”他的声音。比如，1964年，《新世界》编辑部提名索尔仁尼琴为列宁奖金候选人，而他在苏联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是1966年。论战转移到了国外。1967年开始的对索尔仁尼琴的“审查”，导致他被秘密地开除出苏联作协。一时间索尔仁尼琴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他的所有作品都被从图书馆下架，从文献书目中被删除。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兼哲学家卢卡奇试图巧妙地让索尔仁尼琴“回归”，他把作家看作是一个批判苏联现实的“市民”知识分子。“这些细节非常真实，它们的本质、功能、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等都带有某种社会性，尽管这些细节的社会根源初看上去并不明显。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他提倡禁欲克制，但却不想表达什么观点。但对这个社会制度惨绝人寰、毫无人性的‘自然’式的描绘，比任何一种激昂的宣言更具毁灭性，更令人谴责”——卢卡奇写道[6]。索尔仁尼琴对于卢卡奇来说是“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各种矛盾的揭露者”，是未来论战的预言家，是一个“笨拙”、“迟钝”的先知。他就像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一样，只是一面“镜子”，并没有反映俄国革命的真实面貌。
在法国，《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得到了艾尔莎·特里奥莱和共产主义周刊《法国文学》的主编皮埃尔·戴克斯的支持。法国共产党就像得到了索尔仁尼琴的洗礼一样。十年后，戴克斯在《我眼中的索尔仁尼琴》一书中坦言道：“我对我们当时在访谈中说话的语气感到震惊，对社会主义艺术不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成了一种真正的艺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终于为自己赢得了名誉而感到兴奋异常。”
随着苏联开始对索尔仁尼琴进行迫害（开始还“躲躲闪闪”，后来却是公开行为），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兴奋”情绪也不见了。一些人与索尔仁尼琴划清了界限，另外一些人开始贬低他的价值，给他戴上了一顶“过去主义者”的大帽子。从那时起一直到《法国文学》被蓄意禁刊为止，皮埃尔·戴克斯都勇敢地与索尔仁尼琴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对于这位艺术理论兼文学评论家而言（以及成千上万名这样的人来说），索尔仁尼琴是在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唱了挽歌。
索尔仁尼琴使戴克斯及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是，还有“现实主义”者和“缓和政策”的拥护者，他们在《癌病房》的问世后将其称为“疯人院”（戴高乐将军手下大臣乔治·戈尔斯的谑称）。对于他们来说，索尔仁尼琴是“缓和政策”讨厌的绊脚石，“像蚊子的叮咬一样让人嫌恶”，而他的被驱除出境则是莫斯科自由主义最好的证明（难道将索尔仁尼琴驱除出境就像将阿里斯蒂德从雅典驱除一样残酷吗？）。亨利·基辛格建议福特总统不要同意1974年11月参议院作出的授予索尔仁尼琴荣誉公民称号的决定（在他之前只有拉法耶特和丘吉尔获得过该称号）。然而，美国国务院却推迟了在众议院的批复表决过程，发布了一份官方秘密文件，称这将会破坏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索尔仁尼琴被置于曾长时间争议过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趋同论”的焦点上。这一理论是由美国律师塞缪埃尔·皮萨尔提出的，并曾获得萨哈罗夫的支持。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的第一篇文章中也能听到这一理论的回声。索尔仁尼琴反对“趋同论”，用他的话来说，这一理论会摧毁俄罗斯的民族精神，而他却看到俄罗斯民族精神正在涅槃重生：“萨哈罗夫对我们俄罗斯鲜活的民族力熟视无睹”。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进步、思想自由甚至民主都只是“市场环境下催生出来的供人顶礼膜拜的幻象”。他引用了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曾说过的一句话：“西欧派是面对文化更强大一方精神上卑躬屈膝的产物”。作为回应，萨哈罗夫指责索尔仁尼琴陷入了“孤立主义”。对于这位学者、以启蒙思想为圭臬的人兼苏联原子科学之父来说，科学没有止境，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索尔仁尼琴同样接受了自然科学教育，他以罗马俱乐部对能源快速消耗现象的研究成果为例，呼吁俄罗斯人民要“自我克制”。早在1948年，当时他与自己的好朋友列夫·科佩列夫（当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沙拉什卡”的犯人，两个人就曾展开了类似的争论。
争论也包括移民这一话题。基于对人的普遍理解，萨哈罗夫捍卫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离开自己的国家；但索尔仁尼琴却认为，只是那些在自己的本国内部进行战斗的人才配得上尊重，他说：“无论移民到哪里，这永远是一个缺点，它把自己的故土交给了强暴势力”，因此，他谴责西尼亚夫斯基、涅克拉索夫、马克西莫夫和加利奇移居国外的行径。尤里·达尼埃尔留在了苏联，而1966年和他一起被起诉的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却跑到了巴黎，尤里·达尼埃尔反驳说，类似的立场彻底抹杀了第一批俄罗斯移民对民族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西尼亚夫斯基按照自己的方式回应了索尔仁尼琴，他在文章《俄罗斯的文学进程》中提到了俄罗斯的“另外一幅面容”，即继母的角色，她僵化而残忍，使自己众多的子女陷入到了疯狂的境地。“但所有人都在奔跑。俄罗斯—母亲，俄罗斯—妓女，你要为这个由你喂养大而后却怀着耻辱之心把他扔到污水池的孩子而负责！……”尽管这样，索尔仁尼琴还是为保留俄罗斯移民文化做了许多工作。例如，他向所有俄罗斯的移民呼吁，创建了全俄回忆录文库，后来把这个文库无偿赠送给了莫斯科的俄罗斯侨民之家（现在它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名）。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西欧派分子”萨哈罗夫滞留在了莫斯科，成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现在它已分布在全世界）最后一个活生生的象征，而“根基派作家”索尔仁尼琴却违背了自己的心愿来到了国外，先是定居在苏黎世，之后又来到了美国。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验证作家观点是否正确而巧妙安排的。安德烈·马尔罗说：“索尔仁尼琴的伟大之处在于尽管他处于国家警察的掌控之下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却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他现在却成了一个移民。这个移民所说的道理就其本身而言非常重要，但在我看来，影响力则截然不同。杰出的移民有很多，而且不仅仅来自俄罗斯。他的立场非常高尚，但并不总是很重要。”
索尔仁尼琴每走一步都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理由。比如，他极为勉强、毫不情愿地加入到了《大陆》杂志（“对于开办自由的俄罗斯杂志而言，这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地方，如果所有的作者以及出版社都处于俄罗斯本土的话，那么心情将会愉悦得多”）的工作，这招致了君特·格拉斯对他的嫉恨，后者指责他于1974年10月与斯普林格反动出版集团展开合作。在创建了俄罗斯社会基金会，以帮助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被驱逐的人们及其家人，并把《古拉格群岛》的稿酬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后（就像托尔斯泰把《复活》的稿酬捐给反仪式派信徒一样），他面临的是瑞士税务机关的指控，后者认为协议的某些条款不符合法律程序，但后来对案件进行详细审查后彻底取消了指控。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金兹伯格在莫斯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这位《白皮书》（写的是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埃尔诉讼案件）的作者遭到了第三次监禁，理由是他暗自发放基金会的钱款[7]。
其实，索尔仁尼琴不怕陷入到争论中。例如，他使人们再次关注1928年有关肖洛霍夫作假事件的传言，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他认为《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不是肖洛霍夫，而是死于国内战争期间的顿河作家费奥多尔·克留科夫。1974年，索尔仁尼琴为一部作者署名为D的专著《〈静静的顿河〉的急流》写了一个前言（如今这部书的作者已被人所熟知，她就是伊丽娜·尼古拉耶夫娜·梅德韦杰娃——托马舍夫斯卡娅）。某种程度上，这部“文本解析”力求通过文本细读直接告诉读者，文中有两个作者，一个是经验丰富的语言大师，一个是笨拙的文坛新秀。索尔仁尼琴夺走了肖洛霍夫的杰作，而让苏联政权失去了一位公认的天才作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深爱《静静的顿河》，深爱那片南俄大地，深爱那些勇敢彪悍的哥萨克，并想在《1914年8月》里尽情地歌颂它（尽管他自己并不属于那片土地，因为他的祖先不是哥萨克人而是移居到这里的农民）。
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成为新论争的导火索，例如，当他揭露强行将那些所谓“流亡国外的人”（即苏联战俘）“遣返回国”的真相时（战争后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实施的行为）就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历史学者尼古拉·托尔斯泰于1978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雅尔塔的牺牲者》[8]，作者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当局知道，这些人将遭到强行驱逐，而且在祖国等待他们的是悲惨的命运。索尔仁尼琴在英国电视节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英国，甚至还发起了一场为这些“国家利益”的牺牲品举行募捐的活动。
尽管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任妻子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但他也没有逃脱反犹倾向的指控。1974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译者让·卡塔拉（他是前法国驻爱沙尼亚外交官，1940年定居于苏联，1973年才返回法国）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被斯大林迫害的犹太作家在《古拉格群岛》中沉默不语，与此同时，那些占据了古拉格领导岗位的犹太肃反人员的名字却得到了突出的强调。其中，索尔仁尼琴在讲到肃反人员弗伦克尔时这样说道：“我认为他不喜欢这个国家。”作家这样指责是把他当成了肃反人员还是犹太人？这位作者还指出，在遭受俄罗斯人迫害的民族清单中没有犹太人。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列宁在苏黎世》出版后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帕尔乌斯—格尔方德在书中成了俄国革命的“灰衣主教”。的确，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犹太人恺撒·马尔科维奇难道不是“暗藏在后方掩体”里的人物吗？犹太诗人西蒙·马尔基什[9]之子在一篇论述索尔仁尼琴笔下的犹太人形象的文章中，详尽地研究了基督教的反犹传统（并非主动继承的），并一直追溯到14世纪因本民族的不幸命运而起来复仇的犹太人形象。
尽管索尔仁尼琴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同情，但他的言论，首先，完全可以解读成让犹太人离开俄罗斯的特殊“邀请”，因为在俄罗斯他们无事可做；其次，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作者还附带有大量有关以色列神权政治优点的怪论。2008年12月，安德烈·马尔科维奇在《查理》周刊上撰文，也加入到了谴责索尔仁尼琴的队伍。对于他而言，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否定世俗国家和民主的极端右派民族主义者，作家认为犹太人“实在是太多了”。
但最大的一场争议是围绕1917年的革命到底是“俄罗斯”人发动的还是“非俄罗斯”人发动而展开的。与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和谢苗·弗兰克的观点（他们认为革命是俄罗斯极端主义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截然不同，索尔仁尼琴断然宣称，俄罗斯的民主及社会主义等思想都是舶来品，俄罗斯人民成了这场革命的主要牺牲品。（然而他也多次强调，把这些想法付诸实现的是俄罗斯“解放者”自身，而为这些解放者“施肥浇水”并使之发展壮大的则是目光短浅的俄罗斯当局。）革命是对俄罗斯人们实行了一场“大屠杀”——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核心观点。斯大林时代的研究专家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古拉格群岛》有很多不正确之处，同时，谴责作家对集中营里的布尔什维克充满了仇恨和蔑视。在这里，我们想强调一点，即索尔仁尼琴的冷嘲热讽在某些时候的确过于残忍，梅德韦杰夫揭示了《古拉格群岛》的主要矛盾所在（他这样认为）：怎么能下结论说“一切革命都是谎言”（这些革命不分青红皂白就消灭了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而与此同时却为《肯吉尔四十天暴动》唱赞歌，并祝福那把由罐头盒制成的小刀呢？我们觉得，这种指责并不公平，因为话题谈的是手无寸铁的犯人们起义的事情，但索尔仁尼琴却很少忏悔或是替自己辩解，而在美国版《古拉格群岛》的前言中索尔仁尼琴却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可以认为这是对梅德韦杰夫的正式答复。他提醒自己的读者，要认清对肯吉尔暴动的错误解释，他说这根本就不是为暴力进行辩白。按照他的观点，肯吉尔事件与“盲目的”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无论作家如何解释，梅德韦杰夫还是成功地摸到了“索尔仁尼琴这部机器”运行中暴露出来的深刻而又有机的矛盾：即非暴力（当然，是就这个词的一定含义而言的）天使，经济上的自我限制，全民族范围内的禁欲主义，这些应该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战士同时具备的素质。肯吉尔赞歌是20世纪创作出来的众多歌颂暴动的歌曲中最动听的一首。但如何能够把肯吉尔与玛特廖娜相提并论呢？与索尔仁尼琴关在同一个战俘营的难友德米特里·帕宁（在《第一圈》中他是索洛格金的原型）则相反，指责作家没有竭尽全力号召人民来推翻苏联。
与伟大信念相伴的总是一定的盲目性，伟大的真理同样有其黑暗的一面。所有那些反对索尔仁尼琴的人，都有权驳斥这块“巨石”上面的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作为一名先知作家，而且首先是一名斗士，索尔仁尼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争论。一些人怀疑他狂妄自大，另外一些人嘲笑他把玛特廖娜当成了自己的圣像。他是一名反犹主义者吗？他对皮缅大牧首不公正吗？他不知道评判的尺度吗？他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是不是有点粗糙？他对集中营刑事罪犯的仇恨是不是并没有遵照基督教的训导？他对肖洛霍夫的指责是不是过于武断？他对美国的评判有充足的证据吗？索尔仁尼琴敢于表达人类的极度绝望，他深入到人的生存极限，就像沙拉莫夫所说，在那里人们开始觉得，“生活的底”永远地留在了他的个人生活中。索尔仁尼琴的创作聚焦于一个人那无法治愈的伤痛。一个火轮不知疲倦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晃动，就像在《红轮》第一卷《一九一四年八月》里霍亨施泰因高地上燃烧的那团火柱一样，当一位年轻的女圣徒在“火上取暖”（这里是转义，在《古拉格群岛》第三卷章第五章中，她穿着单薄的裙子站在相邻营地的门卫室旁冻得瑟瑟发抖，却没有人敢放她进去），作者就坐在自己营区的篝火旁，他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于是小声地对自己嘟囔道：“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这个庄重的誓言也传给了他本人。这个火光，这个红轮成了联结作家全部创作的核心象征，因为火光意味着考验和救赎。那个乞求原谅的“小妹妹”一定会成为新但丁的缪斯女神贝雅特丽齐。火轮同时也是命运之轮，是磨碎人们生活的磨石和圣徒头上的光圈……
人们总是想从文学作品中吸取某种经验教训，是否需要像以前那样去阅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在共产主义制度垮台后，正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古拉格的问题已经一清二楚了，可以不必再谈论这一话题了。在民主确立之后，俄国不再需要传播关于善与恶的宗教。如今有关善与恶的问题还有其他机构来负责！建立新的国际道德标准，使一些国家有权干涉塞尔维亚的问题；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那些实施种族灭绝的人——没有人在意这一大型的原始大屠杀，离不开西方强国的纵容（它们巧妙地周旋于自己的后殖民政策），就像发生在卢旺达的大规模屠杀图西族的行为；俄罗斯在对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方面变得越来越强硬，因为欧美坚持要求俄国将原有的一切地缘地位都如数返还；伊斯兰恐怖主义日益高涨——这些构成了新世界的种种表象，这个世界同索尔仁尼琴与之斗争的那个旧世界毫无相似之处。他在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大声疾呼索然无味。尽管这样，这些呐喊在很多方面与新一代人的追求是相契合的，如不说谎话，做好自己，从“底层”而不是“自上”来建立民主，在日常生活、个人生活以及与大众消费有关的生活中践行自我克制的生活方式。
然而，索尔仁尼琴对当代社会思想的影响受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个不利的因素蕴含着他道德体系的本质属性问题：这个体系的基础是基督教，而上帝是这个体系的源泉。就算索尔仁尼琴领先于时代，就算许多当今西方流行的思想（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由他提出来的，他的威望也会由于他的神权中心主义世界观而遭到质疑。第二个不利因素在于，索尔仁尼琴关注的焦点完全集中在俄罗斯上。事实上，他的所有号召都只针对俄国：俄罗斯应该停止向外扩张并专注于自己的内部问题，这是他再三重复的话题。索尔仁尼琴不仅不同意普京，后者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的最大灾难”，而且他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说：“坚守一个伟大的帝国就意味着要杀死自己本国人民。”（《我们应当怎样安置俄罗斯？》）但是这里他同样遇到了别人的误解：这些话被解读成狭隘民族主义的表达。
用一些在传统的思想争论中司空见惯的概念（如左派与右派，过去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普世主义者，命中注定与存在主义等）来评价索尔仁尼琴未必有效。而如果想要给出一番评价，那么就需要评价者自己把这块火石挂在脖子上。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对于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一种终生的考验。在你无论用何方法估量他之前，需要接受他，与他感同身受。阅读《古拉格群岛》是一种道德上的必要体验。《古拉格群岛》会将读者的内心点燃，否则它就不会放过他们。
这本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把人当作残渣的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当然，在索尔仁尼琴之前就有诗人普里莫·莱维和保罗·策兰，作家埃利·威塞尔和维吉尔·乔治乌，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和莱昂·波利亚科夫，历史学家兼亲历者大卫·鲁塞，描写纳粹集中营的奥尔加·沃尔姆瑟，讲述古拉格群岛的尤里·马尔戈林和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详实地再现这毫无人性生活的作家。在他之前，用哲学家克洛德·勒福尔的话说，其他人也“思考过到底是什么夺走了思考能力的问题”。“最后一幕总是血淋淋的，不管是一出多好的喜剧。”（帕斯卡，《思想录》第210条）尽管索尔仁尼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接受”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那关于死亡中孕育死亡的这一思想，关于对人的这种双重否定的思想，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我们大家都想丢开这种思想。
[1]Письмо Чехова Суворину от 8 сентября 1891 г.
[2]Mahoney D. Solzhenicyn. The Ascent from Ideology. Maryland，2001.
[3]The Solzhenicyn Reader / Ed. By J. Ericson and D. Mahoney. Washington，2006.
[4]Овчаренко А. Жизнеутверждающая сил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1963. № 11. 关于他，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写道：“在数不胜数的作家全会的一次会议上某个奥夫恰连科（这是一只善于追踪的狡猾的狼，只不过姓氏是有点羊的味道）作了发言”（《扼杀》）。译者注：奥夫恰连科这个姓的词根有羊舍、牧羊……的含义。
[5]Барабаш Ю. Что есть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63. 31 авг. С. 3.
[6]参见：Lukacs G. Solzhenicyn. London，1970.
[7]索尔仁尼琴认为，金兹伯格的失误在于参加了莫斯科的赫尔辛基小组，他认为，这与给大清洗的受害者发放津贴是不符的。
[8]Tolstoy N. Victims of Yalta.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7.
[9]Markish S. Jewish images in Solzhenicyn // Soviet Jewish Affairs. New York，1977. N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