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把关于遥远将来的想法和可能的教育革命搁置一边。我们现在必须为将要出现的哲学家抱有一些什么祝愿？在需要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准备功夫，好让他有最佳的机会能有叔本华式的存在？叔本华式的存在肯定很不轻松，但起码可以活得下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要去做的，以让这位哲学家更有可能对其同时代人产生影响？要清除哪些障碍，以让他的榜样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让这位哲学家能够教育其他哲学家？在此，我们的思考就转到了实际的困难。
大自然永远都着眼于广泛的效用，但却不懂得如何发现最好和最巧妙的手段、方法，以达到其目的。这是大自然的一大痛苦，大自然也正因此是忧郁的。大自然想通过产生出哲学家和艺术家，让人们对存在能有一个解释、看到存在的含义——这出自大自然要解救自身的渴望，是确定的。但这些哲学家和艺术家，其产生的结果和效用，却几乎都是那么的不确定，那么的微弱和无力！真要产生出效果的话，那可是绝无仅有！尤其是哲学家，大自然在试图以其达到广泛效用方面是相当茫然的；她的手段似乎是试探性、忽发奇想似的；这样，大自然就无数次地目标落空，大多数的哲学家都没有带来广泛效用。大自然的行事就像是铺张浪费，但那却不是阔豪的胡来，而只是生手、笨拙所致。可以认定，大自然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她就会免不了对自己及其笨拙恼火。大自然把哲学家就像箭一样地射向人类。大自然也不瞄准目标，但她希望射出的箭能终于挂上某处。大自然却失败了无数次，已经是大为光火。大自然在文化领域，就如同她在植物和播种方面，是同样的浪费。她是以广种薄收和甚为吃力的方式实现其目标：这样的话，她就耗费了太多的力气。艺术家之于这艺术家的鉴赏者和爱好者，犹如一门粗重的火炮之于作为目标的一群麻雀。只是为了扫走一点点雪，而掀起了一场大雪崩；只是为了打掉那人鼻尖上的苍蝇，而把人也打死了——这些都是幼稚的行为。艺术家和哲学家就是证明，足以反驳了大自然的手段与目的是相符和相宜的，虽然这些证明也绝佳地证实了大自然的目的极具智慧。大自然永远只命中寥寥可数的几个目标，但她本来应该击中所有的目标才是。甚至那几个目标，也不是以哲学家和艺术家射出其箭矢的同等力度被击中。艺术作为原因和艺术作为效果，差别如此悬殊，这是很悲哀的事情。艺术在作为原因时极具威力，但其效果却是瘸了腿似的，空留余音！艺术家根据大自然的意志，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创作了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他知道任何其他人都不会像他那样理解和热爱他的作品。因此，由于大自然手法笨拙，所以，更高和程度更甚的爱与理解，对于生成更低和程度更逊是必须的；更伟大和更高贵的，是生成那更渺小和有欠高贵的手段。大自然并不是个精明的管家：她的支出远甚于收入。终有一天，大自然会把自己的财富挥霍殆尽。这管家本来可以安排得更理性一点，定下这样的家规：少点的花费，百倍之多的回报。例如，少一些艺术家，这些艺术家的能力也弱一些；与此同时，有着许许多多的受众，并且这些受众也更有能力。这样的话，艺术作品作为原因，就能得到百倍之多的效果回响。或者，人们起码期待原因与效果能够相等。但大自然却远远没有这样的期待！常见的情形就是：艺术家，尤其是哲学家，就好像是碰巧生于他们的年代，恰似些隐世者，或者是散兵游勇，是掉队的流浪者。我们只需真心地想一想，叔本华是多么伟大，而他的影响又是多么微弱，多么荒谬！对于我们这一时代任何一位诚实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叔本华就好像是偶然生于我们这个年代，看到不知是哪些力量或者欠缺力量在作怪，以致叔本华的影响日渐式微——没有什么比看到这些，更让我们感觉羞耻的了。首先，是没有人读他的书，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坛永远的耻辱。然后，读者有了，但叔本华早期的公开宣传者却力有不逮。当然，还有就是（在我看来）所有现代人对书的麻木。人们根本不再愿意认真对待书籍了。慢慢又有了一种新的危险，这危险出自人们多方企图把叔本华改头换面，以将就这衰弱的时代；或者把叔本华当作是一些具有异国情调、有别样刺激气味的香料，仿佛那就是某种形而上的胡椒面。虽然叔本华大名已逐渐为人所知，并且我相信现在知道叔本华名字的人，已经多于知道黑格尔名字的人，但是，叔本华仍然是个隐世者，他至今仍然没有发挥出作用！如此成功阻止叔本华发挥影响，其殊荣却一点都不属于叔本华的那些真正的对手和反对叔本华的狂吠。这首先是因为这些人极少会坚持读完叔本华的书，其次是因为他们会把强忍住坚持读完叔本华著作的人，直接拉到了叔本华的那一边去。因为谁又会让一位卖驴子的人拦住，不让跨上一匹漂亮的骏马——尽管这卖驴者极尽本领贬马吹驴？
谁要是在这时代的大自然中认出非理性，那他就要寻求手段以助大自然一点点的力量。他的任务将是让自由思想的人和深受这个时代之苦的人认识叔本华；把他们集合起来，通过他们以发起一股潮流，以众人之力帮扶在应用哲学家方面至今一贯笨拙无能的大自然。这样的人将看清：那些妨碍伟大哲学发挥作用的阻力，与妨碍生成伟大哲学的阻力是同一样的。正因此，他们应该把目标定在为叔本华的再生铺平道路，亦即为哲学天才的再生铺平道路。但那些从一开始就抗拒叔本华学说的影响和传播的人，那些到最后想极尽手段以破坏哲学天才重生的人——这些一言以蔽之，都是当今人性中的乖戾、反常成分。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形成中的伟大人物，都必须耗费让人难以置信的精力，以只身杀出这些乖戾、反常的重围。他们现在踏进的世界，笼罩着荒唐和胡说八道。那的确不必是宗教的教条，而只是诸如此类甚有荒唐味道的概念：“进步”、“普遍的教育”、“民族的”、“现代化国家”、“文化斗争”，等等，等等。确实，我们可以说，所有的那些泛泛字词现在都带有某种人为的、非自然的装饰。因此，我们那更加清醒的后世会极其严厉地指责我们是畸形和颠倒的——尽管我们如此高声吆喝着我们是多么“健康”。古代器皿之所以美丽，叔本华说，就是因为那些器皿，以如此天真直白的方式表达了它们是什么和将作何用途；其他的古代器具莫不如此。看着这些东西，我们就会想，如果大自然真要做出这些花瓶、陶罐、灯具、桌子、头盔、盾牌、铠甲，等等，那它们就会是这个样子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谁要是在今天看看几乎每一个人是如何忙活着艺术、国家、宗教、教育（为了很好的理由，就更不用提我们的器皿了），那就会发现在人们那里，有着某种程度上未开化的任意性和在表达上的夸张；而形成中的天才通常恰恰要面对的，就是他这时代充斥着的奇异概念和怪诞需求。这些是铅一样的压力，经常就在他们要动手拉动犁头开耕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按压着他们要抬起的双手；甚至他们最高的作品，因为要发力破土而出的缘故，所以也在某种程度上打上了这种力压之下的痕迹。
在我搜集和总结种种能够帮扶一个天生哲学家的条件时，我注意到了某些奇特之处；我这里所说的条件，意思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加上至好的运气，一个天生的哲学家至少就能够免遭上述那些时代乖戾风气的压迫。那奇特之处就是这些条件，部分恰恰就是叔本华赖以成长起来的条件，起码总的来说是这样。虽然也不缺与此相反的条件，例如，在他那虚荣和爱好文艺的母亲身上，时代的那种乖戾和反常可怕地逼向叔本华。但是，叔本华父亲那种高傲的、共和式的自由性格，就仿佛是把叔本华从他母亲那里解救了出来，并给了他一个哲学家所需要的首要东西：一副硬朗、不屈的男子汉气概。叔本华的这位父亲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学者。他带着他的小孩多次游历国外。所有这些，对于一个不是要认识书而是要认识人，不是要应该学会敬重一个国家而是要应该学会敬重真理的人而言，都是有利的条件。叔本华及时地学会见怪不怪地对待，或说学会敏锐地看出各民族的局限性。他居住过英国、法国、意大利，与他居住过自己的祖国没有什么两样；他与西班牙的思想精神也不乏亲近。总的来说，叔本华对生为德国人并没有感觉到无上光荣；我不知道在一个新的政治环境中，他是否就会有别样的感觉。众所周知，叔本华认为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抵御外侮、抵御内乱和抵御提供抵御者。如果人们捏造国家还有除了提供抵御以外的其他目的，反而轻易就会危及国家的真正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叔本华立下遗嘱，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了在1848年中为维护社会秩序而战斗、而倒下的普鲁士士兵的幸存者。此举让所有那些所谓的自由派分子感到震惊。很有可能从现在开始，人们会越来越把对国家及对国家的义务这样的简单理解，视为显示一个人具有更高思想水平的标志。这是因为谁要是怀着“哲学的激情”的话，那就已经不会有时间再有那“政治的激情”；并且，他就会很聪明地小心不要每天阅读报纸，或者更不要服务于任何一个政党；虽然一旦他的祖国真处于危难之中，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岗位上。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政治家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必须去关心政治的话，那这一国家工作的管理和安排，就是相当糟糕的，这国家也活该给许许多多的这些政治家葬送。
叔本华得到的另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要长大成为一名学者，而是确实在一个商行中工作了一段时间，虽然那种工作违反他的心意。无论如何，叔本华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呼吸着大贸易商行的自由空气。学者是永远成不了哲学家的，因为康德本身也无力成为哲学家。尽管康德有其与生俱来的天才的涌动，但一直到最后都仿佛处于只是蛹的状态。谁要是以为我这样说康德，就是对康德不公平，那他就是不知道哲学家是什么。哲学家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而且还是一个真正的人；又有几个学者成为了真正的人？谁要是让概念、意见、过去、书籍搁在自己与事物之间，也就是说，谁要是诞生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历史之中，那他就永远不会直接看视事物，他自己也不会是直接被看视之物。但这互相交错的两个条件，却是哲学家必备的，因为大部分的教诲，哲学家必须从自身获得，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那整个世界的写照和缩写。如果一个人是通过别人的看法来察看自己，那毫不奇怪的就是他在自身所看到的只是别人的看法！学者正是这样子的人，就是这样子地生活和观察。相比之下，叔本华却有着说不出的好运，不光是近距离在自身看到了天才，而且还在自身之外，在歌德身上看到了天才。通过这两重的映照，他学到了、也智慧地从根本上明了了所有的那些学者的目标和文化。得益于这些经历，叔本华知道了艺术的文化所渴望的自由和强有力的人，必须是个什么样子。有了这样的眼光以后，叔本华还能有多少的余兴，以现代人的学者或者虚伪的方式，致力于所谓的“艺术”？叔本华看到过更高一级的东西：那一可怕的、超越此尘世的审判场景；在那里，众生，甚至最高级的和最完美的，也将被掂量一番，并被发现太轻；他看见了圣者是存在的裁判官。我们一点都无法确定叔本华早在什么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幅画面，并且给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稍后在他的所有作品里，他都试图临摹这幅画面。但我们可以证明这个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且也相信他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这惊人的一幕。他在稍后从生活中，从书本里，从科学的各个王国所吸收的一切，对于他而言，差不多就只是颜料和表达的手段而已。甚至康德的哲学也只是排在首位的、特别的一套词语工具而已——以此工具，叔本华相信能够更清晰地表现他所看到的那幅画面，正如佛教和基督教神话也不时被他用于同样的目的一样。对于叔本华来说，只有一个任务和成千上万的手段以完成这一任务；只有一个意思和无数的图形文字以表达这一意思。
叔本华能够真正为完成他这样的一个任务而活，可以谨守自己的座右铭“把一生都献给真理”，不需承受日常生活的平庸压力——这是叔本华存在的美妙条件之一。人们都知道叔本华为此是以多么辉煌的方式感谢了他的父亲。而在德国，吃理论饭的人，通常为了完成其学科的职业生涯而以自己的纯粹人格为代价，求名求地位，成了一个“考虑周全的傻瓜”，对有影响力和身处高位的人，则处处小心谨慎，曲意逢迎。叔本华对数不胜数的学者有过很多冒犯，但不幸的是，所有那些都及不上这样的冒犯：叔本华与他们并不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