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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神宗元丰三年至哲宗元祐八年

(公元1080年—1093年)

苏东坡由现在起,为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为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

在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起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七女、三男、两个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属,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坐船走了几个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上行往东坡的处所去。东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黄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矾山,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汙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阆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惇,他的说法又不同。章惇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其文如下:“平时唯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迂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 而公乃疑其再犯也, 岂有此理哉?……”随后又叙述当时生活状况。“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迨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皋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一封写给范镇儿子的信,语调则近诙谐,他说:“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不过苏东坡确是生活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这是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的:“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莘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等于美金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耘老(贾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自喜渐不为人识”。有时过江去看同乡好友王齐愈。每逢风狂雨暴,不能过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数日。有时自己独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丙酒店,他发现那儿的村酒并不坏。那个地区产橘子、柿子,芋头长到尺来长。因为江上运费低廉,一斗米才卖二十文。羊肉尝起来,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贱,鱼蟹几乎不论钱买。旗亭酒监藏书甚多,以将书借人阅读为乐事。太守家有上好厨师,常邀东坡到家宴饮。

在元丰三年(1081年),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来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

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十亩,在黄州城东约三分之一里,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顶上,共三间,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五间,是到黄州后二年的二月雪中竣工的。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才二十二岁,就是到雪堂认识的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宋朝诗人陆游是在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十月到的雪堂,是苏东坡去世后约七十年。他曾记述雪堂正中间挂着苏东坡一张像,像上所画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

雪堂的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一小沟而过,若非下雨,沟内常干涸。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为当年所植,再往东,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颇清冽,并无其他可取之处,只是诗人当年取水处而已。往东的低处,有稻田、麦田,一带桑林菜圃,为一片长地,另有一片大果园。他在他处种有茶树,是在邻近友人处移来的。

在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遗。他的西邻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园,竹茎周长约六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荫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箨,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

苏东坡如今是真正耕作的农夫,并不是地主。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他说: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有一段日子,久旱不雨,后来下了雨,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

沛然例赐三尺雨,造化无心怳难测。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腐儒奋枥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会当作塘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在较高处他种麦子。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嚎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非常信任他,崇拜他,现在该陪着受罪过穷苦日子了。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在诗里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四川眉州东坡的一位同乡,一个清贫的书生,名叫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子由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又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对方从来没见过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遨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去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长客。第三年,诗僧参寥去看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慥,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慥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慥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慥在中国文学上以惧内之癖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癖”一个典故,季常是陈慥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不过这首诗解释起来还有漏洞。据我们所知,陈季常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而且尚有艳福。再者“狮子吼”在佛经中指如来正声。我想可能的理由是陈季常的太太一定嗓门儿很高,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倘若苏东坡说是“母狮吼”,就恰当多了。

苏东坡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虽然长子迈这时也能写诗,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任命的心情写过一首《责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说:“天意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苏东坡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敬通为东汉学者。苏东坡这句诗自己加的注脚里说:“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容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其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大约在此时,东坡收朝云为妾。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妻子在杭州买朝云时,她才十二岁。按照宋朝时的名称,我们可以说她是苏太太的妾。妻子的丫鬟可以升而为丈夫的妾,在古代中国是极平常的事。如此一个妾,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失为太太的助手。因为妻子要伺候丈夫,比如准备洗澡水,妾就比一个普通丫鬟方便得多,不必在丈夫面前有所回避了。朝云现在已经长大,天资极佳,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很赞赏她。在苏家把她买进门时,有些人作诗给她,就犹如她已经是个富有才艺的杭州歌伎一般。但仔细研究,则知实际并不如此。由苏东坡自己写的文字上看,朝云是来到苏家才开始学读与写。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朝云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

在元丰六年(1083年),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趁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他对陶潜极其佩服。陶潜也是因为彭泽会时,郡遣督邮至,县吏告诉他应当穿官衣束带相见,陶潜不肯对上方派来的税吏折腰,即解印绶去职,也隐农桑。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诸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若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潜写了一篇诗《归去来辞》,只可惜不能歌唱。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把《归去来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教给农夫唱,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枝,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齐唱。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堂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

出舆入辇,厥痉之机。

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蛾眉,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辞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司维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儿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司维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他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这是那封信:

上鄂州太守朱康叔(寿昌)书

轼 启: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见过。偶说一事,闻之辛酸,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向,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名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者有此,辄往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

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辄免。鄂人户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其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宣。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赒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耋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守。所活者亦数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唯为民自重,不宣。轼再拜。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与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己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