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书库 >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 二度归零 >

二度归零

我的生命里有两次归零,就是家完全毁了,一无所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一次是唐山大地震,1976年。我后来开玩笑:前一次是毛主席领导的,后一次是土地爷发动的。

1966年8月23日,一群穿绿服装、戴红袖章、人手一把斧头的男孩女孩闯进冯家,“砸烂旧世界”。其中有个姑娘,模样端正,眼神却叫人害怕。她不吵不闹,砸起东西来分外细致。在同伴们已经扫荡过的房间里,她转来转去,把还算完整的东西一件件翻出来,有条不紊敲个粉碎。然后,她翻出冯骥才的一本相册,把里面的照片一张张抽出来,撕成两半。她做这些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格外注意那些有女性——冯的母亲、姐姐、未婚妻——的照片,她冷笑,秀气的眼睛发着寒光,用两只白白的手把它们撕成细小的碎片,唰唰作响。

照相主义者冯骥才心痛极了。姑娘走后,他从地上拾起零星残片,将珍贵的童年少年,留下一点点。这姑娘难忘,被写在80年代初发表在《收获》上的散文《书桌》里。

他还被抄家者押进一个房间,猛见30年代照片上过《北洋画报》、文静娴雅的母亲坐在地上,头发被剪秃,满脸涂着紫药水。他眼前一黑,失去知觉,紧接着像被一根皮筋似的东西拉了一下,回转来,前后不过一分钟。事后母亲告诉他,那一分钟里,他瞪着眼睛在狂笑,声音骇人。事后医生告诉他,若没有那根“皮筋儿”,他可能就疯了。

这之前的24年里,冯骥才无忧无虑,唯一的受挫是报考中国美院而未取,原因暧昧,似与阶级出身有关。这不算什么。他快乐地在天津市队打篮球,因伤退役后在书画社里领一些计件活儿,在家里画仿古国画;要么读书,一个人站在屋里背诵《蜀道难》《赤壁赋》或者《致大海》。有时约画友出去写生,有时骑着自行车,车后绑一个木凳,斜背一架廉价相机,穿行在天津老城的街巷中,见识那些美物:杨柳青年画、木雕、砖刻、风筝、泥人、灯笼……他保存着那些素描和《天津砖刻艺术》的手稿。这部小书写成于22岁(1964年),不曾出版。

更如意的是,遇见了一个叫顾同昭的女孩子,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顾同昭出生在天津五大道最大的一座西班牙式花园别墅里,是她外祖父设计的。50年代变为公产。60年代毛泽东视察天津下榻在那里,从此得名“润园”。在冯骥才看来,顾家平和、安静、本分,女孩子们愈加单纯,像瓷娃娃一样长大。

我妈妈那时候特别爱看越剧,越剧基本都是悲悲戚戚的,跟她伤感的气质相投。我爱人她姨也爱看越剧,那天戏院里,带着她就坐在近旁。她姨就说,这是我外甥女。那时候她好像才20岁,很小。母亲问她干什么的,她说我画画,想考美院。母亲说我儿子今年高中毕业也考美院。她发愁说不知道素描怎么考,母亲说你来我家好了,我儿子也许能告诉你。

那时候也没电话,有一天她忽然就来了。我的房间在二楼,打开门,忘了去过道干什么,她从楼梯跑上来了。那时候北京正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她戴一个花朵形状的乒乓球赛纪念章,穿一个蓝色对襟的小褂,因为她从小学芭蕾、学钢琴,步子轻快,仪态很美。我一看,咦,这小孩挺好玩的,挺有感觉。她一见我:请问,这是姓冯吗?我说,呵,是。你就是冯骥才呀。是。她说哎呀,那么高啊!那时候我也很单纯,20岁左右,还没有恋爱的想法。后来,她说,做女孩子的时间长一点好,我们也就没急着结婚,直到“文革”来了。

1983年,冰心和吴文藻先生金婚纪念日,冰心问前去祝贺的冯骥才:你怎么结的婚?

拍摄者:姜晓明

当时我和未婚妻两家都被抄了,我们决定结婚。结婚那天我和她全家去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父亲关在牛棚里,母亲的头发被红卫兵铰了,都没能去。我俩都是被抄户,在饭馆里不敢声张,大家压低嗓子说“祝贺你们”,然后不出声地碰了一下杯子。

街道赤卫队给了我一间几平米的小屋。之前,我把抄家剩下的几件衣服打了一小包儿,夹在自行车后座去的饭馆,可路上掉了,所以我等于两手空空进了那间小屋。屋子中间安一个煤球炉子,床是用三块木板搭的,我捡了一些砖,垒个台子,把木板架在上边。有一个小破桌,向邻居借了两个凳子,此外没有什么了。窗子不敢挂窗帘也不敢糊纸,怕人说我们躲在屋里搞反革命名堂。进屋不多会儿,外边大喇叭响起来,我们赶快关了灯。原来楼下有个红卫兵总部,知道楼上有两个狗崽子结婚,整整闹了一晚上,一个劲儿朝我们窗户上打手电,电光就在天花板上扫来扫去。我们和衣躺下,我爱人在我怀里整整哆嗦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我的新婚之夜。

冰心听完,笑着也是认真地跟我说,冯骥才,你别抱怨生活,这样的结婚才能永远记得。大鱼大肉的结婚都是大同小异,过后是什么也记不住的。

冯骥才本想写一部关于抄家的小说,最终写成中篇《感谢生活》。它被译介的版本最多。

婚后最初十几年的照片一张张看过来,有简陋困苦,有狭小逼仄;有顾同昭在厨房餐厅客厅集于一角的家里转过头来,眼神无助但依然清亮;有冯骥才穿着肘部打补丁的衣服在书堆前忧郁,那补丁是方方正正。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脸上的笑多了,可母亲的脸比婴儿瘦小……这一家人的脸上有苦有难也有笑,却没有恨。怎么会没有恨?

恨是悲剧生出的种子,它会再生出一个悲剧来。我没有具体恨过某一个人,尽管有的人对我特别不好。我们单位有一个人,“文革”的时候整我整得非常厉害,用了各种比较恶毒的办法,后来我把他的一些心理写到中篇小说《啊!》里边了。《感谢生活》的原型是韩美林,最后一个细节是我的感受:有一天,初秋,我骑车在路上走。那时候单位很穷,我给单位跑业务,联系各厂的包装,常骑车。那天刚下完雨,空气特别好,树叶刚变黄,在逆光里边,被照成透明的金黄。就像我们小时候捂着眼睛看阳光,能看见手是红色的,那是血的颜色,生命的颜色。地上还有积水的反光,那一瞬间我觉得所有的叶子特别有活力,特别美。这时候迎面一块白颜色过来,在秋天蓝跟黄的对比里边,在光影之间,那个白显得特别纯。走近一看,就是整我的那个人,我好久没见他了。在那个特定的光线颜色气氛里,来了个认识的人,我觉得特别亲切,一下子全忘了那些事,跟他说了好些话,也说了一些对生活的看法什么的,结果又变成他揭发我的一个材料。我写这个细节,是觉得艺术家有时候是自己感动自己,过于天真。我也觉得搞艺术的人,如果对生活充满爱的话,不管遇到什么灾难都不会丢掉内心的东西,比如纯洁、天真。

我忍不住提及那些照片上,顾同昭异常干净明亮的眼睛,还有笑容。

她喜欢笑,到现在也这样,特别单纯,而且不会提防任何人。她喜欢画画喜欢艺术,像我妈妈一样,喜欢布置家,把屋子里弄得特别有艺术氛围。她不喜欢首饰,从来不戴;最不喜欢名牌,因为所有的名牌穿戴起来人都变成一样的了。她也不喜欢跟任何人攀比,她觉得自己做的衣服我穿上很合适很好看就可以了。她也不喜欢说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她就是那么一种人。晚上我回到家,她白天看了一个什么东西觉得挺好,就让我看一看,或者我画完以后我们俩一起聊聊这幅画什么的……真正的伴侣一定是越走越近,最后重叠成一个人。

1986年在新加坡评金狮奖,大陆是我和谌容去的,台湾请了陈映真、黄春明,还有诗人非马。最后一天,陈映真很晚来敲门,他是因为美丽岛事件刚放出来不久。他说:“我向往革命的东西,但对大陆的‘文革’不了解,想问你一个问题,“文革”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没有破坏得更厉害的东西?”我想了想:“有,它破坏了人的单纯和朴素,人的本质被破坏了。”他问害处是什么,我说,如果每一个纯真的人都变得油滑、老练而且精明了,那么整个社会就坏了。纯洁的人心里爱比较多,他不防备这个社会。人们说世上最好的地方是家,因为那是不需要设防的地方;人们之所以觉得孩子可爱,也是因为孩子的心没有围栏。人变得精熟之后,人和人之间全是算计、提防、怀疑,独独没有了信任和真情,那么人回不去了,整个社会也就回不去了,我觉得“文革”最大的破坏就在这儿。当时他用手敲了敲桌子说,我明白了。

“文革”不全是对经济、文化的破坏,还有对人心的破坏。它跟法西斯不一样,不是残害人的肉体,而是虐杀人的心灵,它制造一种恐怖给你一种压力,让你自己内心崩溃。

天津海河边有个挂甲寺,从前有人游泳淹死了,捞起来盖上草席子,等着家人认领。那些年间,草席不够用,天天有人投河自尽,有老人,有青年,有腰间绑着婴儿的女子……王蒙先生讲过,那年月里活不下去的,大多在政治磨难的同时也正遭受着家庭的不幸,还有哪个地方像当时的中国那样,盛产亲人朋友之间的凶猛、决裂和背叛?那也是需要一种文化和教养的。冯顾两家,没有这样的文化,它出另外一种人。

能在苦难面前活下来,还是一种对生命的本能,就是怀有希望,不管它有多渺茫。我回想那些日子还真不是挨下来熬过来的,是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在里边。我结婚时那破房子后来弄得——可惜那时候没有相机不然我拍下来——挺好看的。砖垒的垛子上面铺的木板,我爱人找几块布自己做得挺好看的铺上。床脚下有两个破箱子,红卫兵把盖儿都砸碎了,我会点木匠活儿,在院子里拾的木条都给它钉好了,完了我爱人在上面拿破棉被做成一个小沙发,后面有垫,下面还有流苏,欧式的那种,摆屋子里也挺好。我们只有一个柜子,也是抄家时让人砸烂了的,我把它立起来,做了一个门,然后在那上边用油漆画了一些画。我当时有句话,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你的生活是你造出来的。它不美好是一个现实,但是你可以把它造美好了。

书画、手稿、剪报,几乎被磨平的搓衣板,妻子踮起脚尖挤在小旮旯里洗衣服的小漫画,儿子第一次画的爸爸,儿子在寄居的屋子里学弹钢琴的样子……星星点点都被保存。有多少人在回首往事时,拿得出这等对物的爱惜,对生命的珍重?

我对大地震的亲身体验,第一下并不是左右剧烈摇晃,是所有的东西和人猛地向上一蹦。我爱人的体验是门框下边最安全,当时她摔倒在门框下,屋里屋外砖瓦下雨一样砸下来,她居然一点没受伤。

当时我睡在我们家,也就是长沙路那个阁楼的地板上。那一蹦的瞬间,我本能地扑向儿子的小床,刚把他拉起来,塞在肚子底下,床的上半截就塌了。整个地震也就40秒钟,可我觉得太长了。后来邻居告诉我,整个过程一直听到我在喊,像在嚎,听着很惨。但我根本不记得自己在叫。

我们挖了一个窟窿从楼上跑下来。那是凌晨三四点钟,满街的人都在跑,还有半裸的。我们住着过去英租界一片非常老的房子,很多都塌了,我爱人孩子的脸都是黑的,是老房子顶上掉下来的老灰。也顾不上擦脸,我拉着他们跑到路角一个空地,看看周围没有电线杆子会砸到他们,在一个菜店拿了个菜筐反过来,我说你俩坐在上面别动,我去看看,等我回来。回到院子去拿我的破自行车,邻居说,你这裤衩,冯骥才。他给我一个工装裤,短,露着两截腿,都在流血。我蹬着自行车先去看两家老人,都没事,再把就近的朋友家转了一圈。我记得一上午转了36家,只有一个朋友腰被砸伤了我给他送去了医院。我朋友始终特别多,路上一见,大冯你这腿怎么砸成这样都是血。都凝结了,还有土,也顾不上了。大家互相问问情况,我说我们家完了。他们就往我那个工装裤胸前的兜里塞钱,说你带点钱走。一直到中午,我见着爱人孩子,跟他们一说,都没事,没有砸死的。后来知道天津一共死了一万多人。我爱人问我怎么办,我说人家给我塞了好些个钱我也不知道多少。掏口袋,湿乎乎硬邦邦的一个疙瘩,全是汗。掰开数,一块、两块,我记得就一张五块的,数了半天71块钱。

当时我和我爱人工资加起来也就一百出头,“文革”十年我都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当时谁给了几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30多年过去,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人世间真正的财富是什么。

地震平息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那个腰被砸坏的朋友,他有一台海鸥相机,我借来爬上废墟,所有人都在找被褥找衣服,就我在那儿拍照,我要把我整个的家照下来。一堵破墙上还垂着一本日历,正是1976年7月28日,我把它扯下来,留到今天。一个人应该把他经过的事情记下来,这个想法也贯穿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文革”一代人的经历不应该让它轻易翻过去。这也是作家的本质。我后来听说巴金连每次出去的机票都留着,挺感动的,他珍惜生活的每一片羽毛,不让它轻飘飘过去。但凡这样的人内心都有一点伤感,他要精细地生活,要记录生活。我后来做文化遗产抢救也一样,我们见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做档案。民间文化,就是时间创造的财富。

“文革”初,冯骥才望着父亲用小车把家里的物件一车一车推去单位的背影,体会父亲的心情。从出生到现在,他在这座城里搬过九次家,最大的在英租界腹地大理道,四栋楼;最小的8平米。许多次,四壁皆空,一点一点垒起来。人生无常,得失聚散间,他有一种对身外之物的淡漠。于是,我们谈“贵族”和“最后的贵族”,这些在中国看起来虚浮无根的命名。

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绞刑台的时候,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下意识地说一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是贵族。《简·爱》里的罗切斯特也是。贵族首先有很好的教养,他应该是一个文明的人。

有人理解贵族一个是有钱,一个是傲慢,我觉着这恰恰是土豪。土豪这个词的发明真伟大。真正的贵族是一代一代慢慢养育出来的。第一代人一定带有暴发户色彩,所以托尔斯泰说过三代出贵族。贵族首先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他有一个不能轻易改变、带有真理性的信念。他是跟责任连在一起的,他必须是有担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