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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演员

那时候的男人女人都特别能干。家里的沙发、电扇、台灯、鱼缸、做煤饼的模具,是父亲做的。饭菜、孩子们的衣服鞋子,是母亲做的。三个儿子头发长了,母亲替他们理发:一块黑绸系在脖子上,水银般泻下,碎发落在上面,好像就化了。一袋麦乳精买回来,分成三份,装进三个玻璃罐,每个罐上贴一小块橡皮膏,上面写着:老大、老二、老三。

老三叫王志文,6岁那年得了急性肾炎,父亲每周背着他去儿童医院,舍不得坐公共汽车,步行40分钟到1个小时。6岁男孩总说,让我下来自己走吧。高大的父亲说,生这病不能受累,仍背着。父亲回家告诉母亲,这孩子懂事,背着他能感觉他在不断往上耸,在帮着提劲,想让大人省点力气呢。吃药主动,打针不哭,6岁的孩子知道,只有快点治好,大人才省心。

肾炎不能吃咸,母亲会特别做些不带盐的小黄鱼,诸事悉心照料,以至于二哥都有点眼馋。节俭、实惠、精致、体面,井井有条,相亲相爱,这个位于上海普陀区南赵宅的五口之家是王志文18岁前生长的地方。跟那个年代大部分寻常人家一样,全家工资一百块,生活蛮愉快。收音机里姚慕双、周柏春、筱生咪、孙敏等人表演的滑稽戏,保尔·莫利亚乐队、詹姆斯·拉斯特乐队演奏的轻音乐,孙道临、毕克、童自荣、邱岳峰配音的电影录音剪辑,就是文化生活。

1979年10月17日一早,父亲正要去大隆机器厂上班,发现老三又踢被子了。他把儿子的细胳膊细腿重新放回妻子缝的薄被之下,掖好。王志文醒来,跟父亲对视一眼,笑笑。父亲送母亲到菜场,母亲忽然回过头,发现丈夫在看她,二人对视一眼,笑笑——母亲后来说,那天,真的有些不一样。

当天中午11点多,一辆车从父亲身上轧过。直到傍晚,大哥才回来,“爸爸出了一点事情”。噩耗延至第二天公布,母亲当场晕倒。那年,王志文13岁。

家里的树倒了。大隆机器厂有意让老三去顶替,做母亲的舍不得,用她的宁波上海话讲:老肉麻的。

日子依然过得井井有条,相亲相爱。只是,每当放学回来,远远看到生煤炉的母亲被浓烟呛得咳嗽,深夜假装无意搭上母亲脸颊的手又触到眼泪,王志文会不安。他涂改挂了红灯的考卷,模仿妈妈签名,站在她跟前唱“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或者“浪奔、浪流……”,是希望母亲解开愁眉,露出笑容。

上海宜川中学出过一些人物,其中两位是王志文和刘翔。据说刘翔得知自己有这样一位校友,特意请校长找出当年王志文的集体照来看。

初中时代的王志文音形俱佳,会讲许多种方言,随便表演一段滑稽戏就能把老师同学逗得哈哈大笑。初三那年,他报考上海曲艺剧团。

曾任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团长的王汝刚告诉我,王志文的表演才华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出来,他具备一些当演员基本素质,比如敏感、敏捷、表现力强。据他分析,王志文当时会唱许多歌曲,但没有表现出对地方戏曲的熟悉,再加上五官端正,“喜感”不强,可能因为这些原因,没被录取。“也好,曲艺界少了一个笑星,影视界多了一位戏路宽、能演到骨子里、却从不哗众取宠的好演员。”

上海南京东路当年有个大世界,大世界里有个青年宫,青年宫成立了中学生艺术团,王志文考进了团里的话剧队。同队还有肖雄、马晓晴、陆英姿、金炜,日后各有建树。

“他来的时候也就十五六岁,很调皮,一到下课人就不见了。当时,我们在四楼上课,一直到上课铃响,他才气喘吁吁跑上来。”话剧队负责老师雷国芬说,当年请来给孩子们上课的李家耀、陈奇等知名演员,以及陈茂林等十多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老师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分文不取,对这些喜爱艺术又有天分的孩子倾注了大量心血。

“80年代初,大家对于自己的劳动价值没有概念,也没人建立这样一种供求关系,大家以不收钱为荣、为高尚。谈钱,这不好意思吧——今天我仍然觉得谈钱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儿。我并不认为当年老师不收费是对的,但今天各种为孩子们开办的所谓兴趣班,是不是就该以收费为唯一目的呢?”王志文说,父亲去世时,他正懵懂,青年宫时期的老师们教他走正道,让他养成了一些好习惯,以及做人从艺不可或缺的“格”。

“每个周日,半天时间。排一些小品,学习对诗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表达,练习普通话、发声,进行形体训练,类似于在我在大学表演系头两年学的那些。它培养你的协调能力,艺术最终讲求的就是一种协调。”

有这几年垫底,1984年王志文去北京电影学院成都考点面试:第一名。这次旅行颇不易,先是向母亲开口“借我200元,今后还您”。母亲听了有点难过,怎么能说借呢,有理想就尽量去实现吧。

王志文拿着东拼西凑借来的200元,带着母亲做的盒饭、干粮和水壶,坐了三天两夜的硬座,把报纸捻成团塞进因干燥流血的鼻孔,坐累了躺倒在座椅底下……到了成都,寄宿老师的亲友家,每天给母亲写信汇报进展。成都两周,他写了12封家信。

得胜归来,不想飞来横祸。6月22日,王志文骑着自行车被飞速行驶的卡车撞成骨折,医生叮嘱卧床静养三月,还说,有可能跛。7月7—9日三天高考,也是艺术类院校考文化课的日子,王志文对母亲说:“我就是爬也要爬进考场。”

70多岁的朱榴亭老师当年是上海市马当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听到“王志文”三个字,她的话里全是温暖。

“一连串的巧。”她说。上海市报考艺术类院校考生的文化课考试只有那一年安排在马当中学,考场规则是“考生独自进场”。那天,她作为主考老师正在巡视,门口值班老师来报,快去校门口看看。

“我一看,大吃一惊,七八个小青年抬着一块木板,上面躺着个愁眉苦脸的小伙子。他不能坐,不能立,还发着高烧,显然不能独自进考场。他们把情况一说,我不知怎么,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这是决定一生命运的事情,应该让他进来。别转身,我就到总务处跟主任说,看看有没空教室。也巧,隔壁就有一间,于是把课桌拼拢来,让他躺着。再吊下一块木板,把考卷铺在上面让他答题。我又关照卫生室老师,重点照顾,她就拎了铅桶,里面装了冰块,放在他身边降温,天气很热,他又发着高烧。”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负责政审的刘国平、陶福庆老师已到上海,找到朱榴亭说,不管这考生考得怎样,我们招定了。结果,王志文以文化课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被北电表演系84班录取。

“我只要认准一件事儿,会矢志不渝,从心出发。”王志文说。

“照说,这只是一面之缘,讲得难听点,从此也就再会了。但王志文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两个月后,他找到我办公室,说他考上了,要去北京上学了,特为来谢谢我。我这才看清楚他的样子,瘦归瘦,但朝气蓬勃,讨人喜欢,老好白相的。”朱老师说,“我当时就问他,怎么会想考电影学院的,他说初中去译制片厂配过音。我请他表演一段,他就演了一段《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怒斥母后的片断,声音很好听。”

“后来许多年,都是在电视里看到他。大约2008年3月,突然接到他电话。我当时已经退休,搬家搬了三次,电话也变了。他说一直在找我,想请我参加他的婚礼。他跟未婚妻一直讲,要找到朱老师,还请他的哥哥来找过,最后是通过公安局户政科的朋友找到了我。”

“他是4月1号结婚,头天打电话来关照,让我带上每天需服的药,多带件衣服,晚上回来要冷的——那么周到。”

有情有义也是王汝刚的感受。他在《红粉》片场结识王志文,一见如故,从此有交往。在王志文30岁生日那天,他应邀出席宴席,第一次见到王志文的母亲,这才知道王志文的身世。“那天,他说三十而立,拥抱他妈妈,眼睛里全是眼泪。他是一个细腻的、重感情、懂体贴的上海好男人。”

“母亲酷爱吃大闸蟹,但她嫌贵,尝了一只之后就连说饱了饱了,可我知道她十只都不嫌多。有天就骗她说附近有家店在打折,二十块一只,带她去吃。她悄悄拉过身边服务员问,多少钱一只,人说二十。她一听乐了,凑到我耳边说:那就再多要几只!……我跟母亲相处的原则就是:报喜不报忧。所有不尽如人意的消息,一律结束在和她见面之前。”王志文至今保存着父母结婚时的家具,父亲做的椅子,童年用过的碗……他需要适时看到它们。

王志文说,这一生遇到许多“贵人”,他怕报不过来,挂一漏万。这些“贵人”,这些善良的人,领他走进一个新世界。

在王志文的记忆里,电影学院是一群人,一种潜移默化。年龄最小、内向、形象不那么“像演员”、课程出乎预期地“随便”,交作业也就勉强,尤其,老师告诉他,我们招你来是预备当老师的。王志文有种种不适,提出退学。

接任班主任的齐士龙教授送他两个字:坚持。“我觉得他的文化感很好,声音很好,文化功课也好。他会的东西很多,有次他送了把扇子给我,自己画的扇面,题的诗。”王志文纠正说,那不叫画,也不叫诗,是涂鸦,涂的是荷花,落款是自刻在硬橡皮上的印章。

齐士龙谈到潇洒。他说王志文身上有一种豪气,一种难以言表的不恭,一种逆向生长的力量。个性的解放、释放,在80年代末的那批学生里已经完成得较为彻底,相对于78级的张丰毅们,他们已然告别正统,承接时代的馈赠。

“有一次排戏,讲一个日本兵临去中国前,和自己媳妇上床告别,赶上领导来看排练,我都不得不在旁边喊停停停!真放得开啊!时代不同了,观念太解放了。”齐士龙说,那个演日本兵的,就是王志文。

如今,王志文4岁的儿子也会讲“个性”。他展示自己的画作并告诉父亲,我这是个性的画法。

在校期间,导演张建栋执导影片《老三届》,找来了葛优、濮存昕、王志文一起演出。当时,每人拿到片酬300元。

在校期间,他曾被张军钊找去演《弧光》,但一个月后,导演告诉他要换人,理由是:你不会演戏。这件事是个刺激。

只有一个人,一个同样沉默的人,导演系84级进修班的王冀邢,有次不经意对王志文说:“你们班也就你不错。”这句话对王志文来说,很重要。

1988年毕业,王志文到中央戏剧学院报到,放下行李,就去拍王冀邢导演的《秘密采访》,演一个记者。这是王志文的第一部电影。多年以后,当他自己张罗电视剧《黑冰》时,请来王冀邢执导。

导演黄建新看了《秘密采访》,记住了王志文。“他很有特点,能让人一下子记住,这也是我用演员的习惯。”正身兼三部电影监制的黄建新在百忙中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一打听,是校友,还很年轻。后来他一部一部拍戏,《南行记》《过把瘾》,大家都说他是好演员,但也说他对剧本很挑。1998年,我把孙小薇的《心灵风暴》改成《说出你的秘密》,想拍一个反映城市中产阶级心理的戏。我记得带着剧本去找他,见面挺投缘,他一下子就说,不用看了,我演。

“有场戏是在上海国贸中心的地道里拍的。他拦住江珊演的妻子(撞了人逃逸),接着就是一大段对白。那个镜头我喊停时,一下子就意识到这场戏不可能再有第二次。通常一个镜头我要拍十几遍、二十几遍,但我知道那个场景没法再来了。有十多分钟,现场没一个人说话,志文和江姗也都垮了。演员真是一个了不得的职业,好的表演能有多大的场,那一刻你就能知道。演员是个极为劳累、艰苦至极的职业,因为它要‘走心’;许多喜剧演员都是抑郁症患者,因为输出快乐太多不知如何面对现实生活。而现在,大家还都以为这是个撞大运的行当。

“好演员是要有天分的。他一定是极为敏感,对声音、形体、气味都极度敏感,对事物有独特的感受。但光有这些不够,他必须学会表达,这是一个对他接收到的东西进行转换的过程。表达是一种技巧,可以学,也必须学。表演里融合了理解力、分析力、表现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复合体。凭天分表演的人也有,但他走不远。好的演员一定需要文化内涵的支撑,看英国演员劳伦斯·奥利弗爵士(《王子复仇记》中的哈姆雷特)的修养……

“明星可以包装,可以一茬茬换,但好的演员必须用一生的修为来达到那个境界。王志文,用时间证明了他是一个这样的好演员。我享受他在片场时常带给我的惊喜。”

许多年前,陈凯歌说,王志文演戏,在豪放的同时能够自如带出各种细腻的感受。赵宝刚说,他相信王志文是个有潜质成为表演大师的好演员。这三位,与之合作最默契。

如今,好演员已人到中年,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爱上高尔夫,游历在15—25摄氏度的高球场上,一次次打出80杆左右的成绩,如痴如醉。他的作品在银幕银屏间流转,他的个性通过各种所谓事件彰显——他与某类媒体、某类制片方的不相融类似鸡同鸭讲的不幸,也有双方思维行事的惯性。

黄建新说,王志文不喜欢寒暄、说场面话,他眼里有是非,须有深度沟通才能与之成为朋友。一旦成为朋友,他是轻松的、有趣的、重情的。

试图理解这个人,不妨将他演过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叠加起来——善良、专情、理性、爱自由、能自省、性急、缺乏耐心,随身携带3两嬉皮笑脸,80克懒得计较,还有几盎司天真。

4月8日,北京,2011中国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会庆典上,90多岁的蓝为洁(汤晓丹夫人)拉着王志文的手说:“我就喜欢你,没脾气能叫艺术家吗?”

20多年来,母亲时常对他说:“你脾气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