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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无性杂交的结果

古庙是清修之地,安江农校的现校址以前就是一座古庙。袁隆平难道要一辈子在这里“参禅悟道”?如果雪峰山和沅水的灵气能够不断地注入他的生命,让他的灵感迸发、研究有成,那也值得了!

袁隆平成了安江农校的老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袁隆平教学生们学习俄语,会不会有发音的困难?袁隆平将月光花嫁接到红薯秧上,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要面对浮夸风、大跃进,袁隆平就好像一条无法掌握命运的孤舟,但他的心中却有不变的方向,那就是育成良种、挑战饥饿!

安江农校位于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镇。农校就坐落在风景如画的雪峰山下。雪峰山山势挺拔,因其主峰苏宝顶四季积雪不融,仿佛戴着一顶雪笠而得名。雪峰山上岩石皆褶皱,坡度多陡峭,树木颇耸生,以此而闻名三湘之地。

雪峰山为安江农校提供了筋骨,而逶迤如龙的沅水,就为安江农校提供了无边的灵气。沅水俗称沅江,发源于贵州云雾山鸡冠岭,流经黔东、湘西,至黔城以下始称沅江。该江全长千里。这条朝迎晨曦、晚浴星斗的沅水,就好像美人手中的一条绸带,对着远路而来的袁隆平婆娑起舞,袁隆平竟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安江农校建在圣元寺中。圣元寺在民国的时候是当地最著名的一座大寺,可是却不幸毁于兵燹战祸。如今只残存着青砖黛瓦的僧房,而焚香念经的僧人早已没有了,只有院内数十株参天的古木还在静静地对袁隆平诉说着这座古刹昔日的辉煌。

袁隆平先坐船,再转火车,最后乘着烧木炭的汽车,几经辗转来到了安江农校。该校的校长对袁隆平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给袁隆平介绍该校情况的时候,还特意提到学校如今已经有电灯了。

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小面包,大列巴——这四样东西,在当时,就是人人向往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既然有电灯,这里就不算乡下。可是当袁隆平背着行李来到分给自己的教员宿舍时,他却不禁露出了一丝苦笑。

环顾四周,这座宿舍倒是不小,可是,墙上还依稀可辨内容不明的宗教壁画。人都说达摩在五乳峰的石窟中面壁十年,才悟出了真正的佛法;袁隆平将要在这里“修行”十八年,才能真正的“得稻”。

在历史的长河中,十八年只是白驹过隙,可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十八年却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历程。袁隆平为了能够生活得温馨惬意一些,他首先打扫了一下卫生,再给窗子安上了窗玻璃,然后找来石灰水,将那些斑驳的壁画全部涂成了白色。

当时是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没有经费来维修这座农校,袁隆平也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袁隆平收拾完了自己的住处之后,来到了沅江边,看着碧波荡漾的江水,他抑制不住满心的兴奋,脱下外衣穿着短裤,一头扑进了清凉的江水中。沅水清澈得好似一块巨大的翡翠,柔软得好像母亲的一双素手,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袁隆平就好似一条逆流而上的鱼,一定要冲破艰难险阻,最后直冲龙门,化为蛟龙。

初登讲台,袁隆平看着台下同学们殷切的眼睛,不免有一些紧张,可是讲完几节课后,班上的同学们就都喜欢上了这个年纪虽小,却能将农学课讲得生动、明了、透彻的老师。

安江农校的学生大多是山里生山里长的山村娃。他们为了求知上进,有的背着装满干粮的小篓来上学,有的放学后,不仅要翻越几座高山,回家还要顺便打上一捆柴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严酷的现实让他们早早地成熟了,他们上课的时候,不仅注意听讲,而且懂得礼貌,袁隆平也非常喜欢这些善良淳朴的山里孩子。

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尊师重教还只是停留在画饼充饥的阶段,袁隆平虽然每月领工资,但微薄的工资尚不足以让他摆脱清贫的窘境,那些世代务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里娃的艰难,更是可想而知了。

湘西的冬天简直和北方一样寒冷,刺骨的寒风直往肉里钻。袁隆平站在讲台上,他看到很多穿得单薄的贫困学生因为没有防寒的衣服而冻得面色青紫,心里很不是滋味。课后他便翻箱倒柜,将自己能防寒的衣服全拿出来,让那些衣衫单薄的学生穿在身上。

那些学生看到袁隆平身上的衣服也不多,一个个面色犹豫,连声说:“老师我们不要,我们不冷!”

袁隆平用命令的口气说:“听话,穿上,一定要穿上,老师下个月发工资,我就有棉衣穿了!”

师者父母也。袁隆平的衣服并不值钱,但每一件衣服上,都包含着沉甸甸的师恩、暖洋洋的师情。

这天,安江农校校长听完了袁隆平的农学课,他拉着袁隆平的手说:“现在全国到处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我们学校的外语课,也准备改学俄文了!”

袁隆平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学习过俄文,校长便有意让他做农校的俄文老师。

俄文和中华民族的汉文字一样,博大精深,都是世界上伟大的语言,袁隆平在相辉学院读得虽然不是俄语专业,但他有俄语的底子,经过突击学习,带俄语的初级班应该没有问题。

教书育人,自然要治学严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袁隆平接过校长布置的任务后,他就找出上大学时的俄文课本,精心背课。

管仲在《权休》中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经过精心准备和刻苦学习,袁隆平在大学期间学俄语时最难发的颤音P,也被他发得准确无误了。

袁隆平满怀信心地走上了俄语教师的讲台,他准确的俄语读音,生动的教学方式,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喜爱,学校的教职员工,也对教学认真的袁隆平赞不绝口。

为了快速提高学生们的俄语水平,袁隆平在上课做俄语习题的同时还领着学生们用俄语演唱《喀秋莎》和《红梅花儿开》。一有时间,他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为学生们朗读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瑰丽诗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当袁隆平用俄文教学生们朗诵普希金的这首诗的时候,那抑扬顿挫的音节,充满哲理的诗句,使学生们一个个无不为诗人坚强乐观的精神所感动。

当时俄国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普希金却被沙皇流放。可是不管处境多么恶劣,普希金都没有丧失希望与斗志,他热爱生活,执着地追求理想,相信光明必将到来。

这首诗传入我国后深受人们喜爱,有的学生将这首诗抄写在课本的扉页上,当成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袁隆平教了一年俄文,使得全校学生的俄语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候,学校分来了俄语老师,袁隆平也就交出了俄语的“接力棒”。农校遗传学教研室的负责人认为,袁隆平大学的专业就是遗传学,应该让他学以致用,便将他调到了教研室,让他一边给学生上遗传课,一边参加必要的科研工作。

袁隆平对学校的安排欣然接受——我是一块砖,哪用往哪搬。袁隆平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俄文教学是工作,搞遗传学研究也是工作,不管在哪里,袁隆平都能发热发光。

当时的安江农校并没有教育部门统编下发的《遗传学》的课本。袁隆平为了将课上好,他就领着同学们上山下田,观察实物,采集标本,袁隆平亲自制图做表,并自编了一本非常实用的“土”教材。这种动手又动脑,实践加操作的教学方法,深得同学们的喜欢。

袁隆平上课虽然认真,却也没有什么讲究,一旦黑板上写满粉笔字,他将手一缩,拿起袖子就当板擦用。袁隆平天生乐观,一到下课,他就和学生们玩到一起,上课是老师,下课是兄长,袁隆平自然成了安江农校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老师之一。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1956年,党中央向全国科研战线的工作者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借此时机,袁隆平立下雄心壮志,要研制一种新的、高产的农作物。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慓兮,以郁怫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两千多年前,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重农、悯农,面对着天上的白云,发出了急切盼雨的疾呼。

千百年来,我国的农业都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老百姓的饭碗里就有余粮;一旦出现旱涝瘟蝗之灾,贫苦的百姓们只能卖儿鬻女,背井离乡、四处逃荒。

梦想中的世界充满了美好——如果能研制出一种上面长高粱,中间生玉米,根茎上结土豆的新型农作物,那将是一件多么鼓舞人心的事情?当时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之所以能在国内盛行,便是迎合了某些人不切实际而且违反自然规律的无稽观点。

袁隆平在安江农校教授遗传课的过程中,一开始,他还被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迷惑了一段时间。

无性杂交技术,就是使两个亲本的原生质体,融合成为一个,具双亲遗传物质的杂种细胞,并在人工培养下,通过嫁接和胚胎等手段,使两个遗传性质不同的物种,进行可塑性的杂交方法。

无性杂交技术否认孟德尔基因说的存在,并将“基因”学说作为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以现在科学的眼光看,当时的无性杂交技术以所谓的可塑性物资改变生物的遗传性,是没有理论根据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用刀切去了老鼠的尾巴,按照米丘林的学说,这只老鼠的后代,就应该都没有尾巴才对,可事实上,这只老鼠繁殖的后代一个个都尾巴健全,根本不为人力的改变而改变。

1958年是袁隆平开始做“无性杂交”实验的初始阶段,然而,随着“追英赶美”的“大跃进”的口号的提出,一个充满了口号和虚夸的年代开始了。学校开始停课,袁隆平被迫放下教鞭,他扛起铁锹,领着学生们来到农村,师生们开始了深翻土地的劳动。

“深翻三尺三,麦穗顶破天。”然而,实际上却事与愿违。土地被深翻之后,地表的熟土被翻到了地下,地下的生土被弄到了地表,原来一亩地的小麦还能打个三五百斤,可是深翻之后,一亩地的小麦,竟然连两百斤都打不到了。

深翻土地的“邪”风刮过之后,学校的师生们又接到了一个“光荣”的任务,那就是大炼钢铁。

“以钢为纲,纲举目张。”为了炼钢,学校的铁锅、铁铲被砸碎,铁床、铁舀子也未能幸免,全都被投到了炼钢的土炉子中,接受“革命熔炉”的再一次炼制。校园中的那些百年古树,也被砍倒,当成了柴火,塞到了炉下,成了炼钢的燃料。

“村村黑烟起,户户能炼钢。”在这种蛊惑人心的口号的鼓动下,全国各地、男女老少齐动手,大家真的炼出了很多的“钢”,可是这些所谓的“钢”,只是一些黑黑的“渣滓”,甚至连铁都算不上。

全国各地在“大跃进”风潮的鼓动下,什么亩产万斤粮、万头猪场、万鸡山等不切实际的、浮夸虚报等现象频繁涌现。国家依照各地送上来的报告,开始征收公粮。结果,征收公粮的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也开始承受浮夸风带来的恶果,那就是袋中无粮,大家一起饱尝饿肚子的滋味。

周边农民饥饿难耐之下,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观音土一旦吃下去,便有一种胀腹的感觉,饥饿感是没有了,但却解不下大便,那可是会死人的。

为了果腹,袁隆平就领着学生们到雪峰山上去挖野菜,袁隆平乐观地告诉学生,这就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想要填饱肚子,就只能靠自己的一双手。

湘西的孩子登山,都喜欢穿草鞋,袁隆平却穿不惯,雪峰山山陡路滑,解放鞋不能穿,他干脆打赤脚。一开始的时候,他的一双脚经常被草根刺破,尖石扎得他脚板钻心地痛,可是经过一段时间,脚底便生出了一层厚茧,他就能在山路上自由行走了。

采回野菜,他领着同学们将其洗干净,再用清水泡上几个小时,野菜的苦味被水浸泡变淡之后,他们就支起铁锅,开始煮野菜粥。虽然野菜粥苦兮兮的难以下咽,可是袁隆平依旧谈笑风生,领着学生们吃得很香。

一个人适应能力的大小和他的创造力的大小通常是成正比的。有人说,想要改变环境,必须要适应环境。袁隆平正在一点点地适应安江农校这个艰苦的环境,只有适应了环境,他才有可能在这里生根、生长……最后干出一番大事来。

谎言被重复一万遍,便是真理。当时,在国内的农科界,米丘林和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大行其道。袁隆平一开始的时候,也对这二人的理论笃信不疑。

袁隆平在“无性杂交”理论的指导下,首先决定在红薯身上搞实验,他先将在晚上绽放的月光花嫁接到红薯秧上,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通过月光花增强光合作用,使红薯的淀粉增多,进而达到增产的目的。

袁隆平嫁接完红薯,看着生产旺盛的薯秧,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希望。但要想使薯秧结籽儿,必须进行短日照处理。那时的安江农校试验条件简陋,根本就没有任何遮光设备。袁隆平只好将自己的床单、被单统统拿出来,用墨汁涂黑,充当遮光的屏障。

袁隆平用抹黑的床单,通过遮阳,终于使红薯产籽。可是,在当时想买新的床单和被单不是光有钱就成,还要有限量使用的布票,这致使袁隆平在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盖的都是一个没有被单的裸棉套。

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可以为真理而献身,袁隆平就是其中的一员。为了科学,他已经准备豁出一切了。

袁隆平将番茄嫁接在马铃薯秧苗上,又将西瓜嫁接到南瓜上做实验,到了秋天,前一种嫁接秧苗上,结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番茄和马铃薯。而后一种秧苗上,当年也结了一个“怪”瓜,大家一尝,纷纷咧嘴,其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倒是经过月光花嫁接的红薯,给人以惊喜,师生们采收的时候,发现地下的红薯都很大,最大的一个,竟达到17.5斤,大家都兴奋地管这个红薯叫“红薯王”。

1960年,袁隆平来到湖南武冈县,出席了全国农民育种专家的现场会,开会的同行们见到那个巨形的“红薯王”都很兴奋,专家们也认为,增加薯类作物产量的方法已经被袁隆平找到了。当时,袁隆平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国内报纸的不同版面上。

这些消息传到安江农校搞育种的同行们耳中后,他们在背后都羡慕地说:“还是袁隆平有眼光,把床单和被罩涂黑搞育种,如今一下子成了‘报上有名,开会有请’的名人,这笔买卖真是划得来。”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袁隆平的心里,却是暗暗叫苦不迭。他的实验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一颗经过月光花嫁接的红薯,即使结了一个一百斤、两百斤重的巨形红薯,也并不具备多大的实用意义。因为农民不可能将大量的月光花一朵朵费时费力地嫁接到满地的薯秧上,他之所以不惜将被单涂黑对嫁接后的红薯进行短光照射实验,并促使红薯产籽,目的是想得到一大批能够投入农田生产的高产作物品种,可是,第二年,袁隆平将经过“无性杂交”得来的种子种到了实验田中,到了秋天,却发现那所谓的“优良变异”并没有将种子的优势遗传下来。

月光花嫁接红薯获得的种子现在只开月光花,根茎底下根本不长红薯了。番茄和马铃薯,西瓜和南瓜经过无性杂交获得的种子种下去,到秋天收获后发现,植株上也是只生一种作物……袁隆平不甘心,接下来又做了两年的实验,可是这些实验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袁隆平经过三年失败的实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这种“无性杂交”的方法并不能改变植物的遗传性,也就是说,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1962年,袁隆平为了找到失败的原因,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

然而,当时在国内还在学习前苏联的无性繁殖那一套。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事时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袁隆平最后决定,还是走孟德尔的遗传学的路子,他相信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前途应该就是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