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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八股党化暗为明

由于场面渐大,杜月笙的生活与派头,就随之水涨船高,他现在已属于锦衣玉食,席丰履厚的享受阶层。他不讲究吃穿,却豪于赌,呼卢喝雉,一掷千金,毫无吝色。他身为公兴俱乐部当权,当然不能下赌台赌。他爱和三朋四友打麻将,推牌九。如所周知,赌博是漫无止境,没有底的。杜月笙就时常输得脱了底,黄老板听到了些风声,每每把他叫过来,很诚恳的劝他:

「月笙,赌铜钿本来是寿头码子的事体,你不要忘记,你是吃俸禄的,哪能你也着起迷来了呢?」杜月笙这时总是陪着笑脸否认:

「我不过偶而白相白相而已,我并不曾怎么赌呀!」

除了赌钱,他也染上了黄公馆众家弟兄的习惯,早上「皮包水」,下午「水包皮」,逍遥得意如神仙。每天九十点钟起来,先往茶馆里一坐,泡壸茶,吃点心。中午回家吃过午饭,两三点钟便到混堂里去孵着,洗澡要洗大汤,休息则必在洋盆单房间,擦背敲腿扦脚捶背,一定要来一个全套其实呢,像他们这一帮人,旣无写字间,又没有连络处,而日常事务却又千头万绪,接触人物更是三教九流,因此茶楼浴室便成了他们谈生意、讲斤头、开会议、见朋友的联络站。

杜月笙在黄公馆,由孤小人而小伙计,而得力助手,而方面大将,自立门户。渐渐的,内有黄老板、桂生姐的宠信备至,外有各界朋友的深相结纳,他在黄老板跟前,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浸假而在老板身边坐上了第二把交椅。黄老板的心腹大将八个生,唯独杜月笙以后来居上之势,脱颖而出。此之谓:「出道你早,运道我好。」

赌与土两大事业,赌业方面杜月笙一日千里,进展神速,详情已如上述。至于烟土一门,在杜月笙飞黄腾达的那些年里,由于时局的变化,国内外各地情势的影响,诚所谓波谲诡秘,变幻万端。

首先是由于国内各省军阀构衅,连年战乱频仍,上海拜领「租界」、洋人之所「赐」,居然成为地位冲要的一片干净土,国内国外所产的鸦片,咸以上海为最理想的集散市场。这也就是说,上海的烟土生意越做越大了。自世界各地而来的鸦片集中于上海,其销售最盛时期供应地区远至淮海区域,以至长江两岸。另一个也有租界之设的海港都市天津,则为华北各省鸦片的吐纳港,但是由于华北地区与财富不能与东南及华中相比拟,因此,上海鸦片市场的规模,自然远胜于天津。

鸦片为暴利之所在,西南边陲省份的若干农民,如川康滇黔各省,莫不纷纷改植鸦片,再加上各地军阀为了应付军费,中饱私囊,也在不断鼓励农民种烟,因此往往有罂粟花开香闻百里的大量生产现象。

最盛时期,甚至连北方的热河、陕西,东南的福建、安徽等省,由于某一地区气候及土壤的特别适宜,也有不少的鸦片烟田。

不论西南或东北,国内各地所生产的鸦片,都很希望销往上海这个大市场,主事者不辞万里跋涉,不惜遶道迂回,经过他们多方的努力,上海便不断的有新鸦片品种问世。上海人按其产品的来源,为它们定名云土、川土、陕西土、毫州浆(产自安徽毫州)、福州浆,以及「一三八」(热河产土,因为每只重一三八两,故名之。)

鸦片生产在短暂期间,扩充到这么许多地方,它的产量当然可观,照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国产鸦片应可取洋土而代之,将外国鸦片驱出中国,藉以「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然而实际上在民初以至民十五六那十多年里,以上海为例,仍以外国鸦片为进口大宗,长江两岸包括苏北,亦以波斯产的「新山」「红土」最为畅销

研究这个反常现象之所以形成,最大的症结,还得归咎国内各地的动乱不安,交通阻隔,业者长途运输,风险太大。还有,则是强有力者明抢暗夺,沿途更是关卡重重,横征暴敛,竟无已时。

举例以言之,四川农民种植鸦片丰收时期,收购价格仅合每两一二角钱,但若运到上海,售价卽在一二元间,这么说来,鸦片烟自四川顺江而下,航运无阻,它所负担的运费和苛捐杂税,卽达鸦片烟本身价值的十倍左右。

和国产烟土比较,外洋烟土确实幸运得多,它们自原产地运送出口以后,沿途不管经过那些国家,那些口岸,都无须缴纳税款,而运到上海吴淞口外的公海上,自有走私入口者以神出鬼没的技俩,接驳到上海租界——同样的不必完粮纳税。运费与厘税加重了十倍生产成本的国产烟土,因此始终无法和洋土抗衡。

于是,吴淞口外成箱成包的鸦片,犹仍络绎不绝,源源而来。层出不穷的抢土事件,也在照常的进行不辍。

以抢土、硬吃,渐渐的改为收取保护费,大八股党的八位英雄好汉,他们的名单是沉杏山、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他们的根据地在英租界,由于腰缠万贯,有了身家,锐气消减,迥异当年。他们同样的从紊乱中产生了组织,自暴力的手段而渐趋温和,他们开始另一种稳妥可靠不冒风险的敛财方法,或前或后,纷纷投効上海的两大缉私机构:水警营与缉私营,以及英租界的巡捕房,仗着他们的多金善「贾」,上下交「讙」,很快的洊升到高级职位,甚至有担任这两个「肥」营的营长者。

如此这般,大八股党将水陆两途,英租界里的查缉烟土大权抓到了手里,于是他们予取予求,大发利市,化暗为明,广向鸦片烟业者,土行老板,大量收取其所谓之保护费。——潮州帮的大老板们欢天喜地,自愿奉献,他们以为从此可以安享太平,再也不会发生令人心惊胆跳而又肉疼的「抢土」事件了。

大八股党和土商们不把法租界的朋友看在眼里,毋宁是合理而自然的事情。首先,法租界统共只有一千多亩地方,地小,人少,所能使出的力量有限。其次,鸦片商和土行,多半开设在英租界,相反的,法租界没有码头,罕见土栈,他们认为偶而有些法界朋友抢个几包土,发笔小财,和他们成千论百,大来大往比起来,无异是癣疥小疾,渺不足道。当初他们的构想,收了土商的保护费以后,法租界那边,只要打个招呼,分几份俸禄,也就够了。

持此论调最力的,是英租界巡捕房里的探目沉杏山,沉杏山是崇明人,他患有神经质失眠症,身体不好,每每无精打彩,对于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当时他仗恃平时办案,和黄金荣颇有来往,心想法界方面只要他跟黄老板打个招呼,凭黄老板闲话一句,天大的事都可以解决。

但是他不曾想到,利之所趋,关系饭碗问题,黄老板和沈杏山交情再好,叵耐他手下还有一批龙争虎鬪的脚色,凡事不是他一个人做得了主的。自从大八股党转为地上,收保护费,包接包运。利用水警营、缉私营、英捕房的三重力量,烟土一到吴淞口外公海,便明目张胆,沿途顺利无阻的向英租界运送,这么一来,以「抢土」为生,靠「抢土」发财的各路朋友,一个个目瞪口呆,惊慌失措,因为他们的财路几已全部断绝。

时间是在民国七年的冬天,杜月笙在黄老板和桂生姐跟前,正是扶摇直上,炙手可热。面临这么重大的事件,老板和桂生姐,少不了要问计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