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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事变奋袂而起

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励精图治的小康局面,面临情势严重的挑战,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实现其「武力侵略东三省」的阴谋,当时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适在北平,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向他请示,张学良训令遵照他在九月七日致东北边防公署的鱼电办理:「……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抵抗,致酿事端,卽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于是,日军在东三省境内鲸吞蚕食,纵横无阻,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下令放弃东北最后据点锦州,东北军撤至长城之南。二十一年一月三日日军开入锦州城,在城楼上扬旗欢呼,东北三省全部沦亡。

当时国内的情势,正所谓灾患频仍,千疮百痍,长江中流的大水灾,灾民多达一亿,江西剿赤,耗费了政府大部份的兵力与财力,蒋主席有重整军备,抵御外侮的决心,但是格于现实环境,必须争取时间,以使计划完成。尤其民国十九年汪兆铭勾结西北阎锡山、冯玉祥各军通电叛变中央,兵连祸结的中原大战方告解决;汪兆铭又在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偕唐绍仪、李宗仁、陈友仁等在广州背叛党国,成立「伪军政府」,八九月间更唆使粤桂军队进窥湖南和江西,七月二十日又有冯玉祥旧部石友三在河北顺德叛变;蒋主席南征北讨,鞍马倥偬,我国由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重困难,实际上也是无法抵抗日军的侵略狂飚。

但是全国士气民心,却是无比的高昂,尤其是上海的民众,经过民国十四年的五卅惨案,和民国十七年五月三日,日军在济南阻挠我北伐大军,残杀我国军民这两重深仇大恨,对于日本军阀的横暴凶残,无故构衅表示痛心疾首,新仇加上了旧憾,一时反日浪潮又像怒潮澎湃似的展开。

杜月笙在六年以前卽曾挺身而出,公开支持民众反日运动,他在五卅惨案中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六年后的「九一八」,他个人已在政治、金融、工商、社会事业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从而使他更有力量,更加坚强,于是他登高一呼,努力黾事,将上海人日渐高张的爱国热潮,充份发挥无遗,上海人组织机构,跟日本军阀从事正面的战鬪。

日本军阀侵略东北,在东北军不抵抗主义下顺利进军,兵不血刄的席卷东北三省,他们一直到十一月五日大队日军进至嫩江桥,新任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率部奋起应战,从五日到二十日,在这半个月里他所倡组的东北义勇军,浴血抵抗拥有飞机重炮的日军大队,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为之亲临指挥。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消息传入关内,举国为之兴奋欲狂,义勇军首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成了万众崇仰,全国人士引为无上希望的民族英雄。

杜月笙早在九一八事变变作之后,把握上海民心焕发,敌忾同仇的时机,邀同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洸,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全力支持之下,组成了规模庞大,以上海三百万市民为后盾的「上海市反日救国会」。

在第一次筹备会议席上,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慷慨陈词:

「我以为本会的名称,应该改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因为抗日更积极,更能发挥我们的力量。」

他的意见获得一致的支持,上海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推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洸、陶百川等为常务委员,并互推陶百川担任秘书长。

由于「反日」改成了「抗日」,上海市民的抗日情绪益见昂扬,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于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极着功效,他再度建议从「禁止日货」入手,迅速的在各冲要地点成立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洋货,检查所人员并采取直接行动,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有所发现立卽加以没收,交给「保管所」去加以储存。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要大批的执行人员,抗日救国会除了召募爱国人士和学生义务担任,主要的人力来源还得靠杜月笙发动群众,并且,在爱国工人中遴选出大批的干部。─—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他是杜月笙和上海劳工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负责杜月笙和劳工大众的联系,也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私人代表。

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运动在黄浦滩上雷厉风行,各地检查所、保管所纷纷成立。天后宫桥检查所由邮务工会出身,杜月笙的门人于松乔负责,他和一位名叫刘心权的热血青年,以「射人射马、擒贼擒王」之势,一上来便到「合昌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日本棉布。于松乔吩咐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载送到「保管所」去暂行封存。

与此同时,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圯宫桥「保管所」,坐候好戏开锣。─—因为这两箱东洋布大有来头,它的物主,便是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合昌祥的大老板,在上海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