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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恒社搞个组织

事业扩充,声誉日隆,因水涨而船高,杜月笙交游的范围,越来越广。朋友和学生,越来越多。卽以「学生子」而论,各因其所属阶层来分,约可析为三类:

一、小八股党中的杨启棠、黄家丰、侯泉根、姚志生各有事业,往来较疏。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则多年过从,交谊密切,这八位弟兄,俱曾在民国十四年通谱结义,约为弟兄。杜月笙在清洪两帮的徒众,清帮多一半由顾、高、叶、芮所掌握,洪帮外有汉口三山之一,杨庆山杨大爷,以及杨虎等代为联络,内则有恒社弟子张志廉为之调度。真正拜在杜月笙门下的,并不为多,但却不是没有。但凡以这层因缘在杜公馆行走者,不说关系不同,就讲同甘苦,共患难,也是大有历史渊源,尤其,杜月笙随时都有重用他们的地方。

二、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各级军政机构次第成立,同时在国民保护劳工政策之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许多智识青年有志从事工运,加入了各个工会组织。国民党的青年干部博学多能,有为有守,使杜月笙见了一新耳目,旣爱且羡,于是处心积虑设法结交、进而罗致。但是这般青年起初对他印象并不为佳,道不同不相与谋,有人想「上」他一记,有人敬而远之。杜月笙看准他们的才干器识,如果乐与合作,将是他最珍贵的人事资源,所以他拿出极大的耐心,无比的诚恳,千方百计,徐图接近,他对他们待之以礼,处之以义。终使百炼钢化做了绕指柔,渐渐心悦诚服;激发雄心,怀着导引之、匡正之、辅佐之、善用之的心情,甘于拜师入门,成了他的学生。这些学生无可否认的有其目的,在他们的内心里,师生、入门仅是一种形式,实际上他们对于杜月笙,却是想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的,利用他为工具,达成他们自认为共同理想的目标,杜月笙也真能受教,待他们如师如友,敬之以礼,于是儒与侠并,经验与理想结合,汇为一股巨大的力量,凌厉直前,所向披靡;使他们彼此受益;完成了赫赫事功。

三、上海的工商业者,富家子弟,明星红伶,名流闻人。辈份浅一点的,年纪小一把者,旣不能与杜先生分庭抗礼,兄弟相称。而在上海这个五花八门的大千世界混混,就不能不借重借重杜月笙的牌头和势力,他们自愿拜门,在杜月笙赤手空拳打出来的江山里,谋一席地,分一杯羹,最低限度也可以收保护作用

杜月笙为什么在门下三千客中,独独对陆京士别具青睐,那正是他知人善任,看得出陆京士天生组织长才,公正无私,还有忠肝义胆,他想给为数甚多的门人弟子理出一个头绪,结为一个团体,以使他自己能够提纲挈领,运用裕如,他便不能不把陆京士视作他的大弟子。

陆京士对杜月笙第一个贡献,是替他掌握上海劳工群众,第二个贡献则为倡议筹组「恒社」,一项绝妙的主张,将杜月笙的门主弟子纳入可塑性的组织,要办事业,恒社是力量的源泉,要交朋友,恒社是沪上精英荟萃之所,声应气求,谊切金兰。想玩,不论吃喝嫖赌,恒社都是黄浦滩上的高级俱乐部。

恒社成立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一应规章制度,精神立意,全由陆京士等三五人负责筹划,并由杜月笙指定了十九位发起人,在民国二十二年间那真是一纸声势显赫的名单:包括陆京士、朱学范一对工运巨子、上海吴淞商团团长、商会负责人唐承宗、汇丰银行买办徐懋棠、上海新闻界的唐世昌、社会局的王先青、许也夫、张秉辉,逸园跑狗场总经理东云龙,名律师鄂森、还有学运健将后为律师的周孝伯,富商孙祥簋及傅瑞铨、招商局船务科长洪雁宾、四明银行经理张颂椒、富商黄振东、买办蔡福棠──至于杜月笙开山门的徒弟大世界总经理江肇铭,还是杜月笙特地关照,挨进一脚去的。

恒社最初设在爱多亚路,杜月笙是名誉理事长,但是他实在太忙,除开收学生或有重大事项,平素是不大来的,但是他却关照万墨林:

「墨林,你要每天替我去走一趟,看看有什么事情,能够办的立刻就办了,否则随时回来通知我。」

加入恒社,先决条件必须是杜月笙的学生,恒社的经费有一个惠而不费的办法:凡是拜杜月笙为师的,一概奉呈贽敬,这笔鸷敬便移作恒社基金,统统存起来,利息拨为恒社的经常开销恒社弟兄之中倘遇天灾人祸,重大事故需要经济支持,可以动用基金或由杜月笙代为筹措款项,及时济助。所以参加恒社的人,可获师门的庇荫,同门弟兄的合作协助,同时还有应付缓急之需的便利,一举三得,在事业或人生旅途中。多了一层有力的保障

每天晚上,恒社固定开一桌饭恒社同人可以随意食用,人多的时候,另外再叫,饭桌上笑语殷殷,欢声阵阵,同门弟兄的情谊藉此益更亲密。饭后大厅上灯火辉煌,人来人往,谈天的谈天,下棋的下棋,谈事体的谈事体,隔壁一间大厅则锣鼓喧天,清唱平剧,万墨林笑嘻嘻的跑来跑去,他在杜月笙和恒社弟子之间担任连系。

抗战之前,恒社弟子共有八百多人,士农工商,各界人士都有。在这八百余弟手里面,经常在杜公馆走动的祇有一百人左右。事实上杜月笙对于这许多人并非个个认得,他把领导之责放在陆京士的肩上,事务工作则责成万墨林,因此他常常颇为得意说:

「学生子实在太多了,我也认不清楚,反正只要京士和墨林认得便是。」

抗战前,恒社曾经两徙其址,起先是爱多亚路,然后又迁往马浪路,在这一段时期,此一充満和谐欢乐气氛的高级俱乐部,每天晚上都有恒社子弟赌博为戏,赌伴是同门弟兄,巡捕房也不敢来取缔,场合非常理想,当恒社的经常费用不敷,赌桌上抽的头钱正好作为挹注。但是陆京士对于这一点很不赞成,抗战胜利后恒社在福履理路买了房子,重订恒社规章时,他便极力主张,悬赌博为厉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