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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一到双脚直跳

民国十六年以前,全国的金融重心,虽分南北二地—上海与天津,但是由于北政府设在北平,天津的金融实力,远超过东南一隅的上海市。民十七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虽然内忧外患,荆棘丛丛,可是触觉敏锐的金融家,已可觇知全国统一之局期不在远,因此他们派出一支尖兵,由钱新之担任代表,到南方来试探一下跟国民政府携手合作的可能性,于是,钱新之便以华北系四行,中南、金城、盐业、大陆等银行四行储蓄会经理和准备库主任的名义,重回上海。自兹他便成了仆仆风尘于京沪之间的忙人,红人与要人。

国民政府借重他的长才,先后请他出任过浙江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甚至有一度鉴于他和法国上层份子,交谊密切,发表他为驻法公使。

像这样一位熠熠生光,宛如巨星的人物,既为国民政府所倚重,又复是上海的金融重镇,叫杜月笙怎不心向望之,急于攀交。但是,苦于杜月笙有跟钱新之结合的愿望,钱新之却认为并无「折节下交」,搞得「臭味相投」的必要。于是,一次两次的碰壁,使杜月笙感到万分的失望与惆怅。

但当钱新之碰到像国华银行那样棘手的事,国华生死存亡,千钧一发,钱新之受了唐寿民的恳托,复以自己本身,利害相观,他环顾沪上,「得通者昌」之士,虽然所在多有,但是能够不惜牺牲自己,成全尚未「攀交」得上的友人者,除了杜月笙,似乎不作第二人想。钱新之是冰雪聪明的一个人,他把握得住杜月笙的心理,晓得他决不会「旧憾新怨、睚毗必报」,毅然决然的去找他帮忙,果然,他这一宝押准了,杜月笙甘冒「撤销擅自民众大会议案」的大不韪,救下了险象环生的国华银行,因此,当钱新之提及他和杜月笙的交往,便不得不承认,—他从内心中掬出其由衷感佩之忱,他很坦白的向吕光透露,他对杜月笙观感改变的经过,他说:

「我们起初对『势力圈』内的人,观感如此,但是,殊不知眞正的血性朋友,和有伟大气度的杜月笙先生,就从这个圈子里卓然特出,不由得我们不加敬佩﹗」

他又赞颂不置的说:

「杜月笙的名气,渐渐洋溢,我从多方面知道他︰能重然诺,能敬重好人,能仗义疏财,能说公道话,能担代人家所不能担代的事。总之,是我们值得敬他,爱他,而且愿兴他结交的朋友。」

钱新之兴致勃勃的讲起他和杜月笙之间的一段往事,他说:

「记不得那一年的秋冬之间,上海工潮蓬勃,经济和治安,陷于极度不安。法商水电工潮,因为待遇的关系,开了一场很大的风潮那时侯杜先生在劳工方面,已经有了力量,而他又天生有一种善为排难解纷的精神,经过多次的折冲,方始知道局方与工会方面所争执不决的距离,相差十万元。杜先生有毅力,也有力量,他自己筹了十万元,将这一次风潮,轻经的平了过去。赔了饯,不愿让人知道。同时,又有上海的纺织业,劳资双方也闹了不小的纠纷,自然又找杜先生来调停其事,其复维和困难的情形,也不亚于法商水电工潮。结果呢,杜先生又不声不响掏了腰包,把这件事也敉平过去。于是,大家就对他更进一步的敬爱,却是只知道他解决了纠纷,还不晓得他贴了这许多钱呢。」

接着,钱新之又向吕光谈起就在那一年,杜月笙顾了别人,顾不了自己,年关一到,双脚直跳,迫不得已请他代为借钱应急的趣事。钱新之说:

「就在这一年,阴历年关到了,杜月笙先生竟然穷得过不了年,拿了他仅有的房地产道契,托我转向银行借了三十万元,方始渡过了难关。这三十万元是他罄其所有押借来的,但是他家里的账房间,依然照他年年的惯例,预备着一束一束的本票支票或现款,救济他的穷朋友,或经济情况不好的亲戚,甚至无论识与不识,凡有求他的,无不满意而去。故所以他年年到了大年夜,还是闹着穷,像这样子的慷慨和热心,从当时到现在,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呢!」

由于以上的几段谈片,可以想见,不论是王晓籁,抑或钱新之,杜月笙力争上游,攀结社会上层份子,他都是用他的虚心诚恳,舍己为人的精神。自然而然的改变了那一帮人对于他的观感,于是感激敬佩,相交如鱼得水。杜月笙和王晓籁、钱新之成为了好朋友,眞是踌躇满志,心花怒放。事业有别,潮流不同,旧侣自然淘汰,新知扶摇直上,从民国二十三四年到抗战以前,「黄杜张」遂而一变而成「杜钱王」,「杜钱王」三位一体,杜月笙乃成为上海路路皆通,最有力量的社会领袖,君不见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史量才一死上海地方协会改组,便由杜月笙升任会长,而以钱新之、王晓籁两位上流社会众望所归的大好佬屈为副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