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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派特务刺杜

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尾声,高宗武想出国留美,继续深造,由杜月笙经手替他办好了护照。当他知道杜月笙因为他们的事高空遇险罹了气喘重症,他非常不安,曾在美国为杜月笙遍访名医,请教病因及治疗方法,而且经常寄回药品,历时多年。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撤退,高宗武特往日本觅获一处终年气温与气喘病患较为相宜的地方,劝杜月笙举家东渡,以便休养。结果是杜月笙再度避乱香港,终至一病不起;高宗武在美国惊息噩秏,至为伤悼,曾函请他的好友李毓田代为致祭。民国五十六年夏季他曾专程来台一行,亲赴杜月笙的墓前,默哀致敬,凭吊良久。

陶希圣则由杜月笙派人严密保护,暂住九龙,他曾形容这一段时期的生活─

「我家寄住九龙根德道。根德道是在上九龙塘。从下九龙塘到上九龙塘,只有一条马路。那马路上,时常有各式各样的人行走。就中就有杜公馆指派来照应我们的安全的朋友们。

「上海方面并没有放松我一步。有一次,从上海到香港的秘密工作者之中,有七十六号派来的一人。他带着白色的药粉和手抢。他的任务是如果无法在我家下毒药,即在杜公馆请我吃饭时用枪袭击。但是那位同志到香港后,将他的任务报告杜先生,他也就不回上海去了。

「我家的菜每天都由冰如自己到市场去买,自己拿回来做。他们要下手放药,是得不到那样的机会的。

「尖沙嘴过海的轮渡,是港九之间的咽喉。任何人从那里走过,必然会遇着熟人。有一次,香港的皇后电影放映伊利沙白的英宫六十年。我很爱过海去看,又怕暴露形迹。于是我带上从上海街买来的一撮小胡须,到尖沙嘴搭轮前往。次日,杜先生派人来警告:『你带假胡须,更容易被人发现。』」

为此「高陶事件」,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曾恨声不绝的说:

「我跟他有什么难过?他竟这么样来对付我!」

当时,他下令伪政府特务头脑李士群,专程到广州指挥,派遣凶手,到香港去解决杜月笙。幸亏杜月笙防范严密,刺客没有下手的机会,因而作罢。但是汪精卫仍不甘心,他再派人运动香港差(警署),借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他驱逐出境。

王新衡首先侦得消息,十万火急的去过知杜月笙。但是杜月笙不肯相信,他付之以淡然一笑,反过来安慰王新衡说:

「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新卫兄,你放心好了。

然而,过不了几天,柯士甸道杜公馆,和告罗士打的长房间,居然有差馆的人跑来说是奉命搜查。这一下,杜月笙方知事态严重,内情必不简单,于是他便去跟王新衡商量。王新衡觉得,为了正本清源,澈底消除汪精卫的阴谋诡计,应该把事体闹到香港总督那边去,当时,俞鸿钧正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住在香港,而俞鸿钧在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期,招待过香港总督,他和港督私交弥笃。因而建议俞鸿钧,以非正式的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向港督送上一份备忘录,说明杜月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社会领袖,他是国民政府正式委派的振济委员常务委员,又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此外尤且兼任国家行局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以及国家资本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他指出港警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及其办公会客的地点,纯然是非法而无礼的行动。港督奉到了俞鸿钧的备忘录后,当即表示道歉,同时保证此后不会再有类似情事发生。一桩公案,就此了结,汪精卫的报复,迄他本人病逝东京,狡计一直无法得逞。

在国人交相署骂声中,汪精卫等一干汉奸,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他邀约在上海的德、意、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侨领、使馆人员,由日、伪军数百人随车保护,自上海开一列专到南京,参加他的「还都典礼」。当这一列车驶近浒墅关,便由忠义救国军潜伏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预埋炸弹,轰然一声,列车全毁,死伤汪伪贵宾,和日伪军数百人,酿成重大惨案。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报,不禁领首微笑,频频说道:

「我们送的这一串鞭炮,着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