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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桩消遣赌书与唱

杜月笙在香港想尽方法,要把他的二小姐救出来,但是共产党正一心一意骗杜月笙回海,杜月笙的子女多一个在共区,就他们来说正好是威胁杜月笙的人质,因此他们决不肯轻易应允,绑票勒赎原是共产党的一贯伎俩,他们怎肯放过这个好题目?起先杜月笙命他的次婿金元吉,写信到上海请杜美霞出来,共产党那边拒绝发给路条,然后,一再函电交驰,依然石沉大海杳无消息,最后则以杜月笙病危为词,拍发急电,方始将杜二小姐,救出了虎口。多一半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进上海去了。

同时杜月笙的二楼太太陈氏夫人,在杜月笙赴港之先,曾经到过一次台湾,颇想在台定居,杜月笙到香港,她也由台抵港打了一转,夫妻间话不投机,陈氏夫人便和维翰、维宁回了上海,而这趟回去,竟因而被陷,始终不得出来。

明乎此,则可获知坚决反共,认清共党本质如杜月笙者,为什么在三十八、九年之交,还不敢与共产党公开破脸,反目相向,有亲生骨肉落入共党的掌握,虚与委蛇,相互鬪法,全是衷心非愿,迫不获已之举。

在这一段时期,杜公馆坚尼地台人客虽少,饭厅里仍然每天中午准备两桌饭。一张圆枱面一张四方桌,通常那张圆枱面必定坐得满,圆怡面坐不下了,再开方桌一席

经常来杜公馆吃中饭的,除了杜月笙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顾嘉棠、金廷荪、王新衡、骆清华、沈楚宝等诸人之外,还有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总管万墨林,这两位在香港经常不离杜月笙左右的哼哈二将,朱、万二人为了往来方便,都在坚尼地台租了房子,而且和杜公馆近在密迩,等于隔壁。朱文德一家住在坚尼地台十号,万墨林一家住六号

喘不发,脚不麻,精神好,体力够,杜月笙随意思之所至,在香港有三桩消遣,其一是赌,其二是书,而其三是为唱。

赌,不仅规模缩小,而且输赢数目,亦无复当年的豪情胜概,由于精神体力之所限,杜月笙晚年居港,只能玩玩十三账罗宋牌九,为了凑兴,勉强陪他顽顽的,有当年的豪赌朋友朱如山、徐士浩、盛家老五盛泮澄、吴家元、张公权的令妹张嘉蕊。为什么祗打罗宋牌九?说穿了便是由于打罗宋可以少用脑筋,坐看不动,而且时间不长,随时都能结束。输赢虽不能与当年相比,但是一场进出也有个港币好几千。卽使打这种费力不多的牌,有时候杜月笙还会感到精神体力难以为继,于是喊杜美霞来代他接下去。

「书」则为杜月笙的另一嗜好,听说书。「说书」这一行业在香港始终不能生根,要找一位说书先生可谓相当的困难,好在当时有一些「说书先生」也从上海逃难到了香港,杜月笙选了其中的四位:张建国、张建亭兄弟,蒋月泉和王伯英,他请这四位「说书先生」轮流的到坚尼地台杜公馆,每天一位,分别为他开讲「玉蜻蜓」、

「双珠凤」、

「英烈传」、

「水浒传」等等着名的说部。「听书」成了杜月笙的日课之一,他用听说书来消磨时间,尤其聚精会神听书时,可以使他暂时忘却身上的病痛与苦楚。

不过在当时的杜公馆,姚玉兰、孟小冬以次,没有一个人具有杜月笙这个共同的嗜好,因此,当他一榻横陈,瞑目倾听「说书」时,往往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充其量多上服侍他的徐道生,有时候万墨林、朱文德也来陪他听上一段。

「唱」的场面比较热闹,曾有人谓「天下之歌,尽入杜门」,杜月笙自己身畔便有姚玉兰、孟小冬两位床头人,允称须生泰斗与冬皇,再则由于杜月笙一生酷嗜皮黄,他身边的人几乎个个都能哼几句,而且其中不乏佼佼者。坚尼地台杜公馆每星期五必有清唱小聚,旅居香港的名票名伶,因为杜公馆有冬皇孟小冬在,莫不以一履斯境为无上之向望,莫大之荣幸,但是杜公馆的雅集祇限于至亲好友,故属门生,经常必到的有赵培鑫、吴必彰、钱培荣、杜维藩、杜维屏、朱文熊、万墨林等人,马连良抵港以后,几乎每日必去杜公馆,他到时雅集又添一份热闹。王新衡祇要有空,会与致勃勃的前往参加,他跟着大家称孟小冬为「孟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