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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何时开始的病痛?

何时开始的病痛?对于热爱着路遥和关心路遥的人来说,这始终是个谜。

著名作家张贤亮在回忆路遥的文章中有一段话,也许能解出这个谜底一二。

1984年1月,张贤亮参加由陕西省作协在西安举办的笔会,活动中认识了路遥。在张贤亮印象中,当时路遥出席的场合不多,出席时也是一脸愁云,很少说话。西安笔会安排张贤亮在西安人民剧院做一次文学讲座。讲座当天,许多文学爱好者和喜爱张贤亮作品的读者纷纷慕名而来,剧院的楼上楼下座无虚席,连通道都挤满了听众。

今天,我看任何一个作家来讲“创作谈”也不会再有那么多人来浪费时间了。那天,我一人在台上舞之蹈之高谈阔论后,陕西作协请我吃饭,路遥也在座,仍然很少说话。但吃完了饭他非常诚恳地要我到他家坐一坐,说是他家离饭店不远。我记得他家就在陕西作协院内的宿舍楼里,连建筑面积也就70多平方米的样子。当年人人家里的陈设都很简单,而路遥的家更是简单得近乎简陋。

在他家里,和他坐在一起就和在农村炕头上盘腿而坐没有区别,西安这座城市立即消失了。坐下后他给我冲了杯茶,用一个乌蒙蒙的玻璃杯。我突然发现好像整个房间都和茶杯一样乌蒙蒙的,连他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蒙蒙的雾中。

当时在座的还有王愚(评论家),我记得从路遥家出来走到街上,我对王愚说,你们陕西作家大概是中国作家中最不会生活的一群了。

王愚跟我笑着说:对了!贾平凹刚买了个电冰箱,冰箱里放的只是辣面子和醋。那时陈忠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经常被人谈起,后来才知道忠实那时常住在乡下。

我们西北作家和农村有着割不断的情感与生活方式的联系,因而农村永远是我们的疼痛点。(张贤亮《未死已知万事空》)

“农村永远是我们的疼痛点。”尤其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陕西作家的疼痛点,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京夫、王宝成等等这批陕西作家,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都是在贫困艰苦的农村成长,都经历过食不果腹的童年,都有一个贫穷的拖累很重的家庭。

有次陕西文学界创作会议,夜晚,我们聚在一起,话题扯到生活给予人的磨难,大家讲着各自的经历,讲着以往许多不堪回首的事情,说到动情处,我们眼里泪光闪闪。(白描《写给远去的路遥》)

苦难不仅提供了他们文学创作的基础,他们深知普通人的命运、感情,珍惜生活的馈赠,同时,也磨砺出了他们顽强的性格、拼搏的精神和成就事业的毅力。

在这批陕西作家一路奋斗进入城市,还没有精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时,城市里需要面对的一切就铺天盖地向他们袭来,他们无法轻松潇洒地面对。同时,他们过去一向吃得很差,进入城里之后,饮食习惯又很难改变,舌尖上只接受过去的那些粗茶淡饭。而且,陕西作家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勤劳、勤奋,都堪称为文学创作的劳动模范。

所以,在张贤亮感觉中,“陕西作家是中国作家中最不会生活的一群”,就不难理解了。这批作家——他们身体的营养不良,是早早埋下伏笔的;后期倘若补充不足,又毫无节制地透支,即使是钢铁战士也是要发生故障的。

多少年来,看似身壮如牛的路遥,始终保持了连续作战的姿态,创作《人生》时,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精神之外,不给身体一天的休整,21天,就像一部隆隆作响夜以继日不停息工作的写作机器。想起时,犒劳身体的,不过是几小时的睡眠和抽屉里一包放硬了的点心——桃酥。

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六年时间里,路遥又是摆出一场大决战的姿态,激情燃烧中,毫无疼惜之心,掠夺性地超额使用自己的身体,去完成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三部曲创作。

《平凡的世界》写作过程中,见过路遥的人,都能看得出他身体的付出与疲态,他自己却能让作品的质量基本保持了前后均衡,这不能不说路遥是在与自己较劲儿中,战胜了自己,赢得了挑战自己的胜利。然而,疾病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侵入了他的肌体。他自己在处于创造的兴奋时,也预感到身体发出的不安信号。但是,他却为了他伟大的事业,再次将身体的爱护搁置一边。

烟不离手的路遥

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路遥是知道自己的身体已难以支撑他继续忘我工作的,他去看病了。但是,却没有人知道,他看的是什么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陕西省作协院子里的人,只是看到路遥有一度将一种黑乎乎的药膏糊在脖子和前胸,弄得十分讲究仪表的他,显得脏兮兮的。有人关心地问及,路遥也只是笑笑说,是内火外治。人们信之不疑。从外观上看,路遥的身体是看不出会有病的,按身体条件,他是那种泰山压顶不弯腰,吃得了苦,受得起累,能饱、耐饥、能熬的陕北壮汉。他说内火,火伤肝,用外敷药将内火往出赶。“赶”了一个夏天,这个意志坚强的人似乎感觉比以前好了,实际上这时可能已经为后来的大病埋下了隐患。当时的路遥就该住进医院,全面检查,而不该把肝病当肝火。路遥对自身的疾病如此轻慢,与他自身的性格不无关系。

即使在不写作的夜晚,路遥也是常常整宿整宿不睡。并不是有什么诱人的夜生活,而是聊闲的、懒散的陕西省作协大院里总有几个夜猫子,遇上对路的人,平时沉默寡言的路遥,此时,变换为谈话高手。1985年从陕西三原县调到陕西省作协的王观胜,住在了《延河》编辑部四合院东边北头那个小房子里。路遥和不时从白鹿原来省作协的陈忠实、《延河》前主编董得理是王观胜那间小房子里的常客。他们白天谈,晚上也常常夜谈,而且一谝就是半夜。有时,大家谈各自家乡的风土人情及好吃的东西;有时,王观胜会兴致盎然地改用普通话,为大家朗诵他刚刚想到的小说中一段话;有时,则是路遥侃侃而谈,他视野宽阔,兴趣广泛,思维十分活跃。特别在他投入时,时时会有精彩的议论和智慧的火花迸发出来。从来不会让你感到乏味。他的谈话往往大至国际风云的变幻,小到田间地头的趣闻,至于飞碟的神秘出现、外星人的似有若无,更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

有烟有茶有咖啡,就足以支撑一夜。常常是东方即将放亮之时,才各自散去。路遥拖着疲惫的步子小心翼翼回家,不敢惊动妻子女儿,悄悄溜上床躺下,这一睡一直可以到中午。别人的中午变成了路遥的清晨。有时同事和路遥开玩笑,下午见到他,问一句:“早上好!”

除了与谈得来的朋友聊天,路遥几乎没有业余生活,也不会丰富自己的生活,只有电视上转播足球赛能激起他的兴趣。他也再无其他嗜好:不下棋、不打牌、不会搓麻将、不爱看演出、不喜欢字画、不爱与更多的人交往,对许多人痴迷成癖的事物,路遥不屑一顾,这就注定了路遥的生活格外滞闷沉重。而路遥的抑郁仿佛又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很少见他开颜尽欢的时候。

大约是1989年夏天,上海的女作家王安忆来西安,有一次在西影厂莫伸同志处吃饭,在座的都是熟人,酒也喝得多一点。大家都知道,路遥的酒量是比较大的,而我虽然也好酒贪杯,其实并没有多大酒量,所以常常醉倒。但这一次我并没有大醉,路遥却醉得一塌糊涂,当时有人戏言,该醉的没有醉,不该醉的却醉了。这也许是我见到路遥唯一的一次轻松了一下,然而他却醉了,不知是紧张的心态来不得半点轻松呢?还是他又在考虑什么、忧愁什么,结果酒不醉人人自醉?反正一时也说不清楚,不过此后路遥便滴酒不入,无论你怎样苦劝、强劝,总之是酒不沾唇。(王愚《文章憎命达》)

起床之后的路遥,总是一顿暴食。这是他一天里唯一的一顿正餐,而这所谓的正餐又太没质量了。陕西省作协大院里的人,看惯了从街上小摊回来的路遥一手攥着几只馒头或大块锅盔,一手攥着生黄瓜或大葱,边走边啃的情景。晚饭经常是错过的,路遥能赶上吃晚饭的时候,是夜市上的一碗酸汤羊肉水饺,加一把烤羊肉串。但咖啡似乎是离不开的,烟也抽得猛,而且抽的都是好烟。朋友们常说,路遥是陕西作协会享受现代文明生活的第一人,这话也不谬。路遥常说:男人不抽烟,还活个啥人?他除了把烟当作刺激疲劳、保持兴奋的清醒剂,也很陶醉在那吞云吐雾的放松状态。

有人简单地算了一笔账,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洋洋百万言,花费了6年时间,每天平均两包烟,20元钱上下,6年就抽掉4万余元,按当时的稿酬,完全不抵烟钱。

朋友们并不担心路遥的身体,而是羡慕他的身体,没有谁劝过他让他戒烟。壮实的路遥,拼命工作,饥一顿饱一顿,熬一夜睡半天,心气高,急性子,自然会上火,当时社会又流行内病外治,也就对路遥脖子上和胸前糊上的黑乎乎的药膏没有在意。

有一次,作家京夫发现路遥手掌发红,是那种典型的肝掌表征。京夫询问路遥,是否肝上不适?路遥却反问一句:“是吗?”似乎压根就不相信他会有肝病。

路遥一向对自己的身体很有自信。的确,不高个头的路遥,确实可以用虎背熊腰,或是身壮如牛来形容。路遥曾不止一次地向人夸耀,他还在延川做农民工时,有一回,清涧的母亲在家里大出血,好几天没人管。路遥得到消息,立即从延川赶回老家清涧王家堡。他把家里人美美骂了一顿,然后站在公路上硬挡住了一辆大卡车,给人家说了一阵好话,才把母亲送到清涧县城里,住进医院。母亲失血过多,需要大量地输血,恰逢医院没有血,那时候,父亲年老体弱,弟妹年龄小,就只有输路遥一个人的血。母亲输入了路遥的血,病很快好了,而且以后还很少生病,比原来的身体还好了。“医生说我的血质量高,活性强,有一种什么特殊的成分。为母亲输血后,我就开始为自己补充,就把肚子吃大了”。

陕北黄土地上生活的人,或者说,大多生活在温饱状态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对待疾病的态度就是,有了病之后硬抗硬拖,把命交给老天。过去少医没药的条件差,现在有条件了,却因病看不起,有了病不肯去医院检查治疗,随便到小医务室取药,致使可治好的病也拖成了重病。

路遥虽然走出了黄土地,但对待疾病和很多的生活观念,依然没能脱离黄土地。但是,路遥不存在有病看不起的问题,何况那个时期,医药费是全部由所在单位报销的。他去世后,人们才得知,在1988年之前,路遥就检查出乙型肝炎,但是,他却对朋友和同事们保守秘密。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稿时,路遥忽然吐了一口血,血流在省作协临时的那间工作室的桌子上。路遥看到桌面上的血,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电话打给天乐,叫他赶紧从延安回西安。

第二天,我们去医院查出了他吐血的病因,结果十分可怕。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能理解他的这一选择。路遥让我永远也不能给任何人说他的病因,我痛苦地在他面前放声大哭……(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在林达出差的时候,路遥常常让李秀娥到家里帮忙给女儿做饭。当李秀娥盛饭时,路遥总是另放一副碗筷,单独给女儿盛饭。当时,李秀娥只是感觉,这一家人还如此讲究卫生,一个人一套餐具,却从没有意识到,路遥是知道自己患上了肝病了。

记得1988年前后,你曾跑过几趟医院,吃过一段中药,对此你解释说是想用药物调理一下,很快你便如同常人,不跑医院,也不服药了。不同的是自此戒了酒,过去的你是很能饮酒的。现在回想起来,怕是从那时你便查出了肝上的毛病。但是你为什么要隐瞒呢?有病并不耻辱。你不愿向外人宣示,不光是外人,连你自己好像也不愿承认,大概是你要强的心性不容许自己给人以病恹恹虚弱的印象,这就导致你走入一个可怕的误区。强大与虚弱的分野并不在于体魄。要强的心性成全了你,也毁了你。(白描《写给远去的路遥》)

路遥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病呢?很多有病的人不是照样继续写作、继续工作吗?路遥也许以为自己身体壮、年轻,可以顶得住?也许是怕别人嫌这种病会传染躲开他吗?或是害怕自己说出来,让自己丧失拼搏的勇气?还是怕外界传播出去,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

这许多的追问,都没有答案,一切都不得而知。只知道,这可怕的病魔竟在短短的几年里置他于死地,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路遥似乎永远对自己不满意,即使是两次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来又晋身“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行列,这样的殊荣也只为他带来短暂的欣慰喜悦。他的心性太高、太强,一个目标被征服,马上又有了新的目标,在精神上不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机会,想干一件什么事情,即使前面横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也会不屈不挠地消除障碍,实现目标。

路遥病重时,贺抒玉曾责怪做妻子的林达:“路遥身体都那样子了,为什么还让他装修房子?为什么不早点劝他住院治疗?”

林达表现得很委屈的样子,说:“我压根就反对他装修房子,他趁我和远远去北京过暑假,自己决定干的。我曾多次劝他住院治病,他哪里肯听!路遥那固执劲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对他能有什么办法!”

其实,贺抒玉以及许多熟悉情况的同事和朋友,也知道林达的苦衷,只是猛然听说路遥肝硬化腹水卧床不起,由不得第一个埋怨的就是做妻子的。

隐瞒病情的一种可能是存在的,那就是路遥在事业上有更大的设想、更高的追求,需要他身体和精神全方位的调动合力支撑,毕其功于一役。身体状况不达,精神不济,更需要顽强的精神支撑,抑或,他要给自己造成一种身体健康的假象,建立一种巨大的不可动摇的自信。

路遥对疾病的回避,既表现了他的坚韧,又表现了他的脆弱。但这就是血肉之躯的路遥,这就是作家的路遥。路遥是坦荡的,也是神秘的。一个坦荡的路遥,加一个神秘而城府很深的路遥,才构成了文学的路遥的主调与复调相融的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