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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留在德国的中国人

战争结束了,“座上客”当上了,苦难到头了,回国有望了,好像阴暗的天空里突然露出来了几缕阳光。

我们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商议了一下,决定到瑞士去,然后从那里回国。当时这是唯一的一条通向祖国的道路。

哥廷根是一座小城,中国留学生人数从来没有多过。有一段时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置身日耳曼人中间,连自己的黄皮肤都忘记了。战争爆发以后,那些大城被轰炸得很厉害,陆续有几个中国学生来到这里,实际上是来避难的。各人学的科目不同,兴趣爱好不同,合得来的就来往,不然就各扫门前雪,间或一聚而已。在这些人中,我同张维、陆士嘉夫妇,以及刘先志、滕菀君夫妇,最合得来,来往最多。商议一同到瑞士去的也就是我们几个人。

留下的几位中国学生,我同他们都不是很熟。有姓黄的学物理的两兄弟,是江西老表。还有姓程的也是学自然科学的两兄弟,好像是四川人。此外还有一个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一个姓张的神秘人物。此人从来也不是什么念书的人,我们都没有到他家里去过,不知道每天他的日子是怎样打发的。这几个人为什么还留下不走,我们从来也没有打听过。反正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想法,局外人是无需过问的。我们总之是要走了。我把我汉文讲师的位置让给了姓黄的哥哥。从此以后,同留在哥廷根的中国人再没有任何联系,“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我在这里又想到了哥廷根城以外的那一些中国人,不是留学生,而是一些小商贩,统称之为“青田商人”。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浙江青田人。浙江青田人怎样来到德国、来到欧洲的呢?我没有研究过他们的历史,只听说他们背后有一段苦难的历程。他们是刘伯温的老乡,可惜这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的半仙之人,没有想到青田这地方的风水竟是如此不佳。在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中土地所出养不活这里的人,人们被迫外出逃荒,背上一袋青田石雕刻的什么东西,沿途叫卖,有的竟横穿中国大地,经过中亚,走到西亚,然后转入欧洲。行程数万里,历经无数国家。当年这样来的华人,是要靠“重译”的。我们的青田老乡走这一条路,不知要吃多少苦头,经多少磨难。我实在说不出,甚至也想象不出。有的走海路,为了节省船费,让商人把自己锁在货箱里,再买通点关节,在大海中航行时,夜里偷偷打开,送点水和干粮,解解大小便,然后再锁起来。到了欧洲的马赛或什么地方登岸时,打开箱子,有的已经变成一具尸体。这是多么可怕可悲的情景!这一些幸存者到了目的地,就沿街叫卖,卖一些小东西,如领带之类,诡称是中国丝绸制成的。他们靠我们祖先能织绸的威名,糊口度日,虽然领带上明明写着欧洲厂家的名字。他们一无护照,二无人保护;转徙欧洲各国,弄到什么护照,就叫护照上写的名字。所以他们往往是今天姓张,明天姓王;居无定处,行无定名。这护照是世袭的,一个人走了或者死了,另一个人就继承。在欧洲穿越国境时,也不走海关,随便找一条小路穿过,据说也有被边防兵开枪打死的。这样辛辛苦苦,积攒下一点钱,想方设法,带回青田老家。这些人誓死不忘故国,在欧洲同吉卜赛人并驾齐驱。

我原来并不认识青田商人,只是常常听人谈到而已。可是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附近一座较大的城市卡塞尔地方法院的一个通知,命令我于某月某日某时,到法院里出庭当翻译。不去,则课以罚款一百马克;去,则奖以翻译费五十马克。我啼笑皆非。然而我知道,德国人是很认真守法的,只好遵命前往。到了才知道,被告就是青田商人。在法庭上,也须“重译”才行。被告不但不会说德国话,连中国普通话也不会说。于是又从他们中选出了一位能说普通话的,形成了一个翻译班子。审问才得以顺利进行。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一位被告沿街叫卖,违反了德国规定。在货色和价钱方面又做了些手脚,一些德国爱管闲事的太太向法院告了状。有几个原告出了庭,指明了时间和地点,并且一致认为是那个人干的。那个人矢口否认,振振有词,说在德国人眼里,中国人长得都一样,有什么证据说一定是他呢?几个法官大眼瞪小眼,无词以对,扯了几句淡,就宣布退庭。一位警察告诉我说:“你们这些老乡真让我们伤脑筋,我们真拿他们没有办法。我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人来告,我们就听之任之了,反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同他开玩笑,劝他两只眼都闭上。他听了大笑,同我握手而别。

我口袋里揣上了五十马克,被一群青田商人簇拥着到了他们的住处。这是一间大房子,七八个人住在里面,基本都是地铺,谈不到什么设备,卫生条件更说不上,生活是非常简陋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瞧不起他们,大使馆他们更视为一个衙门,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沾边。今天竟然有我这样一个留学生,而且还是大学里的讲师,忽然光临。他们简直像捧到一个金凤凰,热情招待我吃饭,我推辞了几次,想走,但是为他们的热情感动,只好留下。他们拿出了面包和酒,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猪蹄子,用中国办法煨得稀烂,香气四溢。我已经几个月不知肉味了,开怀饱餐了一顿。他们绝口不谈法庭上的事。我偶一问到,他们说,这都是家常便饭,小事一端。同他们德国人还能说实话吗?我听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这一批青田商人背乡离井,在异域奔波,不知道有多少危险,有多少困难,辛辛苦苦弄点钱寄回家去。不少人客死异乡,即使幸存下来,也是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回不了家。他们基本上都不识字,我没有办法同他们交流感情。看了他们木然又欣然的情景,我直想流泪。

这样见过一次面,真如萍水相逢,他们却把我当成了朋友。我回到哥廷根以后,常常接到他们寄来的东西。有一年,大概是在圣诞节前,他们从汉堡给我寄来了五十条高级领带。这玩意儿容易处理:分送师友。又有一年,仍然是在圣诞节前,他们给我寄来了一大桶豆腐。在德国,只有汉堡有华人做豆腐。对欧洲人来说,豆腐是极为新奇的东西;嗜之者以为天下之绝;陌生者以为稀奇古怪。这一大桶豆腐落在我手里,真让我犯了难。一个人吃不了,而且我基本上不会烹调;送给别人,还需先做长篇大论的宣传鼓动工作,否则他们硬是不敢吃。处理的细节,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总之,我对我这些淳朴温良又有点天真幼稚的青田朋友是非常感激的。

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些人的姓名是糊里糊涂的。我认识的几个人,我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姓名的更改完全以手中的那一份颇有问题的护照为转移。如今我要离开德国了,要离开他们了,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好友需要我去回忆,我的记忆里塞得满满的,简直无法再容下什么人。然而我偏偏要想到这一些流落异域受苦受难的炎黄子孙,我的一群不知姓名的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度过的。他们现在还到处飘泊吗?今生今世,我恐怕再也无法听到他们的消息了。我遥望西天,内心在剧烈地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