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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

君培先生一向只承认自己是诗人,不是学者。但是众多的师友和学生,也包括我在内,却认为他既是诗人,也是学者。他把这两种多少有点矛盾的行当融汇于一身,而且达到了高度统一与和谐的境界。

他的抒情诗曾受到鲁迅先生的赞扬。可惜我对于新诗,虽然已经读了六十多年,却自愧缺少这方面的细胞,至今仍然处在幼儿园阶段,更谈不到登堂入室。因此,对冯先生的新诗,我不敢赞一词。

可是为什么我也认为他是诗人呢?我根据的是他的抒情散文。散文,过去也一度被称作小品文,英国的所谓Familiar essay,就是这种东西。这个文学品种,同诗歌、小说、戏剧一样,也是国际性的。但又与后三者不完全相同。并不是每一个文学大国散文都很发达。过去,一讲到散文,首先讲英国,其次算是法国。这个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英国确实出了不少的散文大家,比如兰姆(Ch. Eamb)、G. 吉辛(G. Gissing)、鸦片烟鬼德·昆西(DeQuincey)等等,近代还出了像切斯特顿(Cheston)等这样的散文作家,灿如列星,辉耀文坛。在法国,蒙田是大家都熟悉的散文大家。至于德国、俄国等文学大国,散文作家则非常稀见。我个人认为,这恐怕与民族气质和思维方式有关。兹事体大,这里不详细讨论了。

我只想指出一点,过去一讲到散文,开口必言英国的中外学者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散文大国。他们五体投地、诚惶诚恐地匍匐在英国散文脚下,望穿秋水,把目光转向英国,却忘记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居散文魁首地位者非中国莫属。中国旧日把一切典籍分为四类:经、史、子、集。经里面散文比较少见;史里面则大量存在,司马迁是最著名的例子;子几乎全属于散文范畴;集比起子来更有过之。我们平常所说的“唐宋八大家”,明朝末年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朝的桐城派,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散文。我们读过的《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等等,不都是散文吗?不但抒情和写景的文章属于散文,连一些议论文,比如韩愈的《论佛骨表》,苏轼的《范增论》、《留侯论》以及苏洵的《辨奸论》等等,都必须归入散文范畴,里面弥漫着相当浓厚的抒情气息。我们童面习之,至今尚能成诵。可是,对我来说,一直到了接近耄耋之年,才仿佛受到“天启”,豁然开朗:这不是散文又是什么呢?古诗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岂是之谓欤?

因此,我说:中国是世界的散文大国。

而冯至先生的散文,同中国近代许多优秀的散文大家的作品一样——诸如鲁迅、郁达夫、冰心、朱自清、茅盾、叶圣陶、杨朔、巴金等的散文,是继承了中国优秀散文传统的。里面当然也有西方散文的影响,在欧风美雨剧烈的震动下,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但其基调以及神情韵味等,则是中国的。恐怕没有人能够完全否认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中国近代的散文,同诗歌、小说、戏剧完全不一样,其中国味是颇为浓烈的。后三者受西方影响十分显著。试以茅盾、巴金等的长篇而论,它们从形式上来看,是同《红楼梦》接近呢,还是类似《战争与和平》?明眼人一望便知,几乎没有争辩的余地。至于曹禺的戏剧,更在形式上与易卜生毫无二致,这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我这一番话丝毫没有价值衡量的意味,我并不想说孰是孰非,孰高孰低,我只不过指出一个事实而已。但是,散文却与此迥乎不同。读了英国散文家的作品,再读上面谈到的那几位中国散文家的作品,立刻就会感到韵味不同。在外国,只有日本的散文颇有中国韵味。这大概同日本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特别中国禅宗哲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中国散文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各种不同的风格,各种不同的流派,纷然杂陈。中国历代的散文文苑,花团锦簇,姹紫嫣红,赛过三春的锦绣花园。但是,不管风格多么不同,却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散文家都不是率尔而作,他们写作都是异常认真的,简练揣摩,惨淡经营,造词遣句,谋篇布局,起头结尾,中间段落,无不精心推敲,慎重下笔,这情景在中国旧笔记里有不少的记载。宋朝欧阳修写《昼锦堂记》,对于开头几句,再三斟酌,写完后派人送走,忽觉不妥,又派人快马加鞭,追了回来,重新改写,是有名的例子。

我个人常常琢磨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同优秀的抒情诗一样,讲究含蓄,讲究蕴藉,讲究意境,讲究神韵,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可以用羚羊挂角来作比喻。借用印度古代文艺理论家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说出来的比已经说出来的更为重要,更耐人寻味。倘若仔细分析一下近代中国散文家的优秀作品,这些特点都是有的,无一不能与我的想法相印证。这些都是来自中国传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可惜,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分析中国散文的文章。有人侈谈,散文的核心精神就在一个“散”字上,换句话说就是,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不愿意写下去了,就立刻打住。这如果不是英雄欺人,也是隔靴搔痒,没搔到痒处。在我们散文文坛上,确有这样的文章,恕我老朽愚钝,我期期以为不可。古人确实有一些读之如行云流水的文章,但那决非轻率从事,而是长期锻炼臻入化境的结果。我不懂文章三昧,只不过如此感觉;但是,我相信,我的感觉是靠得住的。

冯至先生的散文,我觉得,就是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的。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西方的影响,但是根底却是中国传统。我每读他的散文,上面说的那些特点都能感觉到,含蓄、飘逸、简明、生动,而且诗意盎然,读之如食橄榄,余味无穷,三日口香。有一次,我同君培先生谈到《儒林外史》,他赞不绝口,同我的看法完全一样。《儒林外史》完全用白描的手法,语言简洁鲜明,讽刺不露声色,惜墨如金,而描绘入木三分,实为中国散文(就体裁来说,它是小说;就个别片段来说,它又是散文)之上品。以冯先生这样一个作家而喜爱《儒林外史》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总之,我认为冯先生的散文实际上就是抒情诗,是同他的抒情诗一脉相通的。中国诗坛的情况,我不清楚;从下面向上瞥了一眼,不甚了了。散文坛上的情况,多少知道一点。在这座坛上,冯先生卓然成家,同他比肩的散文作家没有几个,他也是我最喜欢的近代散文作家之一。可惜的是,像我现在这样来衡量他的散文的文章,还没有读到过,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了。

对作为学者的君培先生,我也有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在他身上,作为学者和作为诗人是密不可分的。过去和现在都有专门的诗人和专门的学者,身兼二者又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的人,却并不多见。冯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学者,他仍然饱含诗人气质。这一点在他的研究选题上就充分显露出来。他研究中西两方面的文学,研究对象都是诗人:在中国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欧洲是德国大诗人歌德,旁及近代优秀抒情诗人里尔克(Rilke)。诗人之外,除了偶尔涉及文艺理论外,很少写其他方面的文章。这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事实,非常值得人们去参悟。研究中外诗人当然免不了要分析时代背景,分析思想内容,这样的工作难免沾染点学究气。这些工作都诉诸人们的理智,而非人们的感情,摆脱学究气并不容易。可是冯先生却能做到这一点。他以诗人研究诗人,研究仿佛就成了创作,他深入研究对象的灵魂,他能看到或本能地领悟到其他学者们看不到更领悟不到的东西,而又能以生花妙笔著成文章,同那些枯涩僵硬的高头讲章迥异其趣,学术论著本身就仿佛成了文学创作,诗意弥漫,笔端常带感情。读这样的学术论著,同读文学作品一样,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

因此,我说,冯至先生是诗人又兼学者,或学者又兼诗人,他把这二者溶于一体。

至于冯先生的为人,我又想说:诗人、学者、为人三位一体。中国人常说:“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这两句话应用到君培先生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我确实认为,冯先生是人文难分。他为人一向淳朴、正直、坦荡、忠实,待人以诚,心口如一。我简直无法想象会有谎言从他嘴里流出来。他说话从不夸大,也不花哨;即之也温,总给人以实事求是的印象,而且几十年如一日,真可谓始终如一了。

君培先生长我六岁。我们都是搞德文起家,后来我转了向,他却一直坚持不懈。在国内,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大学,但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却是一个人。他就是二三十年代北大德文系主任,同时又兼任清华的德文教授。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有同门之谊,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一向钦佩君培先生的学识,更仰慕其为人,我总把他当老师看待;因此,也可以说是师生。我在这里想借用陈寅恪师的一句诗:“风义生平师友间。”我们相交将近五十年了。解放后,在一起开过无数次的会,在各种五花八门的场合下,我们聚首畅谈,我们应该说是彼此互相了解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套用李后主的词口吟的两句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我听了以后,捧腹大笑,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实获我心!有不少次开会,我们同住一个房间,上天下地,无所不谈。这更增强了我们彼此的了解。总之,一句话:在将近半个世纪内,我们相处得极为融洽。

君培先生八十五岁了。在过去,这已经是了不起的高寿,古人不是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吗?但是,到了今天,时移世转,应该改一个提法:“人生九十今不稀”。这样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现在祝人高寿,常说:“长命百岁!”我想,这个说法不恰当。从前说“长命百岁”,是表示期望,今天再说,就成了限制。人们为什么不能活过百岁呢?只说百岁,不是限制又是什么呢?因此,我现在祝君培先生高寿,不再说什么“长命百岁”,意思就是对他的寿限不加限制。我相信,他还能写出一些优秀的文章来的。我也相信而且期望他能活过这个限制期限。


1990年4月22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