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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西谛(郑振铎)先生(3)

但是时间只是不停地逝去,转瞬过了四年,大学要毕业了。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故乡去,教了一年高中。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教的却是国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结合业务",因此心情并不很愉快。在这期间,我还同西谛先生通过信。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我寄过一篇散文给他,他立即刊登了。他还写信给我,说他编了一个什么丛书,要给我出一本散文集。我没有去搞,所以也没有出成。过了一年,我得到一份奖学金,到很远的一个国家里去住了十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这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在国内,有外敌入侵,大半个祖国变了颜色。在国外,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在国外,挨饿先不必说,光是每天躲警报,就真够呛。杜甫的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的处境是"烽火连十年,家书无从得"。同西谛先生当然失去了联系。

一直到了1946年的夏天,我才从国外回到上海。去国十年,漂洋万里,到了那繁华的上海,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曾在克家的榻榻米上睡过许多夜。这时候,西谛先生也正在上海。我同克家和辛笛去看过他几次,他还曾请我们吃过饭。他的老母亲亲自下厨房做福建菜,我们都非常感动,至今难以忘怀。当时上海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郑先生是他们的对立面。他主编一个争取民主的刊物,推动民主运动。反动派把他也看作眼中钉,据说是列入了黑名单。有一次,我同他谈到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面孔一下子红了起来,怒气冲冲,声震屋瓦,流露出极大的义愤与轻蔑。几十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慈眉。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有另一面:疾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原来我只是认识了西谛先生的一面,对另一面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现在总算比较完整地认识西谛先生了。

有一件事情,我还要在这里提一下。我在上海时曾告诉郑先生,我已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梵文讲座。他听了以后,喜形于色,他认为,在北京大学教梵文简直是理想的职业。他对梵文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溢于言表。1948年,他在他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的《题辞》中写道:"关于梵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脉相通之处,新近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的辉煌。北京大学成立了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几位都是对梵文学有深刻研究的……在这个"专号"里,我们邀约了王重民先生、季羡林先生、万斯年先生、戈宝权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们写这个"专题"。我们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会给国内许多的做研究工作者们以相当的感奋的。"西谛先生对后学的鼓励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解放后不久,西谛先生就从上海绕道香港到了北京。我们都熬过了寒冬,迎来了春天,又在这文化古都见了面,分外高兴。又过了不久,他同我都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后派出去的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到印度和缅甸去访问。在国内筹备工作进行了半年多,在国外和旅途中又用了四五个月。我认识西谛先生已经几十年了,这一次是我们相聚最长的一次,我认识他也更清楚了,他那些优点也表露得更明显了。我更觉得他像一个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孩子,胸怀坦荡,耿直率真。他喜欢同人辩论,有时也说一些歪理。但他自己却一本正经,他同别人抬杠而不知是抬杠。我们都开玩笑说,就抬杠而言,他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应该选他为"抬杠协会主席",简称之为"杠协主席"。出国前在检查身体的时候,他糖尿病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有几个"+"号。别人替他担忧,他自己却丝毫不放在心上,喝酒吃点心如故。他那豁达大度的性格,在这里也表现得非常鲜明。

回国以后,我经常有机会同他接触。他担负的行政职务更重了。有一段时间,他在北海团城里办公,我有时候去看他,那参天的白皮松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时候他对书的爱好似乎一点也没有减少。有一次他让我到他家去吃饭。他像从前一样,满屋堆满了书,大都是些珍本的小说、戏剧、明清木刻,满床盈案,累架充栋。一谈到这些书,他自然就眉飞色舞。我心里暗暗地感到庆幸和安慰,我暗暗地希望西谛先生能够这样活下去,多活上许多年,多给人民做一些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