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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竹须空,做人须直

“人生”对我是个很沉重的话题。

五次文代会我因身体不好迟去报到了两天。会上几次打电话到厂里催我,还封了我一个“副团长”。

那天天黑得异常早,极冷,风也大。

出厂门前,我在收发室逗留了一会儿,发现了寄给我的两封信。一封是弟弟写来的,一封是哥哥写来的。我一看落款是“哈尔滨精神病院”,一看那秀丽的笔画搭配得很漂亮的笔体,便知是哥哥写来的。我已近十五六年没见过哥哥的面了,已近十五六年没见过哥哥的笔体了。当时那一种心情真是言语难以表述。这两封信我都没敢拆。我有某种沉重的预感。看那两封信,我当时的心理准备不足。信带到了会上,隔一天我才鼓起勇气看。弟弟的信告诉我,老父亲老母亲都病了。他们想我,也因《无冕皇帝》的风波为我这难尽孝心的儿子深感不安。哥哥的信词句凄楚至极——他在精神病院看了根据我的小说《父亲》改编的电视剧,显然情绪受了极大的刺激。有两句话使我整个儿的心战栗——“我知我有罪孽,给家庭造成了不幸。如果可能,我宁愿割我的肉偿还家人!”“我想家,可我的家在哪儿啊?谁来救救我?哪怕让我再过上几天正常人的生活就死也行啊!”

我对坐在身旁的影协书记张青同志悄语,请她单独主持下午会议发言,便匆匆离开了会场。一回到房间,我恨不得大哭,恨不得大喊,恨不得用头撞墙!我头脑中一片空白,眼泪默默地流。几次闯入洗澡间,想用冷水冲冲头,进去了却又不知自己想干什么……

我只反复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两个字:房子、房子、房子。

母亲已经七十二岁,父亲已经七十八岁。他们省吃俭用,含辛茹苦抚养大了我。我却半点孝心也没尽过!他们还能活在世上几天?我一定要把他们接到身边来!我要他们死也死在我身边!我要发送他们,我有这个义务!我的义务都让弟弟妹妹分担了,而弟弟妹妹们的居住条件一点儿也不比我强!如果我不能在老父老母活着的时候尽一点儿孝子之心,我的灵魂将何以安宁?

哥哥是一位好哥哥,大学里的学生会主席。我与哥哥从小手足之情甚笃。我做了错事,哥哥主动代我受过。记得我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想吃蛋糕。深更半夜,哥哥从郊区跑到市内,在一家日夜商店给我买回了半斤蛋糕!那一天还下着细雨,那一年哥也不过才十二三岁……

有些单位要调我,也答应给房子,但需等上一两年,童影的领导会前也找我谈过,也希望我到童影去起一些作用。童影的房子也很紧张,但只要我肯去,他们现调也要腾出房子来,当时我由于恋着创作,未下决心。

面对着两封信,一切的得失考虑都不存在了。

我匆匆草了一页半纸的请调书——用的就是五次文代会的便笺。接着,我去将童影顾问于蓝同志从会上叫出,向她表明我的决心。老同志一向从品格到能力对我充满信任感,执着双手说:“你做此决定,我离休也安心了!”随后我将北影新任厂长宋崇叫出,请他——其实是等于逼他在我的调请书上签了字。开始他愣愣地瞧着我,半晌才问:“晓声,你怎么了?你对我有什么误解没有?”我将两封信给他看。他看后说:“我答应给你房子啊!我在全厂大小会上为你呼吁过啊!”这是真话。这位新上任的厂长对我很信任,很关心,而且是由衷的。岂止是他,全体北影艺委会都为我呼吁过。连从不轻率对任何事表态的德高望重的老导演水华同志,都在会上说过“不能放梁晓声走”的话。北影对我是极有感情的。我对北影也是极有感情的。

记得我当时对宋崇说的是:“别的话都别讲了,北影的房子5月份才分,而我恨不得明天后天就将父亲母亲哥哥接来!别让我跪下来求你!”

他这才真正理解了我的心情,沉吟半晌说:“你给我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下午,他还给了我那请调报告,我见上面批的是“既然童影将我支持给了北影,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将晓声支持给童影。但我的的确确很不愿放他走。”

为了房子,到童影干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是公务员。童影当然不是调我去当公务员。于是我成了童影的艺术厂长……

我正式到童影上班两个多月了,给我的房子却还未腾出来。

我身患肝硬化,应全休,但我能刚刚调到童影就全休吗?每天上班,想不上班也得上班。中午和晚上回去迟了,上了小学的儿子进不了家门,常常在走廊里哭。

房子没住上就不担当工作吗?那也未免过分功利了。事实上,我现在已是全部身心地投入我的那份工作。我总不能骗房子住啊!

“人生”这个话题对我来说真是沉重的,我谈这个话题如同癌症患者对人谈患癌症的症状……

我从前不知珍惜父母给予我的这血肉之躯,现在我明白这是一个大的错误。明白了之后我还是把自己“抵押”给了童影厂。现在我才了解我自己其实是很怕死的。怕死更是因为觉得遗憾。身为小说家面对这纷杂的迷乱的浮躁的时代,我认为仍有那么多可以写的能够写的值得写的。我最需要谨慎地爱惜自己的时候,亲人和朋友们善良劝告,我也只能当成是别人的一种善良而已。我的血肉之躯是父母给予我的,我以血肉之躯回报父母,我别无选择。这是无奈的事。我认可这无奈,同时牢记着家母的训导。

家母对我做人的训导是——做竹须空,做人须直。

在我的中学毕业鉴定中,写有这样的评语:该学生性格正直,富有正义感。责人宽,克己严……1986年,“文革”第三年,我的鉴定中没有“造反精神”如何如何之类,而有这样的评语,乃是我的中学母校对我的最高评定。这所学校当年未对第二个学生做出过同样的评语。

在我离开兵团连队的鉴定中,也写有这样的评语:该同志性格正直,富有正义感,要求自己严格……

在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鉴定中,还写有这样的评语:性格正直,有正义感,同“四人帮”做过斗争,希望早日入党……十六位同学集体评定,连和我矛盾极深的同学,亦不得不对这样的评语点头默认……

在我离开北影的鉴定中,仍写有这样的评语:正直,正派,有正义感,对同志真诚,勇于做自我批评。

我不是演员。演员亦不可能从少年到青年到成年,20多年表演不是自己本质的另一个人到如此成功的地步!我看重“正直、正派、真诚”这样的评语,胜过其他一切好的评语。这三点乃是我做人的至死不渝的准则。我牢牢记住了家母的训导,我对得起母亲!我尤其骄傲的是在我较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任何地方,包括一直不能同我和睦相处的人,亦不得不对我的正直亦敬亦畏。我从不阿谀奉承,从不见风使舵。仅以北影为例,我与历届文学部主任拍过桌子,“怒发冲冠”过,横眉竖目过,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如今都是我的“忘年交”。我调走得那么突然,他们对我依依不舍,惋惜我走前没入党。早在几年前,老同志们就对我说:“晓声,写入党申请书吧,趁现在我们这些了解你的人还在,你应该入党啊!你这样的年轻人入党,我们举双手!有一天我们离休了,只怕难有人再像我们这么信任你了!”党内的同志们,甚至要在我走前,召开支部会议,“突击”发展我入党。是我阻止了。连刚刚到北影不久的厂长宋崇,对此也深有感慨。

我愿正直、正派、真诚、正义这些评语,伴我终生。人能活到这样,才算不枉活着!

人在今天仍能获得这些,当然也是一种幸福!所以我又有理由说,我活得还挺幸福。

最主要的,我自己认为是最主要的,我已并不惭愧地得到了,其他便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

我对自己的做人极满意。

我是不会变的。真变了的是别人。一种类似文痞、流氓的行径,我看到在文坛在社会挺有市场。

我蔑视和厌恶这一现象。

真的文坛之丑恶,其实正是这一现象。

我将永久牢记家母关于做人的训导——做竹须空,做人须直……

好母亲应该有好儿子。反之是人世间大孽。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