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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闻一多

多么异常呵,想到一位写了那么多好诗的诗人,首先想到的竟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死!

他那些如丝一样缠绵,如泉一样明澈,如花一样美丽,如火一样热烈,如瀑布一样激情悬泻,如儿童的哭诉一样打动人心的诗呵——在诗人死后五十六年的这一个夏季,在一个安静的中午,我首先想到的竟不是他的诗,而是他鲜血溅流的死!

斯时亮丽的阳光,洒在他的诗集和他厚厚的年谱上。而诗人的死,竟是因为——他不但爱诗,而且,像爱诗一样爱我们的国!

多么压抑呵,想到闻一多,首先想到的竟不是他的才华,不是他的学者气质、教授风范,甚至也不是他那为我们后人所极为熟悉的、嘴角叼着烟斗忧郁地思考着的样子,而是他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拍案而起!

就因为他的拍案而起,他就成了敌人——成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特务们的敌人!成了特务们背后的戴笠们的敌人!成了戴笠们背后的蒋介石们的敌人!进而成了整个独裁统治机器的敌人!

而诗人竟也就索性倔然傲然地,以自己是一个敌人的姿态,挺立在他的立场上无所畏惧地挑战了: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

“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而诗人原本是那么地善良,那么地主张平和,那么地对世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憧憬;连是诗人,也曾是一位打算一生“为艺术而艺术”的“新月派”的诗人,即使面对专制得特别黑暗的现实,也不过仅仅将他的一捧捧悲愤糅入他的诗句里……

这样的一位近代诗人惨遭杀害,那么古代的诗人杜甫也就合当被砍头了!

然而杜甫却并非死于非命。

然而闻一多却被子弹像射击敌人一样地杀害了,而且是卑鄙的背后射击。

想来,那样的一种时代,它确乎已走到了尽头。

想来,那样的一种独裁统治,它确乎已该灭亡。

想来,一种连抒情诗人也被逼得变成了斗士的时代和政治,肯定是一种坏到了极点的时代和坏到了极点的政治。虽然它本身坏到了那样一种程度,是由于诸多内外矛盾的冲撞导致的结果。虽然在那样一种情况之下,连诗人也变成了斗士,往往意味着是历史的决定。正如普罗米修斯的盗火,是由于听到了人间的吁救之声。

想来,一种好的时代和政治,它似乎应该是没有什么斗士的时代。那时诗人只爱诗不再是逃避现实的选择,那时诗人只爱诗也即意味着爱国,那时诗即诗人的国,而且不被误解。

那时如闻一多一样的诗人,将以另外的一颗心灵感觉着《红烛》,将以另外的一双眼睛注视着他的《发现》。

想来,尽管我们后人将诗人之死祭在肃然起敬的坛上;尽管诗人当得起我们后人永远的缅怀和纪念;尽管我们永远称颂诗人的无所畏惧——但是一想到诗人被特务的子弹所射杀这一种事情,我们还是会不禁一阵阵地心痛啊!正如闻一多是那样地心痛李公朴的死,正如李公朴们是那样地心痛万千底层百姓的挣扎着的生存……

多么自然呵,在首先想到诗人的死之后,我更感动于他的《红烛》了;我也更理解他的《发现》了,更能体会到他面对《死水》的喟叹了,更能以珍惜的心情看待他那些极浪漫极抒情的诗篇了。由那么纯粹的浪漫和抒情到《发现》的如梦初醒到面对《死水》的嫌恶,该是何等痛苦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这过程反过来,无论对诗人还是对一个国家,该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中国为此,成了世界近代史上付出生命代价最最巨大的一个国家。而尤以诗人闻一多的死,在当时最震骇了它。

因为诗人只不过对暗杀的行径,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国人终于难以遏制的愤慨。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写出这样诗句的诗人,仿佛早已预示下了,他将为他爱诗般爱着的国,溅淌出比红烛的颜色更红的鲜血……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

那不是你,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喊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写出这样诗句的诗人,分明地已在宣告着,他为着他的国,是肯于连地狱也下的。一切诗人之所以是诗人,皆发乎于对诗的爱。却并非所有爱诗的诗人都同时爱国。

有的诗人仅仅爱诗而已,通过爱诗这一件事而更充分地爱自己;或兼及而爱自然,而爱女人,而爱美酒……这样的诗人,永远都是任何一个时代所不伤害的,甚至是恩宠有加的。这样的诗人的命况永远是比较安全的。即使沦落,也起码是安全的。

有的诗人,却被时代所选择了去用诗唤醒大众和民族。他们之成为斗士,乃是不由自主的责任。因为他们之作为诗人,几乎天生的已有别于别的诗人。当他们感觉他们的诗已缺乏斗士摧枯拉朽的力量,他们就只有以诗人之躯,拼着搭赔上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了。

相对于一个国家,如爱诗爱自然爱女人一般爱国的诗人,都有着诗人的大诗心。

相对于我们的世界,如爱诗爱自然爱女人一般用诗鼓呼和平的诗人,都是更值得世界心怀敬意的。在他们的诗面前,在他们那样的诗人面前。

台湾有一位诗人叫羊令野,他写过一首咏叹红叶的诗:

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着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我最初萌芽的土地……

闻一多,1946年的中国之一片“捧着一掌血的落叶”!一支迎着罡风奋不顾身地点燃了自己于是骤然熄灭的红烛!

他原本是“裸着脉络”为诗而来到世界上的,却为他的国的民主和伸张政治之正义,而卧着自己的血归于他“最初萌芽的土地”。那土地1946年千疮百孔。

在世界近代史上,他是唯一一位被子弹从背后卑鄙地射杀的诗人。

虽然我们想到他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死,其后才是他的诗——却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浸着和红烛一样红的血色,渲透了文学的史,染红了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新国家之诞生的生命史。……

闻一多这个名字因而本身具有了交于一切诗的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