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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寺外

黄先生已死去二十多年了。这些年中,只要我在北平,我总忘不了去祭他的墓。自然我不能永远在北平;别处的秋风使我倍加悲苦:祭黄先生的时节是重阳的前后,他是那时候死的。去祭他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他是我最钦佩敬爱的一位老师,虽然他待我未必与待别的同学有什么分别;他爱我们全体的学生。可是,我年年愿看看他的矮墓,在一株红叶的枫树下,离大悲寺不远。

已经三年没去了,生命不由自主的东奔西走,三年中的北平只在我的梦中!

去年,也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跑回去一次,只住了三天。虽然才过了中秋,可是我不能不上西山去;谁知道什么时候才再有机会回去呢。自然上西山是专为看黄先生的墓。为这件事,旁的事都可以搁在一边;说真的,谁在北平三天能不想办一万样事呢?

这种祭墓是极简单的:只是我自己到了那里而已,没有纸钱,也没有香与酒。黄先生不是个迷信的人,我也没见他饮过酒。

从城里到山上的途中,黄先生的一切显现在我的心上。在我有口气的时候,他是永生的。真的,停在我心中,他是在死里活着。每逢遇上个穿灰布大褂,胖胖的人,我总要细细看一眼。是的,胖胖的而穿灰布大衫,因黄先生而成了对我个人的一种什么像征。甚至于有的时候与同学们聚餐,“黄先生呢?”常在我的舌尖上;我总以为他是还活着。还不是这么说,我应当说:我总以为他不会死,不应该死,即使我知道他确是死了。

他为什么作学监呢?胖胖的,老穿着灰布大衫!他作什么不比当学监强呢?可是,他竟自作了我们的学监;似乎是天命,不作学监他怎能在四十多岁便死了呢!

胖胖的,脑后折着三道肉印;我常想,理发师一定要费不少的事,才能把那三道弯上的短发推净。脸像个大肉葫芦,就是我这样敬爱他,也就没法否认他的脸不是招笑的。可是,那双眼!上眼皮受着“胖”的影响,松松的下垂,把原是一对大眼睛变成了俩螳螂卵包似的,留个极小的缝儿射出无限度的黑亮。好像这两道黑光,假如你单单的看着它们,把“胖”的一切注脚全勾销了。那是一个胖人射给一个活动、灵敏、快乐的世界的两道神光。他看着你的时候,这一点点黑珠就像是钉在你的心灵上,而后把你像条上了钩的小白鱼,钓起在他自己发射出的慈祥宽厚光朗的空气中。然后他笑了,极天真的一笑,你落在他的怀中,失去了你自己。那件松松裹着胖黄先生的灰布大衫,在这时节,变成了一件仙衣。在你没看见这双眼之前,假如你看他从远处来了,他不过是团蠕蠕而动的灰色什么东西。

无论是哪个同学想出去玩玩,而造个不十二分有伤于诚实的谎,去到黄先生那里请假,黄先生先那么一笑,不等你说完你的谎——好像唯恐你自己说漏了似的——便极用心的用苏字给填好“准假证”。但是,你必须去请假。私自离校是绝对不行的。凡关乎人情的,以人情的办法办;凡关乎校规的,校规是校规;这个胖胖的学监!

他没有什么学问,虽然他每晚必和学生们一同在自修室读书;他读的都是大本的书,他的笔记本也是庞大的,大概他的胖手指是不肯甘心伤损小巧精致的书页。他读起书来,无论冬夏,头上永远冒着热汗,他决不是聪明人。有时我偷眼看看他,他的眉、眼、嘴,好像都被书的神秘给迷住;看得出,他的牙是咬得很紧,因为他的腮上与太阳穴全微微的动弹,微微的,可是紧张。忽然,他那么天真的一笑,叹一口气,用块像小床单似的白手绢抹抹头上的汗。

先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人情的不苟且与傻用功已足使我敬爱他——多数的同学也因此爱他。稍有些心与脑的人,即使是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像那时候的我与我的学友们,还能看不出:他的温和诚恳是出于天性的纯厚,而同时又能丝毫不苟的负责是足以表示他是温厚,不是懦弱?还觉不出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不是“先生”们中的一个;因为他那种努力读书,为读书而着急,而出汗,而叹气,还不是正和我们一样?

到了我们有了什么学生们的小困难——在我们看是大而不易解决的——黄先生是第一个来安慰我们,假如他不帮助我们;自然,他能帮忙的地方便在来安慰之前已经自动的作了。二十多年前的中学学监也不过是挣六十块钱,他每月是拿出三分之一来,预备着帮助同学,即使我们都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他这三分之一的薪水也不会剩下。假如我们生了病,黄先生不但是殷勤的看顾,而且必拿来些水果、点心,或是小说,几乎是偷偷的放在病学生的床上。

但是,这位困苦中的天使也是平安中的君王——他管束我们。宿舍不清洁,课后不去运动……都要挨他的雷,虽然他的雷是伴着以泪作的雨点。

世界上,不,就说一个学校吧,哪能都是明白人呢。我们的同学里很有些个厌恶黄先生的。这并不因为他的爱心不普遍,也不是被谁看出他是不真诚,而是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这些同学们一样的受过他的好处,知道他的伟大,但是他们不能爱他。他们受了他十样的好处后而被他申斥了一阵,黄先生便变成顶可恶的。我一点也没有因此而轻视他们的意思,我不过是说世上确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不晓得好歹,而是他们的爱只限于爱自己;爱自己是溺爱,他们不肯受任何的责备。设若你救了他的命,而同时责劝了他几句,他从此便永远记着你的责备——为是恨你——而忘了救命的恩惠。黄先生的大错处是根本不应来作学监,不负责的学监是有的,可是黄先生与不负责永远不能联结在一处。不论他怎样真诚,怎样厚道、管束。

他初来到学校,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喜爱他,因为他与别位先生是那样的不同。别位先生们至多不过是比书本多着张嘴的,我们佩服他们和佩服书籍差不多。即使他们是活泼有趣的,在我们眼中也是另一种世界的活泼有趣,与我们并没有多么大的关系。黄先生是个“人”,他与别位先生几乎完全不相同。他与我们在一处吃,一处睡,一处读书。

半年之后,已经有些同学对他不满意了,其中有的,受了他的规戒,有的是出于立异——人家说好,自己就偏说坏,表示自己有头脑,别人是顺竿儿爬的笨货。

经过一次小风潮,爱他的与厌恶他的已各一半了。风潮的起始,与他完全无关。学生要在上课的时间开会了,他才出来劝止,而落了个无理的干涉。他是个天真的人——自信心居然使他要求投票表决,是否该在上课时间开会!幸而投与他意见相同的票的多着三张!风潮虽然不久便平静无事了,可是他的威信已减了一半。

因此,要顶他的人看出时机已到:再有一次风潮,他管保得滚。谋着以教师兼学监的人至少有三位。其中最活跃的是我们的手工教师,一个用嘴与舌活着的人,除了也是胖子,他和黄先生是人中的南北极。在教室上他曾说过,有人给他每月八百圆,就是提夜壶也是美差。有许多学生喜欢他,因为上他的课时就是睡觉也能得八十几分。他要是作学监,大家岂不是入了天国!每天晚上,自从那次小风潮后,他的屋中有小的会议。不久,在这小会议中种的子粒便开了花。校长处有人控告黄先生,黑板上常见“胖牛”,“老山药蛋”……同时,有的学生也向黄先生报告这些消息。忽然黄先生请了一天的假。可是那天晚上自修的时候,校长来了,对大家训话,说黄先生向他辞职,但是没有准他。末后,校长说,“有不喜欢这位好学监的,请退学;大家都不喜欢他呢,我与他一同辞职。”大家谁也没说什么。可是校长前脚出去,后脚一群同学便到手工教员室中去开紧急会议。

第三天上黄先生又照常办事了,脸上可是好像瘦减了一圈。在下午课后他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到会的也就是半数。他好像是要说许多许多的话似的,及至到了台上,他第一个微笑就没笑出来,愣了半天,他极低细的说了一句:“咱们彼此原谅吧!”没说第二句。

暑假后,废除月考的运动一天扩大一天。在重阳前,炸弹爆发了。英文教员要考,学生们不考;教员下了班,后面追随着极不好听的话。及至事情闹到校长那里去,问题便由罢考改为撤换英文教员,因为校长无论如何也要维持月考的制度。虽然有几位主张连校长一齐推倒的,可是多数人愿意先由撤换教员作起。既不向校长作战,自然罢考须暂放在一边。这个时节,已经有人警告了黄先生:“别往自己身上拢!”

可是谁叫黄先生是学监呢?他必得维持学校的秩序。况且,有人设法使风潮往他身上转来呢。

校长不答应撤换教员。有人传出来,在职教员会议时,黄先生主张严办学生,黄先生劝告教员合作以便抵抗学生,黄学监……

风潮及转了方向,黄学监,已经不是英文教员,是炮火的目标。

黄先生还终日与学生们来往,劝告,解说,笑与泪交替的揭露着天真与诚意。有什么用呢?

学生中不反对月考的不敢发言。依违两可的是与其说和平的话不如说激烈的,以便得同学的欢心与赞扬。这样,就是敬爱黄先生的连暗中警告他也不敢了:风潮像个魔咒捆住了全校。

我在街上遇见了他。

“黄先生,请你小心点。”我说。

“当然的。”他那么一笑。

“你知道风潮已转了方向?”

他点了点头,又那么一笑,“我是学监!”

“今天晚上大概又开全体大会,先生最好不用去。”“可是,我是学监!”

“他们也许动武呢!”

“打‘我’?”他的颜色变了。

我看得出,他没想到学生要打他;他的自信力太大。可是同时他并不是不怕危险。他是个“人”,不是铁石作的英雄——因此我爱他。

“为什么呢?”他好似是诘问着他自己的良心呢。“有人在后面指挥。”

“呕!”可是他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据我看;他紧跟着问:“假如我去劝告他们,也打我?”

我的泪几乎落下来。他问得那么天真,几乎是儿气的;始终以为善意待人是不会错的。他想不到世界上会有手工教员那样的人。

“顶好是不到会场去,无论怎样!”

“可是,我是学监!我去劝告他们就是了;劝告是惹不出事来的。谢谢你!”

我愣在那儿了。眼看着一个人因责任而牺牲,可是一点也没觉到他是去牺牲——一听见“打”字便变了颜色,而仍然不退缩!我看得出,此刻他决不想辞职了,因为他不能在学校正极紊乱时候抽身一走。“我是学监!”我至今忘不了这一句话,和那四个字的声调。

果然晚间开了大会。我与四五个最敬爱黄先生的同学,故意坐在离讲台最近的地方,我们计议好:真要是打起来,我们可以设法保护他。

开会五分钟后,黄先生推门进来了。屋中连个大气也听不见了。主席正在报告由手工教员传来的消息——就是宣布学监的罪案——学监进来了!我知道我的呼吸是停止了一会儿。

黄先生的眼好似被灯光照得一时不能睁开了,他低着头,像盲人似的轻轻关好了门。他的眼睁开了,用那对慈善与宽厚作成的黑眼珠看着大众。他的面色是,也许因为灯光太强,有些灰白。他向讲台那边挪了两步,一脚登着台沿,微笑了一下。

“诸位同学,我是以一个朋友,不是学监的地位,来和大家说几句话!”

“假冒为善!”

“汉奸!”

后边有人喊。

黄先生的头低下去,他万也想不到被人这样骂他。他决不是恨这样骂他的人,而是怀疑了自己,自己到底是不真诚,不然……

这一低头要了他的命。

他一进来的时候,大家居然能那样静寂,我心里说,到底大家还是敬畏他;他没危险了。这一低头,完了,大家以为他是被骂对了,羞愧了。

“打他!”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我记得。跟着,“打!”“打!”后面的全立起来。我们四五个人彼此按了按膝,“不要动”的暗号;我们一动,可就全乱了。我喊了一句。

“出去!”故意的喊得很难听,其实是个善意的暗示。他要是出去——他离门只有两三步远——管保没有事了,因为我们四五个人至少可以把后面的人堵住一会儿。可是黄先生没动!好像蓄足了力量,他猛然抬起头来。他的眼神极可怕了。可是不到半分钟,他又低下头去,似乎用极大的忏悔,矫正他的要发脾气。他是个“人”,可是要拿人力把自己提到超人的地步。我明白他那心中的变动:冷不防的被人骂了,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正道;他的心告诉他——无愧;在这个时节,后面喊“打!”:他怒了;不应发怒,他们是些青年的学生——又低下头去。

随着说第二次低头,“打!”成了一片暴雨。

假如他真怒起来,谁也不敢先下手;可是他又低下头去——就是这么着,也还只听见喊打,而并没有人向前。这倒不是大家不勇敢,实在是因为多数——大多数——人心中有一句:“凭什么打这个老实人呢?”自然,主席的报告是足以使些人相信的,可是究竟大家不能忘了黄先生以前的一切;况且还有些人知道报告是由一派人造出来的。

我又喊了声,“出去!”我知道“滚”是更合适的,在这种场面上,但怎忍得出口呢!

黄先生还是没动。他的头又抬起来:脸上有点笑意,眼中微湿,就像个忠厚的小儿看着一个老虎,又爱又有点怕忧。

忽然由窗外飞进一块砖,带着碎玻璃碴儿,像颗横飞的彗星,打在他的太阳穴上。登时见了血。他一手扶住了讲桌。后面的人全往外跑。我们几个搀住了他。

“不要紧,不要紧。”他还勉强的笑着,血已几乎盖满他的脸。

找校长,不在;找校医,不在;找教务长,不在;我们决定送他到医院去。

“到我屋里去!”他的嘴已经似乎不得力了。

我们都是没经验的,听他说到屋中去,我们就搀扶着他走。到了屋中,他摆了两摆,似乎要到洗脸盆处去,可是一头倒在床上;血还一劲的流。

老校役张福进来看了一眼,跟我们说,“扶起先生来,我接校医去。”

校医来了,给他洗干净,绑好了布,叫他上医院。他喝了口白兰地,心中似乎有了点力量,闭着眼叹了口气。校医说,他如不上医院,便有极大的危险。他笑了。低声的说:“死,死在这里;我是学监!我怎能走呢——校长们都没在这里!”

老张福自荐伴着“先生”过夜。我们虽然极愿守着他,可是我们知道门外有许多人用轻鄙的眼神看着我们;少年是最怕被人说“苟事”的——同情与见义勇为往往被人解释作“苟事”,或是“狗事”;有许多青年的血是能极热,同时又极冷的。我们只好离开他。连这样,当我们出来的时候还听见了:“美呀!黄牛的干儿子!”

第二天早晨,老张福告诉我们,“先生”已经说胡话了。

校长来了,不管黄先生依不依,决定把他送到医院去。

可是这时候,他清醒过来。我们都在门外听着呢。那位手工教员也在那里,看着学监室的白牌子微笑,可是对我们皱着眉,好像他是最关心黄先生的苦痛的。我们听见了黄先生说:

“好吧,上医院;可是,容我见学生一面。”

“在哪儿?”校长问。

“礼堂;只说两句话。不然,我不走!”

钟响了。几乎全体学生都到了。

老张福与校长搀着黄先生。血已透过绷布,像一条毒花蛇在头上盘着。他的脸完全不像他的了。刚一进礼堂门,他便不走了,从绷布下设法睁开他的眼,好像是寻找自己的儿女,把我们全看到了。他低下头去,似乎已支持不住,就是那么低着头,他低声——可是很清楚的——说:“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

他出去了,学生没有一个动弹的。大概有两分钟吧。忽然大家全往外跑,追上他,看他上了车。

过了三天,他死在医院。

谁打死他的呢?

丁庚。

可是在那时节,谁也不知道丁庚扔砖头来着。在平日他是“小姐”,没人想到“小姐”敢飞砖头。

那时的丁庚,也不过是十七岁。老穿着小蓝布衫,脸上长着小红疙瘩,眼睛永远有点水锈,像敷着些眼药。老实,不好说话,有时候跟他好,有时候又跟你好,有时候自动的收拾宿室,有时候一天不洗脸。所以是小姐——有点忽东忽西的小性。

风潮过去了,手工教员兼任了学监。校长因为黄先生已死,也就没深究谁扔的那块砖。说真的,确是没人知道。

可是,不到半年的工夫,大家猜出谁了——丁庚变成另一个人,完全不是“小姐”了。他也爱说话了,而且永远是不好听的话。他永远与那些不用功的同学在一起了,吸上了香烟——自然也因为学监不干涉——每晚上必出去,有时候嘴里喷着酒味。他还作了学生会的主席。

由“那”一晚上,黄先生死去,丁庚变了样。没人能想到“小姐”会打人。可是现在他已不是“小姐”了,自然大家能想到他是会打人的。变动的快出乎意料之外,那么,什么事都是可能的了;所以是“他”!

过了半年,他自己承认了——多半是出于自夸,因为他已经变成个“刺儿头”。最怕这位“刺儿头”的是手工兼学监那位先生。学监既变成他的部下,他承认了什么也当然是没危险的。自从黄先生离开了学监室,我们的学校已经不是学校。

为什么扔那块砖?据丁庚自己说,差不多有五六十个理由,他自己也不知道哪一个最好,自然也没人能断定哪个最可靠。

据我看,真正的原因是“小姐”忽然犯了“小姐性”。他最初是在大家开会的时候,连进去也不敢,而在外面看风势。忽然他的那个劲儿来了,也许是黄先生责备过他,也许是他看黄先生的胖脸好玩而试试打得破与否,也许……不论怎么着吧,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天性本来是变鬼变神的,加以脸上正发红泡儿的那股忽人忽兽的郁闷,他满可以作出些无意作而作了的事。从多方面看,他确是那样的人。在黄先生活着的时候,他便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候很喜欢人叫他“黛玉”。黄先生死后,他便不知道他是怎回事了。有时候,他听了几句好话,能老实一天,趴在桌上写小楷,写得非常秀润。第二天,一天不上课!

这种观察还不只限于学生时代,我与他毕业后恰巧在一块作了半年的事,拿这半年中的情形看,他确是我刚说过的那样的人。拿一件事说吧。我与他全作了小学教师,在一个学校里,我教初四。已教过两个月,他忽然想换班,唯一的原因是我比他少着三个学生。可是他和校长并没这样说——为少看三本卷子似乎不大好出口。他说,四年级级任比三年级的地位高,他不甘居人下。这虽然不很像一句话,可究竟是更精神一些的争执。他也告诉校长:他在读书时是作学生会主席的,主席当然是大众的领袖,所以他教书时也得教第一班。校长与我谈论这件事,我是无可无不可,全凭校长调动。校长反倒以为已经教了快半个学期,不便于变动。这件事便这么过去了。到了快放年假的时候,校长有要事须请两个礼拜的假,他打算求我代理几天。丁庚又答应了。可是这次他直接的向我发作了,因为他亲自请求校长叫他代理是不好意思的。我不记得我的话了,可是大意是我应着去代他向校长说说:我根本不愿意代理。

及至我已经和校长说了,他又不愿意,而且忽然的辞职,连维持到年假都不干。校长还没走,他卷铺盖走了。谁劝也无用,非走不可。

从此我们俩没再会过面。

看见了黄先生的坟,也想起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的苦痛。坟头更矮了些,那么些土上还长着点野花,“美”使悲酸的味儿更强烈了些。太阳已斜挂在大悲寺的竹林上,我只想不起动身。深愿黄先生,胖胖的,穿着灰布大衫,来与我谈一谈。

远处来了个人。没戴着帽,头发很长,穿着青短衣,还看不出他的模样来,过路的,我想;也没大注意。可是他没顺着小路走去,而是捨了小道朝我来了。又一个上坟的?

他好像走到坟前才看见我,猛然的站住了。或者从远处是不容易看见我的,我是倚着那株枫树坐着呢。“你,”他叫着我的名字。

我愣住了,想不起他是谁。

“不记得我了?丁——”

没等他说完我想起来了,丁庚。除了他还保存着点“小姐”气——说不清是在他身上哪处——他绝对不是二十年前的丁庚了。头发很长,而且很乱。脸上乌黑,眼睛上的水锈很厚,眼窝深陷进去,眼珠上许多血丝。牙已半黑,我不由的看了看他的手,左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全黄了一半。他一边看着我,一边从袋里摸出一盒“大长城”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阵悲惨。我与他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可是幼时的同学……我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颤得很厉害。我们彼此看了一眼,眼中全湿了;然后不约而同的看着那个矮矮的墓。

“你也来上坟?”这话已到我的唇边,被我压回去了。他点一枝烟,向蓝天吹了一口,看看我,看看坟,笑了。

“我也来看他,可笑,是不是?”他随说随坐在地上。我不晓得说什么好,只好顺口搭音的笑了声,也坐下了。他半天没言语,低着头吸他的烟,似乎是思想什么呢。烟已烧去半截,他抬起头来,极有姿式的弹着烟灰。先笑了笑,然后说:

“二十多年了!他还没饶了我呢!”

“谁?”

他用烟卷指了指坟头:“他!”

“怎么?”我觉得不大得劲;深怕他是有点疯魔。

“你记得他最后的那句?决——不——计——较,是不是?”

我点点头。

“你也记得咱们在小学教书的时候,我忽然不干了?我找你去叫你不要代理校长?好,记得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记得。”

“决不计较!你说的。那回我要和你换班次,你也是给了我这么一句。你或者出于无意,可是对于我,这句话是种报复、惩罚。它的颜色是红的一条布,像条毒蛇;它确是有颜色的。它使我把生命变成一阵颤抖;志愿,事业,全随颤抖化为——秋风中的落叶。像这棵枫树的叶子。你大概也知道,我那次要代理校长的原因?我已运动好久,叫他不能回任。可是你说了那么一句——”

“无心中说的。”我表示歉意。

“我知道。离开小学,我在河务局谋了个差事。很清闲,钱也不少。半年之后,出了个较好的缺。我和一个姓李的争这个地位。我运动,他也运动,力量差不多是相等,所以命令多日没能下来。在这个期间,我们俩有一次在局长家里遇上了,一块打了几圈牌。局长,在打牌的时候,露出点我们俩竞争很使他为难的口话。我没说什么,可是姓李的一边打出一个红中,一边说:‘红的!我让了,决不计较!’红的!不计较!黄学监又立在我眼前,头上围着那条用血浸透的红布!我用尽力量打完了那圈牌,我的汗湿透了全身。我不能再见那个姓李的,他是黄学监第二,他用杀人不见血的咒诅在我魂灵上作祟:假如世上真有妖术邪法,这个便是其中的一种。我不干了。不干了!”他的头上出了汗。

“或者是你身体不大好,精神有点过敏。”我的话一半是为安慰他,一半是不信这种见神见鬼的故事。

“我起誓,我一点病没有。黄学监确是跟着我呢。他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他会说假冒为善的恶咒。还是用事实说明吧。我从河务局出来不久便成婚,”这一句还没说全,他的眼神变得像失了雏儿的恶鹰似的,瞪着地上一棵半黄的鸡爪草,半天,他好像神不附体了。我轻嗽了声,他一哆嗦,抹了抹头上的汗,说:“很美,她很美。可是——不贞。在第一夜,洞房便变成地狱,可是没有血,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血的洞房是地狱,自然这是老思想,可是我的婚事老式的,当然感情也是老式的。她都说了,只求我,央告我,叫我饶恕她。按说,美是可以博得一切赦免的。可是我那时铁了心;我下了不戴绿帽的决心。她越哭,我越狠,说真的,折磨她给我一些愉快。末后,她的泪已干,她的话已尽,她说出最后的一句:‘请用我心中的血代替吧,’她打开了胸,‘给这儿一刀吧;你有一切的理由,我死,决不计较你!’我完了,黄学监在洞房门口笑我呢。我连动一动也不能了。第二天,我离开了家,变成一个有家室的漂流者,家中放着一个没有血的女人,和一个带着血的鬼!但是我不能自杀,我跟他干到底,他劫去我一切的快乐,不能再叫他夺去这条命!”“丁:我还以为你是不健康。你看,当年你打死他,实在不是有意的。况且黄先生的死也一半是因为耽误了,假如他登时上医院去,一定不会有性命的危险。”我这样劝解;我准知道,设若我说黄先生是好人,决不能死后作祟,丁庚一定更要发怒的。

“不错。我是出于无心,可是他是故意的对我发出假慈悲的原谅,而其实是种恶毒的诅咒。不然,一个人死在眼前,为什么还到礼堂上去说那个呢?好吧,我还是说事实吧。我既是个没家的人,自然可以随意的去玩了。我大概走了至少也有十二三省。最后,我在广东加入了革命军。打到南京,我已是团长。设若我继续工作,现在来至少也作了军长。可是,在清党的时节,我又不干了。是这么回事,一个好朋友姓王,他是左倾的。他比我职分高。设若我能推倒他,我登时便能取得他的地位。陷害他,是极容易的事,我有许多对他不利的证据,但是我不忍下手。我们俩出死入生的在一处已一年多,一同入医院就有两次。可是我又不能抛弃这个机会;志愿使英雄无论如何也得辣些。我不是个十足的英雄,所以我想个不太激进的办法来。我托了一个人向他去说,他的危险怎样的大,不如及早逃走,把一切事务交给我,我自会代他筹划将来的安全。他不听。我火了。不能不下毒手。我正在想主意,这个不知死的鬼找我来了,没带着一个人。有些人是这样:至死总假装宽厚大方,一点不为自己的命想一想,好像死是最便宜的事,可笑。这个人也是这样,还在和我嘻嘻哈哈。我不等想好主意了,反正他的命是在我手心里,我对他直接的说了——我的手摸着手枪。他,他听完了,向我笑了笑。‘要是你愿杀我,’他说,还是笑着,‘请,我决不计较。’这能是他说的吗?怎能那么巧呢?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凡是我要成功的时候,‘他’老借着个笑脸来报仇,假冒为善的鬼会拿柔软的方法来毁人。我的手连抬也抬不起来了,不要说还要拿枪打人。姓王的笑着,笑着,走了。他走了,能有我的好处吗?他的地位比我高。拿证据去告发他恐怕已来不及了,他能不马上想对待我的法子吗?结果,我得跑!到现在,我手下的小卒都有作团长的了,我呢?我只是个有妻室而没家,不当和尚而住在庙里的——我也说不清我是什么!”乘他喘气,我问了一句:“哪个庙事?”

“眼前的大悲寺!为是离着他近,”他指着坟头。看我没往下问,他自动的说明:“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

不记得我又和他说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说,无论怎样吧!我是踏着金黄的秋色下了山,斜阳在我的背后。我没敢回头,我怕那株枫树,叶子不是怎么红得似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