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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处世哲学

我没有受过完好的学校教育,所读书卷也很有限。有时承蒙不弃,被认为还有点什么思想见解,并不随波逐流也者,首先是得益于生活实践的启示与好学好问的感悟。

就是说,我承认“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命题,同时也不否认基本之外的例外与变异。

马上就是我的生日了,积自己人生之经验,我能够告诉读者们一点什么呢?

第一,不要相信简单化。

我到处讲一个意思: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凡把解决复杂的问题说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凡把麻烦的事情说成是一念之差,说成是一人之过,以为改此一念或除此一人则万事大吉者,皆不可信。

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说实话,我这一辈子还没怎么碰到过这么便宜的事情。大多数,绝大多数,是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反而更加突出激化、更加麻烦了。

所以我虽然赞扬针灸,却不相信点穴和咒语。

我知道世上没有万能药方,所以我也不为某味药的失灵而气恼或反目为仇。我常常不抱非分的期望,所以也很少过于悲观绝望。

第二,不要相信极端主义与独断论。

世界上绝对不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善恶两种品德,敌我两种力量,正谬两种主张,资无两个阶级。

要善于面对和把握大量的中间状态、过渡状态、无序状态与自相矛盾的状态、可调控状态、可塑状态,等等。

世界上的事情绝对不是谁消灭了对方就可以天下太平、光明灿烂。动不动把自己树成正确正义一方,把对方扣成错误乃至敌对一方,动不动想搞大批判骂倒对方——不论是依势的甲批乙还是迎潮的乙批甲,都带有欺世盗名、自我兜售的投机商味道与小儿科幼稚。要学会面对真正的大千世界而不是只“面对”被某种意图或者理论过滤过、改绘过的简明挂图。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的大量问题上,中道选择是可取的,是经得住考验的。

第三,不要被大话吓唬住,不要被胡说八道吓唬住,不要被旗号吓唬住。

因了发明一句话而搞得所向披靡者,多半大有水分。大而无当的论断下边不知道有多少漏洞和虚应糊弄。

过犹不及。过于伟大或过于卑微,过于高明或过于愚蠢,过于奇特或过于陈旧的话语,都值得怀疑。

不要陷于标签与旗号之争,不要认为一划类、一戴帽子就可以做出价值判断。不要以为一划类、一判决世界就井井有条了——多半是相反,更加歪曲了。

戴上桂冠的也可能是狗屎,扣上屎盆子的也可能冤枉,这是其一。桂冠云云可能本身就不可贵,盆子云云可能本身就不丢人,这是其二。同一个类属或概念之下可能掩盖着各种不同的状态以至于性质,这是其三。你的分类法本身就没有被证明过,你的划类术又极低智商,因此不足为凭,这是第四。

要善于使用概念而不是被概念所使用所主宰。

一般地说,在没有足够的根据的情况下,在常识与大言之间,我选择前者。但我也绝不轻率地否定一种惊人高论。对后者我愿意抱走着瞧的态度。

第四,不要搞排他,不要动不动视不同于自己的行为或认知为异端。

特别是在文学与艺术问题上,以及在许多问题上,宁可相信别人与自己都是处于瞎子摸象的过程中,人们各有道理又各执一词。世间的诸故事中,没有比瞎子摸象的比喻更深刻,更普遍,更给人以教益的了。

所以,多年来我坚持一种说法:可以党同,慎于或不要伐异。最好是党同喜异,党同学异。可以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要王麻子剪刀别无分号。提倡多元互补,不要动不动搞你死我活。正如《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我致力于提倡与树立建设性的学术品格。多数情况下,我主张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立了正确的才能破除也等于破除或扬弃谬误的。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立即没有建设的单纯破坏,带来的常常只能是失范、混乱、堕落,这种真空比没有破以前还糟糕。

第五,所以我提倡理解,相信理解比爱更高。

甚至于批评谬误,也要先理解对方,知道他是怎么失足,怎么片面而且膨胀的,知道他的局部的合理性乃至光彩照人与总体的荒谬性是怎么表现与“结合”的。而不是简单地把对方视如妖孽。没有人有权利动不动把对立面视如妖孽、牛鬼蛇神。

我主张见到自己没有见过或弄不清楚的事物先努力去理解它、体味它,确有把握了,再批评它、匡正它。我不赞成那种凡遇到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就声讨一番,先判罪再找理由的恶习。自己弄不懂的东西不一定就坏,对于自己闹不明白的东西明智的做法是一看二研究,不行就先挂起来。

所谓理解也就是弄清真相的意思,先弄清真相再做出价值判断,这是最根本的原则。先做出价值判断再去过问真相,乃至永不去过问真相,这是聪明的白痴的突出标志。

任何人试图以真理裁判者、道德裁判者自居,以救世主自居,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不要随便信他。

所以我提倡费厄泼赖,不相信鲁迅的原意是让人们无止无休地残酷斗争下去。

所以我赞成不搞无谓的争论,对于花样翻新的名词口号,对于热点热门,对于诈诈唬唬,我常常抱不为所动所怒,静观其变,不信其邪,言行对照,比较分析的态度。

所以我常常怀疑关于自己已经发现终极真理的自我作古的宣告。

第六,我承认特例,但更加重视常态,我梦想某种瞬间,但更重视经常,我不相信用特例和瞬间来否定常态和一般的矫情。不管这种矫情以什么样的大言的形式出现。

所以我原谅乃至常常同情凡俗,认为适度的宽容是必要的。

待人,我喜欢务实态度,我宁愿假定人是有缺点的,多数是平庸的,平庸不是罪,通俗不是罪,对于有毛病的人不必嫉恶如仇。利己也不是罪,但是不能害人,害人害国,只知谋私利,我很讨厌。

用到学术讨论上,我认为百家争鸣之中必然会有大量的浮言、偏言、陋言、“屁话”。我也说过许多次,一“百家”中,有三两家深刻而又真实的论述,也就不错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出金率”太小,并因而废除百家争鸣,说不定离真理更远而不是更近。不能因噎废食。

我当然承认特殊,承认特例,但是我不能苟同用特例否定一般规律。例如一谈到爱就强调不能爱结核菌,一强调业务就辩驳说某位烈士并非因了业务好而伟大等,这都是无聊的诡辩。我们重视特例,我们更应该着眼于一般,着眼于群体,着眼于正常情势下的状态。宽容云云,当然指的是常态,不是指与敌人拼刺刀的那一刹那。连这种废话都要说一说,我为此深觉遗憾。

第七,求学求知方面,我重视学习语言、外族语言、哲学、逻辑和一般的数学科学常识。我好读书刊报,喜思索,常对比,愿探讨,不苟同,不苟异,相信许多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相信生活之树常绿。相信真、善、美各自之间与相互之间有许多相通互补之处。

我有兴趣于那些表面如此不同而实际如此接近,以及表面同属一类,实际如此不同的世间事物。看出这个,才是有趣的发现。

我特别希望能够培养自己的最不相同与相干的知识技能,至少是接受欣赏的范围。例如直观的诗与逻辑的理论。例如地方戏曲与交响乐以及摇滚乐。我每天都在警惕与破除自己的鼠目寸光、故步自封,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此种病魔的阴影。

第八,我重视结论,也重视方法。看一看他的方法,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以偏对偏,以暴易暴,以私易私。我常常发现激烈冲突的双方用的是同一种有我无你的方法,抹杀事实的方法,六经注我的方法,先有结论而后雄辩的方法,乃至吹牛皮、说大话、装腔作势吓唬人的方法。

我得益于辩证法良多,包括老庄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革命导师的辩证法;我更得益于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启迪。所以我轻视那种哩哩啰啰,抱残守缺,耍丑售陋,自足循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的死脑筋。

第九,在生活态度上,我喜欢乐生,喜欢对于各种新鲜与陈旧事物感兴趣。

我相信,多种多样的兴趣与快乐,不仅有益于健康也有益于学问、工作乃至处理公私事务。起码它有利于触类旁通,有利于发展想象力从而能够更好地选择,有利于举一反三,有利于从容讨论,有利于知己知彼,有利于细心体察,有利于海纳百川,有利于消除无知与偏见。

我最讨厌与轻视的是气急败坏,钻牛角尖,攻其一点,整人整己,千篇一律,画地为牢,搞个小圈子称王称霸。

第十,在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上,我主张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使国家得到切实的发展,有了切实的发展才有一切。没有切实的发展而只有仓促引进的观念,成不了事。如果说我们国家有某些痼疾,那就和一个人一样,人人去给他治病,并为医疗方案问题争个头破血流,那个人是非治死不可的。人人讳疾忌医,或者反过来自欺欺人,也是不可以的。正确的方法只能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注重积累,注重建设。

这里同样也有一个常态与非常态的问题。在非常时期,人们会扔掉自己的事,工农兵学商,大家来救亡。正像一个人应该一日三餐,这是常态,而非常态状况下,也许三天也不吃一顿饭。革命的结果究竟是让人们更多地过常态的生活呢,还是让人人都过非常态的生活呢?这本来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

第十一,在“做人”方面,我给自己杜撰了如下的格言:

大道无术:要自然而然地合乎大道,而毫不在乎一些技术、权术的小打小闹,小得小失。

大德无名:真正德行,真正做了有分量的好事,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风头的。

大智无谋:学大智慧,做大智者,行止皆合度,而不必心劳力绌地搞各种的计策——弄不好就是阴谋诡计成癖。

大勇无功:大勇之功无处不在,无法突出自己,无可炫耀,不可张扬,无功可表可吹。

(上述种种,大体不适用于我的文学审美观。我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实践活动与学术活动的补充与反拨,正是文艺活动,更需要奇想、狂想、非常态、神秘、潜意识、永无休止的探求与突破,等等。以为靠初中哲学教科书就可以指手画脚文艺,着实天真烂漫、一厢情愿。)

综合上述诸点,我想换一个比较“哲学”的概括方式来讲一讲自己多年来虽有实践却并不自觉的几条原则:

(1)中道或中和原则。认同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认同世界的矛盾性与辩证性。认同每一种具体认识的相对性。认同历史的变动是由合力构成,而合力的方向是沿着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即中道——前进的。我一贯致力寻找不同的矛盾诸方面的契合点。我相信正常情势下的和为贵。

(2)常态或常识原则。不否认变态和异态,而是以常态的概念去包容异、变态。所谓异、变态是来自常态又复归常态的常态的变异,是常态的摇摆振荡,最后也是常态的一种形式。

所以我认同文化的此岸性、人间性,认同人类的世俗性,认同发展生产、提高生活、趋利避害的合理性,认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认同国家、民族、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生活与政治努力的合理性。而对各种横空出世的放言高论采取谨慎态度。

(3)健康原则。什么样的是健康的,而什么样的是不健康的呢?

理性原则是健康的。气急败坏,大吹大擂,诈诈唬唬,一厢情愿是不健康的、病态的。

善意,与人为善,光明正大,胸怀宽广是健康的。恶狠狠,狗肚鸡肠,与人为恶,动不动就好勇斗狠是病态的。

乐观原则。面对一切麻烦,不抱幻想,但仍然保持对于人,对于历史,对于人类文明抱乐观态度是健康的。动不动就扬言要吊死在电线杆上则是病态的。

健康原则是一种利己的与乐生的原则,但也是一种道德原则。我认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总结。道德与智慧境界愈高,就愈能做、愈要做那些有利于自己的与别人的身心健康的事情,而不去做那些害人害己、折腾人折腾己的事情。

健康原则同样是智慧原则。智者常能更健康地对待各种问题。其例无数。

这些原则互不可分,互为条件。例如,善意是指常态,中道多半健康。

这些原则实在是太平凡、太软弱、太正常了。绝无惊人之处。在一个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艰难困苦、积怨重重的世界里,我的原则是太窝囊了。但我坚信,人们是需要这些常识性的原则的。希望在于这些原则而不是相反。

如此等等。我其实更偏重于经验,偏重于生活的启悟,偏重于事物的相对性方面,偏重于事物的常态、常理、常识方面。我实在没有什么发明也不喜欢表演黑马。而另一方面,如治学的谨严,体系的严整,旁征博引的渊博,杀伐决断的强硬,以及名词与论断的精确性方面,我都颇有弱点、疏漏。我的一些见解,与其说是学术,不如说是人生的常识。承认人生,承认常识,我们就获得了讨论与交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