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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心理规则,说得好听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对于别种文明的敏感。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不管东南西北,几乎各地都对上海人没有太好的评价。精于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骄傲排外、目无领导、缺少热情、疏离集体、吝啬自私、时髦浮滑、琐碎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中的上海人。

上海人被骂的由头还有很多。比如,不止一个骚扰了全国的政治人物、帮派头子是从上海发家的,你上海人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句:“他们哪里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和渔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上海人的尴尬,责任主要不在上海人。

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中华文化在近代的不适应。上海人身上的半近代半传统、半国际半乡土的特质,使他们成了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异数。照例,成为异数的命运是不好的,但上海人似乎又有点明白,当时的中华文化在国际近代化进程中更是异数,异异得正,因此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得意劲儿。

在我看来,上海文明的早期代表者,在物质意义上,是十三世纪的纺织改革家黄道婆;在精神意义上,是十七世纪的官员科学家徐光启。黄道婆使上海成为一个以纺织业为中心的商贸重镇,而徐光启则以惊人的好学和包容游走在科学、国学、朝廷、外邦之间,为后代上海人的正面品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生命组合体。你看,他那么认真地向欧洲传教士们学习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测量学、水利学,自己参与翻译,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朝廷的官也越做越大,当上了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与此同时,他居然还一丝不苟地编写了中国农业科学的集大成之作《农政全书》和天文历法的鼎新奠基之作《崇祯历书》。他去世时,朝廷深深哀悼、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文。这么一个贯通中西、左右逢源的大人物,在日常饮食起居上又非常节俭,未曾有过中国官场习惯的铺张浪费。

他提供了一种历史可能。那就是,中华文化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遇到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对待西方文明,而徐光启以自己的示范表明,如果两方面都采取明智态度,就有机会避开大规模的恶性冲突。

可惜历史走向了另一条路。但是,就在恶性冲突之后,西方列强在上海发现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族会聚地,叫徐家汇。当初徐光启的示范没有被历史接纳,却被血缘遗传了。西方人对此深感惊喜,于是,徐家汇很快成了传播西方宗教、科学、教学的中心,在上海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遗传,又变成了历史。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遗风,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尤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儿女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可以看做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很久失去自信的上海人偶尔在广播电视里听到宋庆龄、宋美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地道的上海口音,感到很不习惯。因为多年来上海的“官话”,主要是山东口音和四川口音。一个上海人只要做到了副科长,憋出来的一定已经不是上海话。

由宋庆龄、宋美龄女士的口音作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徐光启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商议各种文化事项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对于一个封闭而自是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仓,小小的上海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一个稍稍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延续千年的著名古城,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纪太轻……

但是,对于一个具有国际眼光的人而言,上海面对太平洋,背靠万里长江,可谓吞吐万汇,气势不凡。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上海出现了好几个面积不小的租界,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把越来越多的赌注投入其间。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惊慌失措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但是,一代上海人,就在这种悖论中跌跌绊绊地成长起来了。

首先是遇到一个个案件。许多新兴思想家、革命者受到清政府追缉,逃到了上海的租界,于是两种法制体系冲突起来了。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渐渐领悟了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辩论等概念的正常含义,也产生了对新兴思想家、革命者的理解和同情。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陈旧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与此同时,上海人拥有了与苏州私家园林完全不同的公园,懂得了即使晚间不出门也要缴纳公共路灯费。上海文化的重心转向报纸、出版、电影、广播和公私学校,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文化产业的道路。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

为了延续“农村包围城市”的方略,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快速富裕,腰包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有点自惭形秽,却又没有失去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另一番景象。

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我知道,他们是在守护一种经济之外的东西,那就是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上海人的心理品性。

上海人的心理品性,我想先讲三点。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宽容并存。

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摩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

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

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切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与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

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官员,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意思是:“关你什么事?”

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是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別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愤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上海学者大多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権”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点,上海的科学文化在一开始总是具有可喜的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往往又“个体”得过了头,小里小气地不知道如何互相合作,如何依靠他人提升,如何进人宏观规范,因此总是形不成合力,成不了气候。

上海文明的第二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伴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參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换哪几次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一个人的轻声询问立即引起全车一场热烈的大讨论,甚至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是全世界各大城市都看不到的景观。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请注意,两方争执的金额差异,往往只是几分钱。他们在争执激动时一次次掐灭又一支支点燃的外国香烟,就抵得上争执金额的几十倍。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比较,大半出于对自身精明的卫护。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名声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如果乘客说“两张七分”,就有一点污辱了售票员的智商,因为这儿不存“七分”之外的第二种可能。你说得快,售票员的动作也快,而且满脸赞许;你说得慢,售票员的动作也慢,而且满脸不屑。

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群体性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态过于痴迷,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精英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他们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

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这种情况我们在上海文化中频频能够看到,而且似乎已经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也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以取得的效果。这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上海文明的第三心理品性,是面对国际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在内心从来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

中国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做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观念,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完全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

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団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做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

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

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不少人完全看不懂,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

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当时,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显著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经可以看出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有的人则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文化心理意义上的上海人。很多文化人分不清这个界限,武断地论述着这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人,是没有意义的。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恐。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

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做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未必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导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在二十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

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范,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而到手的一切又都不愿意放弃。他们不知道,什么也不放弃就什么也得不到。对于自己的得不到,他们只能靠发牢骚来聊以遣怀。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由于缺少生命感,上海人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来说都颇为黯淡。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傲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返驯顺、重归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翻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其他城市还都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有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秋雨注:此文发表在二十年前。当时上海的改革开放还没有正式起步,上海人备受全国厌弃,连自己也失去了自信。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上海人的历史地位和心理品性,从文化上对他们进行了全方位地鼓励,又指出了他们的致命弱点。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在此我要深深感谢上海市民。我对他们的严厉批评居然没有引起任何反感,这在中国各地“地域性敏感”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极不容易。

点评一:

这是一曲拯救山水的赞歌。一个城市的命运,是由那么几个武将与文人决定的。作者简化之后的杭州西湖史,抓住了缔造这个伟大山水城市的根本。人性充沛的管理者,因着自己热爱自然的本性,建造了一个合乎自然之道的优雅之都。(老愚)

点评二:

柳永《望海潮》词赞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白居易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本文亦为一篇颂词,颂杭州之美,尤其颂治理杭州有功的白居易、苏东坡等人。本文以古为鉴,也语涉当下杭州生态环境治理,并奉献个人文化治理建议。(马策)

点评三:

写雷峰夕照,写断桥霜雪,写灵隐钟声,写虎跑泉的绿壁……这些都难以状出杭州的本色与太美。还是回归到文化根脉来吧,以保护杭州的生态入笔,洞开杭州文化的窗口,以白居易、钱镠、苏东坡为骨骼支点,管窥蠡测,探寻杭州文化的灵脉与历史回声。因此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构思之巧、立意之深。

杭州之美,在于人力,却似浑然天成。作者虽是从生态保护这么一个既现代又直白的话题入手,却运笔不俗,同样写得跌宕多姿,文采、文才与西湖的美景交相辉映。(廖国清)

点评三:

上海是一个怎样的群落呢?他们特殊,“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作者写上海人,从历史地位与文化心理人格上去探寻上海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不掩饰上海人存在的瑕疵,而注重掘释上海人群体的光芒。(廖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