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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回天籁

五月的草原,还有点冷。

在呼伦贝尔的一间屋子里,我弯着腰,置身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来自草原深处,都是少数民族。我已经问过他们的年龄,在五岁到十三岁之间。

把他们拉到我眼前的是王纪言先生。他六岁之前也是在呼伦贝尔度过的。现在他是个大忙人,成天穿梭般地往来于世界各大都市之间,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听到一两句有关草原的歌声依稀飘过,他就会骤然停步,目光炯炯地四处搜寻。他说,有关童年的其他记忆全都模糊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歌声。

人人都有童年,每个童年都有歌声。但是,大多数童年的歌声过于微弱,又容易被密集的街市和匆忙的脚步挤碎。值得羡慕的是蒙古草原,只有它的歌总是舒展得那么旷远而浩荡,能把游子的一生都裹卷在里边。

我有很多学生,来自草原又回到了草原,因此我有幸一次次获得奇特的体验。有一年冬天,这些学生和他们的朋友们汇集在北京,占满了一家餐厅的每一张桌子,我坐在他们中间。才欢叙几句,一个学生的喉头不经意地吐出了一句低低的长调,刹那间,整个餐厅就变成了一个此起彼伏、回荡涡旋的歌咏交响,我左顾右盼,目不睱接,最后只得闭起眼睛,承蒙着一个巨大音响的笼罩。这种笼罩与置身于一般的歌咏会中全然不同,因为笼罩四周的已不是一句句具体的歌声,而是一种忧郁、低沉而又绵远的气压。

这样的场合我后来又多次遇到。未必是学生,也未必有那么多人,只要是与出生在蒙古草原的朋友们坐在一起,不必很久,歌声总会慢慢响起。

唱到最后,他们都会加一首歌,是由席慕容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相信,这是席慕容女士写那首短诗时没有预料到的。她在诗中告诉人们,父母亲即使把家庭带到了天涯海角,也会把描摹家乡作为教育孩子的第一课。结果,她只是在诗中轻轻地喊一句“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把茫茫一片大地都感动了。

能够让一个成年人自称“孩子”的可能是很难找到的,席慕容找到了,因此也让一大批人找到了。

今天,王纪言先生就是以“孩子”的身份回到呼伦贝尔,来寻找今天埋藏在草原深处的其他孩子的。他带来了自己的女儿,女儿像席慕容女士一样来寻找父亲的童年。他们父女俩不必讲很多话,这儿的朋友一听就懂,帮着寻找。席慕容女士闻讯,也从台北淡水的山坡上出发,七拐八弯地赶来了。

谁都知道,这种寻找既属于个人,又不属于个人。

眼前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僻远地区的少数民族。

“家中没有牛羊,有一顶蒙古包,父母给别人家放羊……”孩子们在轻声回答询问。

他们在几个大人的帮助下刚刚组成了一个合唱团,开口一唱就震惊四座。我刚刚听完,便对孩子们结结巴巴地重复着一句话。这句话他们现在一定都听不明白,但明知他们听不明白我还要重复,只因为此时此刻心中只有这句话。

我说的是:“你们正在做一件真正的大事、非常大的大事……”

什么是我所说的“大事”?那就是在文化艺术界越来越陷于假、大、空的华丽套路时,用童声提醒一小部分人,文化艺术的基座是什么,极致是什么。

由于毛病已经不轻,因此,这种提醒也就是救助。那一双双软软的小手,谁都想拉起它们做点什么事;但一上手就发现,它们的力量更大,正要拉着大批成人拔离泥沼。

你看,现在我正抓着一双小手。对,就是他,脸庞清瘦、头发凌乱的鄂温克族男孩子巴特尔道尔吉,刚才穿着一双小马靴走出队列站定,缓慢的步子立即引起了全场肃静。他轻轻地闭上眼睛,又轻轻地张开了嘴,一种悠长的声调随即绵延而出。

茫茫大地无声无息,

心中的母亲在祈祷上苍。

她正为我向上苍献奶,

她正遥望着远方的远方。

我的母亲,

她在远方……

声音一起,这个孩子立即失去了年龄。几百年马背上的思念和忧伤顷刻充溢屋宇,屋宇的四壁不见了,千里草原上最稚嫩和最苍老的声音都在共鸣。

在场的成年人都深受感动。我打听了,这个孩子完全不识五线谱和简谱,他只是在繁忙的父母嘴边捡拾到一些歌声罢了,竟然能快速地连贯成自己最初的音乐生命。站在我身边的国际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先生轻声告诉我,他的音准无懈可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人吃惊的事情不断在孩子们中发生。两个月前这里路过一个蒙古国的歌手,看到孩子们在唱歌,便送给孩子们一份描写森林里各种禽鸟生态的复杂歌谱,才教唱了两遍就匆忙回国了。歌谱放在老师那里,却不知怎么丢失了,大家没法再学,深感可惜。没想到站出来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巴尔虎蒙古族的阿木日其其格,她说自己在跟唱两遍的时候已经能够全部背唱,请老师拿出纸笔记录。老师惊奇地记录着。后来歌谱的原稿找到了,一作对比,居然一字不差、一音不差。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不仅是唱歌,连舞蹈也是如此。这些刚刚集合在一起的孩子显然没有受过任何舞蹈训练,但是,他们的动作却展现出一种天然的韵律和节奏。有一个名叫娜日格乐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小女孩,才九岁,一举手一投足都渗透着公主般的高贵和娴静,让我们这些走遍世界各地的大人们都非常奇怪。她的风度与她的经历基本没有关系,那么,她的风度就只能来自于她的经历之前,或经历之外。

这些例证,很可能被人说成是天才。我想换一个字是天籟。天才是个人奇迹,天籁是天生自然。天才并不常见,天籁则与人人有关。

今天中国文化艺术界失落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籟。

在古代汉语中,籁,最早是指一种竹制的乐器。天籟,则把自然当做乐器了,是指自然之声。其实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他们还没有被阻塞、被蒙蔽、被扭曲的时候,最能感受自然生态,并且畅快地吐露出来。这样的人,常常被称为未失天籟、未失天真、未失天性之人。但是,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大多只能从儿童中,从边远地区的荒漠间寻找。

这样的人,说得好听一点,是未受污染之人,说得难听一点,是未受教化之人。但是,他们是那么可爱,那么纯净,那么无拘无束,那么合乎艺术本性,不能不使我们一次次回过头来,对现代文明的所谓“教化”投去怀疑的目光。

现代文明当然也有很多好处,但显然严重地吞噬了人们的自然天性。密集的教学、训导、观摩,大多是在狠命地把自然天性硬套到一个个既成模式中去。自然天性一旦进人既成模式,很少有活着出来的。只有极少数人在临近窒息之时找到一条小缝逃了出来,成了艺术上的稀世奇侠,或其他领域的神秘天才。当然,也可能在逃出来之后不知所措,终老于混混沌沌的自然状态。但即使这样,也活得真实,躲过了模式化的虚假。

因此,现代文明不能过于自负。在人和自然的天性面前,再成熟的文明也只是匆忙的过场游戏,而且总是包含着大量自欺欺人的成分。例如,大家都以为艺术是现代文明的训练结果,但不妨静夜自问,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代就大致分得清人的美丑了,那又经受过什么训练?后来在课堂上说得非常复杂的平衡、挺拔、生动等美学规则,只是教师们对童年直觉的笨拙表述罢了,很难从学术上论定。童年直觉来自何处?天性,天籟。

同样,当我们童年的眼睛第一次面对自然美景时发出惊喜光芒,也与后天的教育基本无关。甚至在我们成年后的写作中,那些不知怎么流泻出来的可圈可点的句子,肯定也与前人或旁人文章关系不大。

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如果来了,则“不著一字,自得风流”。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尽是人力,尽是文字,尽是雕琢,尽是理念。

大家还以为,这才是进步,这才是文化。

这真让人着急。

我之所以数度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担任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文化素质总讲评”,就是想把这种着急之心系统地表达一下。因为每次长达四十多天,天天全国直播,收视的观众上亿。我已经不能不借助于这么大的高台,来呼唤天籟。

歌手都很年轻,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大专学历。但是,一旦让他们谈谈自己,谈谈父母,谈谈家乡,谈谈音乐,立即出现一种惊人的景象。多数人都不假思索,随口吐出,用词华丽,充满了成语、形容词和排比,却又都严重雷同。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得多么虚假和空洞。不管你怎么追问,他们还给你的,是加倍的虚假和空洞。

我不能不对着电视镜头严峻地讲评道:“你说了那么多描述妈妈的话,但很抱歉,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妈妈还缺少感情。因为你和其他四位歌手描述妈妈的话几乎完全重复,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重复的妈妈。因此,尽管我相信你心中有一个真妈妈,但你口中的妈妈是一个假妈妈。”

我又对另一位歌手说:“问了你三遍最早学歌的原因,你讲的都是宏大词汇,什么历史的审美需求、时代的文化趋势,却与你自己的着迷无关。自己不着迷,可以从事别的职业,却不能是艺术。”

我还一次次要求他们,能不能把他们挂在嘴上的那些句子,像“受众心理的定格”、“第三维度的判断”等说说明白,换成正常人的语言。

当然,我没有让这些歌手在文化素质的考评中及格。但我反复说明,这主要不是针对他们个人,我是在为一种越来越得意、越来越普及的伪文化打分,他们只是受害者。

受害者很多,从学校到官场都未能幸免,就像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文化的传染病比医学上的传染病更麻烦,因为它有堂皇的外表、充足的理由、合法的传播,而且又会让每一个得病者都神采飞扬、炯炯有神。

对于这样的疫情我已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个能让很多人听得到、看得见的高台上呼喊几句:这是病。有不少文化人原先很不赞成我参加这样通俗的电视活动,发表文章说让一个资深学者出来点评年轻人的文化素质,是“杀鸡用牛刀”,可见他们都不在意疫情的严重和紧迫,因此也无法体会我急于寻找高台的苦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只有得过重病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健康,同样,只有见到过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疾病,真是天助我也,正当我深感吃力的那些日子,一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歌手来到了我的高台边。他们从服饰、语言到歌声都是原生态,从家乡走到县城都要花几天时间,却长途跋涉地来到了北京。他们显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一开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钩住了。热闹的赛场里立即出现了远山丛林间的夜风豪雨,以及一切生命的质朴起点。

每支歌唱完,是我与歌手对话的时间,全国电视观众都在倾听。

你看这位少数民族女青年,二十来岁,汉语还说得相当生硬。我就简单问了她一个小问题:“这首歌,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吗?”

“我妈妈不唱歌。”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但她最会唱歌……”

“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

“我爸爸原是村子里最好的歌手,他用歌声引来了另一个村子的最好歌手,那就是我妈妈。但是,在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妈妈从此就不再唱歌。”

几句结结巴巴的话,立即使我警觉,此刻正在面对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生故事。她还在说下去:“前些天初赛,妈妈在电视中看到了,我刚回家,她就抱住了我。这时,我听到耳边传来低低的歌声。这是爸爸去世那么多年后她第一次开口,真是唱得好。”

两位歌王的天作之合,二十年的封喉祭奠,最后终于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我还没有来得及理清自己的感受,抬头看见这位歌手正等着我的讲评和打分。我说:“请代我问候你的妈妈——这位高贵的妻子,高贵的母亲!”

现场的掌声如山洪暴发,我看到很多担任评委的著名音乐家在擦泪。我轻轻地加了两个字:“满分。”

本来我还想通过电视问候那个村子里的乡亲。整整二十年,这些乡亲知道他们的女歌王为什么封喉,因此你一句我一句地教会了她的女儿。但是,我要表达这种问候需要用不少语言,而当时比赛现场的浓郁气氛已容不得语言。后来才知道,当时几乎整个中国都被这个朴实的故事感动了。

我想,这下,那些用空洞重复的套话来叙述自己父母亲的歌手,该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及格了。

此刻,我在呼伦贝尔草原又想起了祖国西南地区的那个村庄。两个地方隔得很远,但它们的歌声却能互相听到,因为它们属于同一种美学范畴。其实,这也是人类学范畴。

从眼前的十多岁的小孩子,到中央电视台比赛现场的那位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到她的母亲和乡亲,再到在评委席里擦泪的著名音乐家们,这一连串面容,在我脑海中连成了一条线。这条线,就叫“人类深层艺术史”。

令人惆怅的是,凭着我们的呼吁,天籁还能在我们的生活和艺术中占据多大的分量?

几个朋友对此非常悲观,认为现代文明的推土机很难抵挡。推土机一过,一切都可想而知。因此,谁也不愿和它作对了,现在的很多文化艺术,都已经成了推土机的伴奏音响。

我对此稍有乐观。不是乐观于推土机的终将停止——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乐观于不少人的心底可能还有文化良知存活。这些存活的因素只是点点滴滴,却是人间真文化千年传承的活命小道。

想到这里,我看了鄂温克族小男孩达维尔一眼,他正站在我的右边。

鄂温克族一直在深山老林里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很多年来,政府部门在山下为他们建造了居住社区,又为了保护珍稀动物而限制狩猎,他们的生态改变了。面对着远比过去舒适和安逸的物质生活,他们却陷入了深深的苦闷。这是一种说不清楚原因的苦闷,其实也就是文化苦闷。因此,他们会在原来的狩猎地养几头鹿,或其他什么动物,过一段日子就上山去与它们一起住一阵,像过去一样。不要嘲笑他们过于怀旧,这是他们吃力地在与自己的文化“谈判”。

那天,十二岁的达维尔从合唱团回家,问刚刚从山上下来的奶奶和妈妈,还有没有老歌可以教给他。于是,几位长辈就开始在灯下一句句地回忆起来。几天下来,达维尔学到很多歌,而奶奶和妈妈则完全变了。像是受到了天神的指点,她们的笑容、步态立即变得自在和坦然。

这,已经属于一个民族的天籟了。

推土机永远会一步步推进。但我们还有骏马,还有不同年龄的骑手,可以扬鞭纵缰,去追回那些重要的东西。

点评一:

社会正在加速将人变成标准产品,充斥耳际的几乎是不带任何个性的交际语,内心的言辞消失之后,每个人所面对的只能是乏味的同类。如果不明白生命的意义,我们就将丧失人类最后的那一点特性。(老愚)

点评二:

天籁是自然的声响,非关教化。在教化的地方,没有自然;在自然的地方,无需教化。“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魏晋狂狷名士倡自然而反教化的行动哲学。大而概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为教化,道家为自然。而纯粹艺术精神,它更多地存在于自然而非教化中。然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此教化如此文明的,比如,在青歌赛考察素质环节,余先生面对被教化套牢的歌手充满无奈。好在还有那些“原生态”歌手,让人得以短暂地重返自然。(马策)

点评三:

什么是天籟,“天籁是天生自然”,不造假,不浮夸,不虚作。天籟之声,就是月朗风清之夜谛听到的那来自婆娑竹林绿海之中的本源音响,浑然天成;就是那草原上牧民们喉头不经意吐出的低低长调,沉郁怆然,就是那鄂温克族男孩把思念充溢屋宇,让情感产生双相共振的歌声。换句话,它就是中国文化艺术界逐渐失落的艺术生命特质:质朴天然。(廖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