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书库 >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 > 第十课 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 >

第十课 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

余秋雨:造就孔子真正的伟大,是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的行程。没有周游过列国的孔子,就不是孔子。毕竟已经是一个老人,毕竟已经是一个大学者,毕竟已经是一个门徒众多的资深教师,就这样风风雨雨不断地往前走,一走十四年。这个形象,在我们后辈看来,仍然气韵无限。

孔子的这一行程,可说是“中国文化的第一行程”,值得我们记一记。中国文化的组成,除了靠一堆堆文字之外,还靠一排排脚印。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看重包含着很多脚印的文字,或者说,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印。

好,现在看看由谁来说说孔子的出发?

费晟:我记得孔子当时离开鲁国是被迫的。当时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手里,孔子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采取“堕三都”的措施。结果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城堡被毁以后,孟孙氏就以武力对抗,堕三都的行动就半途而废了,孔子与三家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非常尖锐。当时的鲁国国君也不争气,迷恋女乐,很多天不管事,孔子很失望。鲁国举行郊祭的时候,祭祀后按照惯例要送给大夫们的祭肉也没有送给孔子,说明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也只好离开鲁国,开始在各个国家之间乱转,还是挺凄凉的。

余秋雨:对,他就是这样出发了。但请大家注意,不要泛泛地为历史人物伤心。一切伟大的行程,往往是从无可奈何的凄凉开始的。

他行程的第一站是卫国,这里的状况比较好,人口不少。还没有到都城的时候,学生看到四周有那么多人,就问孔子,人多了,我们接下来应该对他们做什么呢?孔子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学生接着又问,他们富了以后,我们再为他们做什么呢?又是两个字一“教之”,就是开始进行教育。

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只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家,才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复杂的问题。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先让人们富裕起来,再推行教育,就这么简单。

由于孔子已有的名声,卫国的国君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到来。在宫里会见的时候,国君就问孔子过去的薪酬有多少。孔子在鲁国薪酬很高,有六万斗米(粟),这可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卫国的国君也很慷慨,立即就说,我们也给六万斗。但是对于孔子政治上的建议,他基本上不听,充耳不闻。这一点,或许也可以概括孔子后来十四年的共同经历:他到的每一处地方,统治者对他都很有礼貌,都愿意给他很高的物质待遇,但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却几乎都不予采纳,做官更是没有可能。

王安安:我想孔子其实也不在乎什么待遇。他想要的别人不给他,不想要的硬塞给他,这真是太悲情了。

余秋雨:在卫国度过了比较无聊的几个月后,孔子只是在政界和商界认识了一些名人,也不多。不巧的是,其中一位他认识没多久的人竟然和朝廷的叛乱案件有关。于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也成了卫国的监视对象,一头雾水的孔子只好离开了。这也是孔子以后要反复遇到的惯例:开始的时候总是被热烈欢迎,走的时候却总是声声长叹,叹息了以后又重新燃起希望向另外一个地方走去。孔子似乎一直就陷在这样的一个怪圈当中。有人称这是失败之旅,但孔子内心认为,并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遇到的那些统治者的失败。

离开卫国以后不久,孔子到了一个叫做匡的地方,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孔子在匡地被一批人围住,说他长得像一个叫阳虎的人。阳虎在这儿打过仗,曾经攻击过匡人。结果孔子他们也就在匡地被困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以后孔子一行在其他地方也经常被困,有时是军队,有时是暴民,被围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每次都有死亡的危险。孔子和他的学生,永远在追求,又永远在逃奔。

王牧笛:孔子这十四年,也可以算作一场文化苦旅,他惶惑如丧家之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他当时在陈蔡之地被困的时候,虽然绝粮,却依然带着他的学生唱歌、弹琴,这样一种君子之乐,应该也是成就他伟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璇: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我记得钱穆先生曾经说过这个天命是什么:对外我知道现实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用我的主张的;对内我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不管别人用不用,我都要继续我的行为,用我自己的主张去实践它,传播它。孔子这十四年,对他个人而言,对后代知识分子而言,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处世修身的典型。

余秋雨:刘璇在这个关口上说到天命的问题,非常合适。孔子走来走去,处处碰壁,其实正是在实践他对天命的感悟。钱穆先生的说法有点绕,其实孔子所谓知天命,就是不断地领会现实对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探索自己能够在现实中的发挥程度。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命行为的“边界触摸”。触摸的结果,知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了“命”。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重大区别。西方英雄是挑战型的,根据自己的强烈意志,向长天大地挑战,向命运挑战,即使头破血流也成了悲剧英雄。这是从古希腊悲剧中就可以看到的形象,黑格尔说,他们的悲剧的不可避免,正是一种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中国君子不是这样,他们不欣赏这种悲剧性,而是要在大悲剧产生前了解必然性。在中国君子看来,这种必然性,也就是天人谈判的一种中庸合约。孔子因为在五十岁时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后来的行程就不觉得苦了,因为一切磨难都是“边界触摸”,都是在实践天命。

请不要把孔子的这种行为方式看成消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特别成熟又特别勇敢的文明态度。探索天命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比那种不管天命的自我牺牲更勇敢。请注意,探索天命并不是贪图自身安全,恰恰相反,孔子常常寻找一种有价值的不安全,寻找自己“可为”和“不可为”的红线,并且进一步寻找如何在“不可为”当中寻找“可为”的可能性。

周双双:我觉得刚刚余老师提到的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对比很有启发。西方的英雄形象,往往在一个非常大的悲壮事件当中,明知道前方是毁灭,但是为了尊严和荣誉,他们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滴血的流尽。而孔子这种行为,不是在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当中了,也不追求过于响亮的荣耀,而在一个绵延的坚持当中一步步寻找,这同样也是一种英雄的行为。

余秋雨:孔子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并不是一头撞向危险,而是想到自己的使命。在匡地被围五天五夜,有学生问他:我们难道就这么完了吗?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没了,文明的重担显而易见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如果先王和上天不想延续文明和道德,那就不可能让我们学那么多东西。既然让我们学了,就是暗示我们有延续的希望。只要这个文明要延续,现在包围着我们的那些人就不能对我们怎样,因为这是先王的意志,也是上天的意志。

后来在孔子离开陈国到蔡国去的路上,不小心进入了战场,出不去了,被围困在里面,七天都没有吃东西,饿坏了。但是他还在唱歌,还在弹琴。当时也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谈话。

孔子说:我们不是犀牛,我们不是老虎,为什么永远在旷野里流浪?——这段话好像在抱怨,也好像在启发学生回答这个问题。

子路说:是不是我们仁德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者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别人无法按照我们的方案来实行?孔子回答说:如果天下的仁德都能获得人们信任的话,怎么可能有伯夷和叔齐的悲剧呢?如果天下的智慧都能被人接受的话,怎么可能有比干的灾难?他告诉子路和其他学生,不能以他人的接受不接受,来判断自己的仁德和智慧。

孔子接着又问子贡:我们怎么会走到绝路上?子贡说:老师啊,是不是你的理想太高了,一般人接受不了?我们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让一般人都能接受,那该多好。孔子看了他一眼说:你错了,天下最优秀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获。天下最优秀的工匠,不一定都能够让人们满意。我们即使找到了循序渐进的办法,一步步把我们的理想都实现,也不见得能被天下的人完全接受。子贡,如果为了求得人们的接受就降低我们的标准,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

最后,轮到了颜回,孔子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颜回说:老师的理想这么高大,一般的人不接受,那才证明老师是真正的君子。如果我们的政治方案不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我们的耻辱;但是如果我们的方案很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耻辱。孔子一听就笑了,觉得颜回讲得真好。他开玩笑说:颜家的后生什么时候赚了钱,老头我来负责给你管账。

子路、子贡和颜回当中,颜回最让孔子满意。颜回认为,真君子本来就难以被人接受。按照颜回的说法,真君子不但要走,而且要以一种高水平的方式走得很远,再回头看看一路上被接受的程度,这也等于考察了百姓。在人民的接受度和我们的理想之间,就是真君子的立身之所。

丛治辰:我倒是不大喜欢颜回,这个人可能太会做人。他这个看法不就是从孔子对子路和子贡的回答里综合来的吗?八面玲珑。道理是说得没错,但是他的行为方式我看不上。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子路的坦诚、率直和反省态度。跟子路的回答相比,我觉得孔子都没有足够的反省,这个老头在这里有点逃避责任。

余秋雨:我尊重你对孔子和颜回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不能把他们的谈话作一般人情世故的解读。颜回的回答恰恰碰撞到了孔子哲学的核心——中庸之道,也就是在“不被接受”和“设法接受”这两者之间嵌入一种追求。“不被接受”是预计中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高于民众的高度。所以既要面对民众,又要考验民众。

孔子我们还要讨论,因为他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