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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课 《史记》的叙事魅力

余秋雨:讨论文化,应该更多地从文化的观念层面落实到文化的运作层面。我希望同学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北大,容易出观念,这本是好事,但是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实践状态。实践、劳作、书写,决定着文化存在的真实性。因此,我们要学会“面对细部”的本领,不要成为永久的“空空道人”。

我会安排两次时间来专门讨论《史记》在写作上的特色,今天先讨论它的叙事魅力。记得好像王安安同学提到过,《史记》刻画的一些“原型”人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确实,《史记》的历史叙事,总围绕着人物展开。其他国家的历史也讲人,都以人说事,而《史记》则反过来,有以事说人。可以说,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叙事方式。梁启超先生很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围绕着人物的叙事,会让历史人格化,而且又会让事件变成人生故事,散发出文学魅力。

让我们在实例中体会一下吧。大家不妨举几段印象最深的叙事,作一点分析。谁先来?

魏然:我比较熟悉的叙事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故事虽然非常简短,却勾勒出了三个人鲜明的性格特点。比如,萧何只跟韩信说了几句话,就了解他的才能,虽然当时韩信只是个小辈。萧何把他追回来之后,还说服刘邦一定要封他为大将,否则他可能还会跑。韩信也非常自信:你如果不封我、不用我,我就不在你这儿玩了!有人感叹道:萧何这一追,追回了汉朝四百年的江山!

余秋雨:我前年去汉中,当地的朋友带着我走一条长长的路。一直走到晚上,月亮上来了,路越来越僻静,看到了一道沟渠。这便是萧何追韩信的路,而沟渠边,还有石碑。有时,空间上的小小穿越,却能带来时间上的长长延伸。那个月夜,那番马蹄,那条泛着月光的沟渠,有可能支撑起了一个伟大的王朝,以及这个王朝之后的绵延。

王安安:我印象最深的是霸王别姬那一幕。项羽被包围之后,听到帐外有故乡楚地的歌声,虞姬起舞,项羽饮酒、吟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最后虞姬拔剑自刎——英雄的生命终结得充满了美感。我注意到司马迁在写这一幕的时候,视角很独特。看做一部电影的话,他选择了项羽作为主观视角,而没有选择一个客观、全知的视角。有时候我想,也许刘邦这个人和他所采取的行动本身,也构成了一种诗画结构:他包围项羽,令四面唱响楚歌,这也是复杂而有戏剧性的,司马迁没有选择他,而是选择了项羽的视角,显然是做了更加高贵的选择:一个人在面临死亡时所做的事情对他的人生构成折射,富有意味,令人感动。

余秋雨:项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这个形象,需要有美学渲染。美学渲染不是言辞评价,而是情感告别。在这个情感告别仪式上,司马迁准确地为他选择了故乡的歌,选择了爱他的美人,选择了他自己的诗句,选择了鲜血,选择了自刎。这些审美部件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极为悲壮、凄美的经典场面。这个场面被整个中国历史所记忆,也提升了中国历史的高贵。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悲剧英雄享受过这么高贵的告别仪式吗?我一时想不起来。

萨琳娜:刚才安安讲的是一个大悲剧,我来讲一个《滑稽列传》里的小喜剧吧。楚庄王喜欢一匹马,到了什么程度呢?给这匹马穿上华丽的衣服,住在华丽的房屋里,给它睡床,甚至还用蜜饯去喂它,搞得这匹马最后得了肥胖症死了。悲痛的楚庄王让大臣们都去哀悼它,还要用大夫的规格葬它,并且说,谁要是因为这事儿上谏,就杀头!这时候优孟出场了,他跑到宫廷里仰天大哭。楚庄王很奇怪,说:“你哭啥呢?”优孟说:“我们楚国,泱泱大国,国君这么爱的一匹马死了,怎么只用大夫的礼节下葬啊,这太薄了,对不起这匹马啊,应该用仁君的礼节下葬才是!”楚庄王终于恍然大悟:“嗅,我竟然错到这种地步。”于是他收拾了残局,不让全国的人传扬。上千年过去,我们再复述这件事的时候,看到在一个暴政集权下,没有办法与上层沟通的社会中,优孟这个人,以自己的聪颖、智慧,以及正直,挽回了这件事。这故事到现在想起来,还让人觉得非常好笑,而滑稽、幽默背后的东西,是高贵。

余秋雨:喜剧美,是一个大概念,其中有一项叫滑稽。滑稽的一大特点,就是用荒诞的方式让人跳出惯性,然后破除更大的荒诞。人是容易沉迷的,因此需要唤醒。沉迷得浅的,可用悲剧来刺激;沉迷得深的,可以用喜剧来阻断。因为悲剧用的是和沉迷者同一个逻辑,而喜剧用的则是另类逻辑。

魏然:《史记·赵世家》有“赵氏孤儿”的故事,核心的情景叫“搜孤救孤”。说赵盾这家人触犯了赵王以及他的老对手屠岸贾,赵家就被杀掉了三百余口人,只留下一个孤儿。赵家的一个门客程婴,为保护这个孤儿,用自己亲生的孩子给调换了,还托付老朋友公孙楚臼去照顾这个孤儿。他们两人之间有个对话,是关于生与义孰轻孰重的选择。公孙楚臼选择了死,程婴忍辱负重,被全国视为出卖朋友的叛徒,然而保住了赵氏的血脉。这个故事让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到一种强烈的共鸣,后来被伏尔泰发现,改编成一个欧洲的戏。这个故事有着强烈的震撼性,我认为所有说“中国没有悲剧”的人,都应该去看看这个故事。

余秋雨:司马迁的笔写到这段故事,居然悲得那么豪迈而纯粹。作为史学家,他不得不写出一个个具体的人名和官职;而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关注的是一批生命前仆后继的力度和造型。真正的文学不在乎具体的历史依据,只在乎承接这种力度的造型。这种力度和造型是超时空的,因此,我在法国看到罗丹雕塑的一批义士为救全城而慷慨赴死的群像,立即想到了《赵氏孤儿》。我所著的《中国戏剧史》在写到这一段时,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由此可知,司马迁的叙述魅力,一是来自于以人为本,二是来自于对喜剧美和悲剧美的深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