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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课 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群文人

余秋雨:其实,最能代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文化特征的,并不是曹操和诸葛亮,而是一群被称为“魏晋名士”的人。曹操、诸葛亮他们毕竟是残酷战乱环境的制造者和参与者,而一些真正的文人却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放浪形骸、纵情自然,成了传统儒教的叛离者。

王安安:刚才我们还谈起这两个人,也谈起秋雨老师那篇《遥远的绝响》。虽然是好多年前读的,但是对那篇文章我们都印象深刻。余老师用这两个人,真是把魏晋那一批名士的风采写绝了!

余秋雨:既然我已经写过,你们也都已经读过,那今天就不必讲得太多了。但是我还想与大家分享两个意象。原因只在于,这种意象非常奇特、难以解释,进入了一种特殊艺术人格的神秘部位,而且贯通古今。

第一个意象是阮籍的哭。他经常坐着牛车往前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当时的路,四通八达的不多。走着走着就走不通了,于是牛车停下了,他就号啕大哭;然后再让车子掉转过来,走另外一条路,又走到路的尽头了,又号啕大哭。这是在荒野之间,没有任何人看见他,他是哭给自己听。

这种方式是不是有点后现代的味道?

丛治辰:阮籍可能只有用这种“后现代”的表意方式,才能表达出内心的苦闷吧。我在秋雨老师的文章中看到,他曾在刘邦和项羽打过仗的地方感叹过“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就可以想见他心里原本是有多大的志向,但是偏偏遭遇了这么个破世道,也算是一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吧。我能体会他的绝望和痛苦,真是不哭不行。

余秋雨:很抱歉,我的看法可能有点不同。阮籍一次次在路尽头的哭,并不包含很具体的针对性。既不针对古人,也不针对自己。那是一种宏大的哭,具有整体象征意义的哭,却又说不清象征什么。我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好像是在哭人生途穷、世间窘迫,也好像是在哭草树凄迷,长天冷漠。更重要的是,这种哭又与一般意义上的悲伤不同,他一次次地重复寻找这种哭的机会,一次次寻找走不通的路。他追求这种体验,而且是一种隐秘的、纯个人的体验。这是一种极为超越的大人格、大行为,足以凌驾古今中外。

与他有关的第二个意象是“啸”。这是一种发声方法,没有内容,没有言辞,只让一种喉底的声音自然倾吐,婉转悠远。他曾到苏门山去寻找一个叫孙登的高人,两人见到都不说话,他就“啸”了起来。“啸”了一遍之后,孙登从打坐入定的状态中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他便再“啸”一遍,“啸”完,发现孙登又已打坐人定。他觉得已完成任务,就下山了。走到山下面,突然听到另有一种“啸”声从山上传来,立即铺盖得漫山遍野。这是孙登在回答他。

你们这些当代大学生能够想象这种情景吗?虽无言词,却把自己的心声倾吐得那么透彻,但又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音乐的功能。阮籍写过一篇《大人先生传》,他所说的“大人先生”就是孙登这样的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从大人先生他就想到小人了,有一段关于小人的话很有名。他说这些小人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风水吉宅。世间那些专事咬人的人,与裤子里面的虱子有什么差别呢?这个比喻很精彩,但是,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那“啸”,比多少话都更有味道正是这种“啸”,与前面所说的哭连在一起,概括了一种难以企及的高迈,让人永久神往。

王湘宁:我很想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他是怎么生活的呢?

余秋雨:在现实生活中,他处处反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礼教。他做得很故意,因此极有影响。例如,他听说有一个兵家的女儿死了,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没有结婚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女孩和她的家人,却赶到灵堂放声大哭,哭得比女孩的亲族更悲伤。这种哭,看似茏诞,却很纯粹,完全是为生命而哭,为生命的美好却不可延续而哭。

但是,当他的母亲亡故的时候,他听到噩耗居然没有停止下棋,这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因为那毕竟是一个严格提倡孝道的年代。大家奇怪地看着他,只见他脸色越来越青,下完棋喝了两升酒,大号一声,便吐出大量的血。

总之,他处处与世俗规矩反着来,却以最坦诚的方式吐露出生命的本真。

母亲的灵堂里来了好多人,都是来吊唁的,照理他作为儿子应该站起来感谢他们。他不,他还是坐在那里,用冷漠的白眼看人。后来,有一位叫嵇喜的人去吊唁,回来告诉他的兄弟,说我去吊唁阮籍的妈妈,他居然给我白眼。他兄弟想了想,就拿着酒和琴到灵堂去了,既喝酒又弹琴。这是多么荒唐的事,但阮籍反而站了起来,走向他,用的不是白眼,是青眼。我们似乎能够听到他心里的声音:谢谢你,用美酒和音乐来送别我辛劳的母亲。

费晟:常人根本理解不了阮籍,就跟钥匙和锁不配套一样。他这把孤独的锁,找不到钥匙。这就跟“高山流水”一样,真得是碰上知音才行。

余秋雨:说得不错,这个到灵堂里来弹琴喝酒的人就是嵇康。嵇康比阮籍还要厉害,他是大学问家,对道家和《易经》都研究得很深,但他整天在洛阳郊外打铁,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赚钱,仍然是为了显示不愿进入一般的社会规范。当时,一起打铁的还有他的一个朋友向秀。向秀给他拉风箱,做做零碎活,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向秀,他也是个大学问家。他们两人埋头干活,也不怎么讲话,这种感觉很特别。

王安安:比较起来,嵇康的性格比起阮籍要暴烈得多,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了。在那种血雨腥风的年代,这样的性格肯定会给嵇康惹麻烦。

余秋雨:你们都读过我对嵇康遇害的描写,这儿不重复了。简单说来,司马昭政权无法容忍一个不愿合作的独立知识分子,于是借着一个事件,受到小人的挑拨,嵇康便慷慨赴死了。死前,还在刑台上弹奏了古曲《广陵散》。

裘小玉:“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这种从容赴死的态度,真是连死也死得不同凡响。

余秋雨:这就是魏晋名士的风采。按照罗宗强先生的说法,他们把庄子的理想人间化了,使生活变得诗化、艺术化了。

王安安:确实感觉他们是把生活艺术化了,不是在过日子了,而是把自己所有那些不能实现的理想,都放到自己的生命方式里去燃烧。于是,就迸发出非常灿烂耀眼的光芒来。

余秋雨:他们鄙视权贵、漠视世俗、傲视陈规、无视生死,最后凝聚为一种充满诗意的孤傲美和寂灭美。这种生态在后来世世代代知识分子身上无法重复,只能仰望,或者,只能局部模仿。

他们的这种心态,还包含着一个特别的话语方式,那就是清谈。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他们平常在一般情况下很少说话,但一说起来,便延伸为一种云遮雾罩的冗长结构,一种超尘脱俗的话语逻辑。

我想听听你们对清谈的理解。

刘璇:我早就关注清谈,查过一些资料。清谈是源于汉代的清议,就是品评人物,那时,其实是为了选拔官吏。县里面品评一下,觉得这个人好,就推荐上去当官。后来,品评的权力集中到了名士手里,名士如果说这个人很牛,那这个人就暴得大名。这种品评最早是针对道德,后来,慢慢发展为评价一个人的风度仪态如何,这就从关注名士发展到了关注个人。之后慢慢就发展到了谈玄。我觉得就品评人物这一点来看,清谈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以一种舆论的方式来干预政治。

余秋雨:讨论清谈,不要过多地着眼于它的内容和目的。不在乎内容和目的,恰恰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不是学术争论,也不是主题研讨,更多的是一种智力游戏和社交活动。一有固定的内容和目的,魏晋名士们就觉得俗了。他们就是为了摆脱世俗才进行清谈的。清谈在进行过程中,也不讲究寻常逻辑,只求惊世骇俗。它在无功利、无对象的世界中游荡,并获得快感,有点像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但“意识流”主要集中在写作,而清谈却需要与他人一起进行,而且必须让潜行的意识外化为语言,而且语言必须漂亮。在这样的智力游戏中,一些模糊又飘逸的概念也有可能独立出来,获得智力论定,例如像当时一直搞不清的“无”和“空”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就是通过清谈搞清楚的。清谈又建立了一个特定的社交圈子,就像后来法国的沙龙那样,构成了一群贵族知识分子的聚合。这在非常讲究实用的中国社会中,具有独立和逆反的色彩。但是,他们又不以独立和逆反为旗帜,因此又洗去了政治色彩。

清谈的最大贡献,是大大提高了中华文化的“非实用智慧”,这对今后哲学的推进至关重要。当实用的羁绊被摆脱,思维就可以在抽象的天域里自由漫游了。中国传统思维缺少自由漫游的广度和深度,人们往往以为是受制于政治,但是在我看来,更受制于实用。

丛治辰:“清谈”这件事情好像后来名声很糟糕,大家总要说什么“清谈误国”,但我觉得这是比喻的用法,意思是你们知识分子搞那些文化的东西都没有用。救国靠的是实力,是武力。这样说的人当然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很多。可是如果硬要说清谈误国的话,那什么不误国?写诗作词不误国吗?画花赏鸟不误国吗?文化发达的文明一定比野蛮的豺虎之邦要孱弱,军事上打不过人家。所以,把误国的罪过推给清谈、推给文化是不公平的。

余秋雨:关于误国不误国的问题,在当时就出现了一些分歧。有一次,王羲之和谢安有过交锋。王羲之的想法是,做人还是要有所作为,不能老是空谈,他的目标是做治水的大禹。而谢安则说,秦为什么亡得这么快,就是商鞅、李斯他们太有作为了。谢安认为快速地推进自己的行政措施反而有可能误国。我们记得,这是老子和庄子的思维。

王羲之想有所作为,但他的儿子王徽之却是个清谈的专家。我想以他做例子来说说清谈具体进行的方式。王徽之曾经做过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在哪个部门工作,他说:“经常看到牵马的来,大概是马曹。”桓冲又问他管了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桓冲又问最近死了多少马,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听起来莫名其妙的回答,其实都幽默地嵌着典故。回答说“不问马”,古人都知道,《论语》中记载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后问:伤了人吗?不问马。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也是出自《论语》,当子路向孔子问死后的情形,孔子就回答了这句。有一次,桓冲要他管事,王徽之回答说,今天早晨西山的空气特别凉爽。这就是典型的清谈之风。

这样的清谈之风,对实际政务确实产生了负面效果。大家都仿效着这种机敏、俏皮、错位、脱轨,连官员也跟着来。如果这些名士也做了官,结果可想而知,完全建立不了社会管理所需要的顺畅沟通,行政效率严重低下。

费晟:但是,从文化来讲,清谈导致了中国一个玄学流派的形成,通过清谈把佛学、儒家、道家融合在一起,中国的文化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性格。清谈在这个意义上,功劳是很大的。大家不要忽视这种文化上的意义。胡适先生就曾经说过,发现一个古文字的意义,和发现一颗小行星,学术价值是一样的。我们得允许在兵荒马乱当中,有一些人能够从容地谈点哲学,建构一下文化。

余秋雨:哈哈,你还是合不得谈魏晋清谈的负面效果,坚持着它的正面意义。平心而论,如果作为一门课程正面论述魏晋清谈,花费一学期、一学年都值得,我也鼓励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的博士论文可以多写一点以魏晋清谈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但是,我们现在的课程是对中国文化史的快速扫描,只能稍稍涉足便拔腿而走,要急着讲讲它对中国后世文化的负面作用了。

中国的文化历来与政治关系密切,清谈本来是可以拉松这种关系的,但是,如果这种关系没有拉松,那么,反而会把空谈之风带人政治。不幸,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高层哲学依然没有怎么发展,而文化人却越来越喜欢空谈政治。你所说的清谈把佛学、儒家、道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有的,但功劳不全在清谈,融合程度也不能估计过高;而文化人空谈政治的风潮,却越谈越烈,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弊病。用我的话来说,该空的不空,该实的不实,造成两头失落。

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也有不少人对此进行检讨。他们发现,很多文化人平日喜谈玄空的心性、道统,又自以为能够以此治国,连社会上很多人也有这个误会。但每次出现社会危机,朝廷急急地把他们拉出来做顾问,结果总是一塌糊涂,甚至加速了朝廷的败亡。即使在平时,要这些人来管理行政,也是一片疲沓、民生不振。于是,清代出现了一些提倡“实学”的呼吁,明确指出空谈已经成为很多文人官员掩饰自己低能、丑陋的保护伞。

因此,研究魏晋清谈和它的后续影响,可以成为打开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结构的一把钥匙。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不能光是说人格结构中有几分儒、几分道、几分佛。这种人格结构中最严重的裂痕是,理性抽象能力和实践执行能力的对峙和互消。这就造成了上又上不去、下又下不来的两难境地。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一直在这两难境地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