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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大宗师:隐士与历史文化

隐士与历史文化

“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 子、胥余、纪他、申徒狄,”这些人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人,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所标榜的高人,隐士,是被列入《隐士传》《高士传》里的人。说到隐士,大家注意,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要特别注意,中国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还不是孔孟,还不是老庄,是隐士。好象我看近百年来的著作,都对这一点没有讲清楚。有一个同学拿我这个观念作博士论文,写了六年还没有写完,以为内资料找不全,很痛苦!何以证明隐士思想对中国文化那么重要?我们正史上从三代以下,所谓唐尧让位许由,从这些历史故事一路找下去,都可以找到。

相传历史上的隐士,在三代之际,便有许由、巢父、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物,大多都是“视富贵如浮云”,所谓:敝履功名,薄视帝王而不为的角色,同时,又说他们的学问、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为他们浮云富贵,敝履功名,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因此使我们历史上所推崇的圣帝明王,如尧舜禹汤等人,都为之礼敬景仰有加;换言之,凡是上古的圣帝明王,无论为政为人,最忌讳的,便是隐士们的清议和轻视。尤其在野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心理,对于隐士们态度的向背,非常重视。

到了秦汉以后,司马迁作《史记》,特别点处隐士一环的重要,把他和谦让的高风合在一起,指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写世家,便以《吴太伯世家》作点题;他写列传,便以《伯夷列传》作点题,尤其他在《伯夷列传》中,借题发挥,大发其历史哲学与人生、世事哲学的议论,比他的自序,还要进一层,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学的观点,强调隐士思想的北京,与其崇高的价值。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汉高祖当了皇帝,礼请他们出来,他们不答应,后来刘邦要立太子传位时,宫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想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几乎成了事实,结果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除非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吕后果然叫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

汉高祖见到了这个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党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以汉高祖这样的英雄人物,却被四个老头子摆布了一下。为什么呢?难道以他流氓的态度,还真怕这几个老头子武功高吗?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隐士思想占了最大力量。一直到近代袁世凯想由总统变成皇帝,也是受过这种影响的。

在那个时代,也有类似的“商山四皓”,如南通的张状元,开始当袁世凯老师,后来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是不同意的,当然中间的过程还有很多,所以隐士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政权上,勉强等于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就是不同意主义,既不反对,又不赞成,就站在旁边看,按西方民主政治的讲法,我这一票不投,有保留权。在西方民主政治中,不同意主义的主张,保留这一票,乃至连这一票最终成为有决定权的一票。真是太严重了。

失节夷齐

中国隐士思想在历代都起了这个作用,历代帝王都怕这一面。满清入关以后,康熙想办法想把这一部分人收罗起来。在康熙到乾隆这一百年间,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对于前明不愿投降的遗老们,特别恩准,马马虎虎,只要报个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给与很好的官位,结果有很多人,在这种诱惑上动摇了,而进了“博学鸿祠科”。有些隐士不同意满清的,最后都被康熙乾隆挖出来了,所以当时闹了很多笑话。其中一些,使非常尖刻的讽刺,但是曾留下几首讽刺的名诗:

一对夷齐下首陽,几年观望好凄凉。

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

后来又开第二次“博学鸿祠科”,再收罗第一次未收罗到的人,因为许多人看到第一批“博学鸿祠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场的位置都满了,后来的被推到门外去,就有人更吟诗挖苦了:

失节夷齐下首陽,院门推出更凄凉。

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哪堪已吃光。

描写当时明朝的隐士,本来是想做白衣的伯夷叔齐,不投降,结果是“一对夷齐”还不止一个两个,都投降了,因为首陽山上的菜根都吃光了,把这些人挖苦的很厉害。

隐痛诗人 吴梅村

康熙时代,针对这一批想当高士的学者文人,也想同伯夷叔齐一样,如在文学上有名的诗人吴梅村,屡次被清政府征召,都坚持不肯投降,清政府挟持其老母威胁他,逼得他没有办法只好出来。当然吴梅村有他的理由,妈妈年纪大了,如果妈妈不在,可以当忠臣。要当忠臣很赔本的,要拼命的。因此吴梅村一生非常痛苦,所以他的诗有:

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无由识九还。

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吴梅村因为名气太大,他在应招进京的时候,当时江浙一带的学者都来送他,开了一个号称“千人会”为他饯行。这也是清政府发动的,吴梅村出来投降了,这对吴梅村来讲,比戴手铐脚镣都难受。有一个青年,没有参加这次集会,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这个宴会中去给吴梅村。吴梅村坐在首席上打开一看,脸色都变了,旁边的人觉得奇怪,看了这封信以后,大家的脸色也变了。原来这封信上写了这么一首诗:

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

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

所有在座的人全被骂了。还不要宣布散会,在座的人就一个一个溜走了。这年轻人了不起!这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所以中国文化精神中,隐士派不同意主意的思想,始终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中起很大作用。为大政的人,对这些道理一定要了解。

前面讲到的狐不谐、务光、伯夷、叔齐这些人,在历史上称为高士,但在正统道家思想看来,还是属于没有出息的,把自己这一条命赔进去以后,既不能救国家救天下,又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现在庄子提到:“是役人之役,”就是跟着人家转。等于讲,人家放火时,他愿意不放火,可他站在火光旁还拼命的叫,这个叫又什么用呢?真是莫名其妙。“适人之适,”人家在忙时,他也在跟着在旁边忙,你毕竟近来参加忙也好,他又不参加,搞得不伦不类的。“而不自适其适者也。”他对自己的人生应该怎样安排都不懂。庄子在这里,把历史上的高士们批评的一钱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