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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大宗师:以刑为体 以礼为翼

以刑为体 以礼为翼

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

这四点,我们先从个人修道方面做一个了解。“以刑为体”“刑”就是政治上的管理。后世道家讲到修道,一个人要长生,有两句术语:“未死先学死,有生即杀生”,“生”就是心念一动,就要把念通通去掉;这个“死”,不是自己吃安眠药去死,是要烦恼杂念妄想通通死光,就是杀的作用。也就是说,心中的烦恼杂念通通死光,生命的本能才会恢复,才会长生不死。去掉心中的烦恼杂念,必须要自己来治理,当每一个思想观念,烦恼杂念起来时,自己要警觉,这些都是不好的,要去掉的。这样,慢慢地心性的本体就逐步得到清明了。如何去掉自己的心念,这个中间的修法就叫“刑”,所以,修道的人管理自己非常严格,就想法律上的刑杀,去恶从善,去掉恶念,专门保持善念,这就是“以刑为体”。

但是专门杀自己的念头,这个是消极的,所以要“以礼为翼”。“礼”的道理,现在很难解释了,它所包括的意义很多。大家晓得中国文化有一部最根本的书籍《礼记》,《礼记》包括了三体:《周礼》《仪礼》《礼记》,《周礼》等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哲学的法典,是中华民族的大宪法,几千年来的政治措施都是以《周礼》为根据。《仪礼》是讲礼貌礼节,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秩序,生活的艺术等等。《礼记》就包含更多的内容了,可以说诸子百家,所有的思想都出自《礼记》。譬如《大学》《中庸》等,都是《礼记》中的一章,后人把他们抽出来,另外变成一本专着。

普通一般人都认为,《礼记》只是谈礼节的书而已,其实礼节只是其中的一项代表。什么叫做“礼”?并不一定是要你只管叩头礼拜的那种表面行为,所以我们解释“礼”,勉强的说,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但是这个说法不一定对。古人解释“礼者,理也”。“礼”就是道理,换句话说,它包括一切文化的原则,如果用比较流行比较漂亮的名词来讲,用新的观念来讲,“礼”就是哲学。这个哲学不是西方的那个哲学,这个哲学是借用的。那么,“礼”是讲什么呢?“礼”的真正精神是以道德为体。中国历代政治哲学最高的原则,是讲礼治而不用法治,礼治着重在于全民文化的教育,“礼”的不够,道德教育的不够,只好用法治,用法治就是“以刑为体”。

“以刑为体,以礼为翼”,这两句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光是自己管理得很严重是不够的,必须要了解“礼”的精神。“礼”的精神就是《礼记》开头的第一句话:“勿不敬,俨若思。”这六个字很难讲,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这是讲一个人的修养做到了,随时随地的没有杂念,没有恶念,没有妄念,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抱着虔诚恭敬的态度,处理事情,待人接物,不管做生意也好,读书也好,随时对自己都很严谨,很自敬,不荒腔走板。

他的形态是“俨若思”,“俨”是形容词,非常自尊自重,非常严正、恭敬的管理自己。看起来他好象在想什么东西一样,但实际上没有想,因为他在“敬”的状态,这就是后人所讲的,随时在入定的状态。人的心境做到了永远在定中,在清静无为的状态砂锅内,根本不需要自己管理自己,就不需要象刑法一样来管理这个念头,这个念头随时清静了,所以说,光是“以刑为体”还不够,还必须“以礼为翼”,以真正的定慧精神辅助自己,然后处事之道。

“以知为时,”“知”同智,智能的成就,可以引用孔子在《易经。系辞》中所讲的“进退存亡之机”来解释,一个人,天下大事也好,个人做事也罢,要了解自己什么时候该进一步,什么时候该退一步,随时随地知道自处之道。“以德为循”,随时在道德的行为上,自己知道人生的一个方向,一个路径。

这四点从个人道德修养来讲是如此。为什么这四点要反复说明?因为在几千年的帝王政治上,真正在历史上光辉的时代,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干盛世”等,这些时代帝王的思想都是内用道家的黄老之学,尤其注重老子。实际上,老子是做招牌的,用的都是庄子,因为庄子相当于儒家的孟子,老子相当于儒家的孔子。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父子两代,大家都知道“外示儒术,内用黄老”。

在近百年中,许多著作,注意不是全体的著作,在讲到黄老之治,以老子为根本,而老子又主张“无为”,因此就认为这些了不起的帝王是“无为之治”,那他们怎么解释“无为”呢?当皇帝什么都不管即“无为”,既然什么都不管,那又管什么呢?难道只管吃饭吗?这样解释“无为”,真是莫名其妙。其实,汉唐“内用黄老”的用法,就是庄子这一段,这是他的精华所在。我们要了解,老子所讲的“吾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三宝”这个名词是老子先提出来的,后来佛家讲佛法僧三宝。

老子讲的这“三宝”,是老子做人做事的三个秘诀,小至于个人,大到天下国家都一样,“曰慈”,儒家解释为仁爱;“曰俭”,它不仅是指省钱,还包括了省精神,和一件事情的简单化,简单明了就办好了一件事,这是俭的道理;“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讲永远跟在人家后棉吗?不是,它指万事不要突出,因势利导的意思。不因势利导永远也做不好事,譬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出的问题更大。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现到那衰微的下游,稍稍一引导,顺着水势一带,就引进了河川渠川。

这是因势利导,中间应用起来方法当然很多。这也是后世太极拳“四两拨千斤”的原理,也是兵法上讲的“以弱胜强,以寡击众。”这些都是老子无为之道中,“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里面变化出来的。无为之道是对做领导人讲的,但领导人做不做事呢?国家大事,一切都付之于法治,“以刑为体”。法治的精神并不一定是讲法律,用现在观念讲就是一切归之于制度化,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等于说上面的领导人手指头动一动,下面就跟着正常动起来了。

所以省力少,成事多。这是“无为”的道理。注意,我们看到“刑”字,不要完全归之于法律,这就要了解历史了,完全依赖法律,在我们历史经验上很多,结果天下大乱。如果相反的,不重法治,天下也大乱,这就是运用之妙了,很难掌握。事实上,在历史鼎盛的时代如汉唐,真正的引用就是庄子这一段,还包括了《外篇》《杂篇》所有的东西。

对于这一段,在我们文化史上还有一个东西必须了解。我们都知道,中国法家的学说出自道家。法家是非常残酷的,尤其历史上记载的,法家用法治世,太严格了,就变成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完全讲法治的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归于《酷吏》的传记中。我们看了这些非常残酷的酷吏,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道家是讲道德,将慈悲,讲清静无为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偏差呢?

我们知道,一个修道人,一定非常注重道德,因为注重道德,就会对人对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个严格的结果就是法治的精神。譬如佛家的戒律,本来我们学佛很解脱,头发也剃了,衣服也换了,一切都放下不要了,本来很自在,但是真出了家,反而不自在了,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守住戒律。戒律是一个道德的规范,对自己要求管理得很严格,就产生了法家的精神。所以法家在中国文化思想上,它就是戒律,是对整个社会,对全民的戒律,用之太过就变成酷刑了,用之适当才好。所以法家自适最重要。

所以庄子提出了“以刑为体,以礼为翼”,那么光“以刑为体”行不行?不行,还必须“以礼为翼”,因此儒家有两句话,孔子讲的很彻底:“徒善不足以为敬,徒法不足以自刑”。光讲道德,劝人为善,那可以做宗教,宗教就是如此,宗教家认为,宗教推行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这个理想很高,实际上做不到的,“徒善”会搞得一塌糊涂,所以辅助必须要有法治。如果光信赖法治,“徒法不足以自刑”,路也会走不通。我们懂了孔子这句话的思想,对于“庄子”“以刑为体,以礼为翼”的道理,就知道儒家道家完全是一样。

庄子又对这四点加以引申:

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

不论个人的自修也好,或国家的政治也好,为什么以刑为主呢?道理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现在这里是讲如何做法,“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刑法为主不能过分,过分就流于酷吏的做法。“绰乎”就是很轻松很自在之意,不是严刑重法。刑法重,法令太严密,就是严刑重法,这在我们文化史上,历来认为是一个错误的时代。严刑重法不是法家真正的中心。所以“以礼为翼者”,以文化的精神作辅翼,垂之于万世的精神。

“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什么叫“知为时”呢?就是要知道进退存亡之机,“不得已”,就是只好这样做,不能不这样做。“不得已”有两个观念,第一,用儒家来讲,孔子想救世,明知道这是救不了的时代,他还是要去做,所以尽其一生都是救世,每个宗教家都是这样,这是“不得已于事也”;第二,知道事情没有办法做,就恰当好处,适可而止。“知”是两方面的应用。

“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至于丘也”的“丘”,不是指孔丘,是指象山一样堆起来,以道德为标准,以道德为规范,这个标准很高,象山丘一样。“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这句话是庄子在这一段这一篇中的点题,了解了这句话就明白了怎样叫修道。如学佛之人,又要修戒,又要修慧,又要修定,又要吃素等等,每一个宗教徒好象都是忙得不得了。一般人认不清楚,认为这样忙碌这样努力才是修道,都是只看外形。真正一个修道的人,他入世处事,日理万机,外表看起来忙得不得了,但他的内心什么事都没有,很逍遥很自在,这就叫无为之道,因为他处理一切都有一个制度一个规范,都弄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