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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宪问第十四

仁,是一种人生逻辑

原文

《宪问篇第十四》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华杉详解

“宪问耻”,原宪问老师,什么是可耻。老师说,国家有道,明君在上,言听计从,正是君子有所作为之时,但若在这个时候,只是做官领取俸禄,却干不成什么正事,这就是耻。反过来,国家无道,上无明君,下有奸臣,这时候,君子当明哲保身,隐退而去,但若还是尸位素餐,同流合污,那就是耻。

原宪这个人,出身贫寒,个性狷介孤傲,不肯与世俗合流。对于他来说,邦无道,不同流合污是没问题的。但是在邦有道的时候,他也比较缺乏与人合作共事的性格和能力。朱熹注解说,孔子跟他说这话,是既肯定他的不同流合污,又激励他要进取有为。

孔子为鲁司寇时,让原宪给他做家宰,给他九百斛的俸禄。原宪推辞不要。我不知道这段对话,是在孔子让他做家宰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之前,是不是原宪觉得,既然老师说尸位素餐可耻,我不拿工资,不就不会有耻了吗?孔子当然不会同意他这种荒唐想法,说你不要,你拿回家分给乡亲们嘛,反正这俸禄你必须得领。

原宪也没想想,他做家宰的不拿工资,不是给其他给老师干活的同学们找难受吗?这就是他的狷介之处。

原宪又问仁:克、伐、怨、欲,这四条都不去做,可以算是仁了吗?

“克”,是好胜。“伐”,是自夸,前面《公冶长篇》有颜渊言志:“愿无伐善,无施劳。”我希望自己有善事不张扬,有功劳不夸张。“怨”,是怨恨。“欲”,是贪欲。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四条都不去做,算是仁了吗?

孔子说,这只能算是难得,是不是仁,我还不敢说!

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是人最常犯的毛病,没有四条都犯,至少也得犯两条。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做到四条都不犯,那实在是太难得了,那是力足以胜私,刚足以胜欲,了不起!但是,你是把这些毛病都压制住了,却啥也不干了,又怎么去行仁德呢?

仁者胸怀天下,志向高远,追求不一样,则别人所好胜的、自夸的、怨恨的、贪恋的,对他价值都不大,对他都不是问题,他不被这些东西所羁绊。同时,他又能包容万物,包容他人的好胜、自夸、怨恨、贪欲,所以他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但他这个邦有道的标准,并不是很高,只要你说真话,干正事,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就行了。

仁,是一种人生逻辑,原宪并不在仁的境界,仁的逻辑里,他不是不同流合污,而是不能合流于世,什么他都看不惯。那你把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克制住,自己回家待着,啥也不干,那怎么能算仁呢?

不拿工资是一次,问耻是一次,问仁是一次,老师不断地开示他,原宪却听不懂,不会追问。老师呢,你不问,他也不往下讲了,知道你没进入逻辑,讲也没用。孔子在世时,原宪就跟着老师。孔子去世了,他就在鲁国隐居,极为贫困。子贡去看他,他住在一个窄巷子里,子贡的大马车开不进去,只能下车步行。原宪戴着个桦树皮帽子,穿个草鞋还没鞋跟,草拖鞋,拄着个灰菜秆的手杖出来迎接。子贡吓了一跳,脱口而出:“你是不是生病了?!”原宪的反应,《庄子》是这样记载的: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

原宪抢白子贡说:“没有钱,那叫贫。学习了道理却不能实行,那叫病。今天我是贫,不是病。观望世俗的好恶而行事,结党营私而交友,学习是为了别人的赞誉,教导别人是为了有利于自己,失掉了仁义,装饰了车马,那是原宪我所不忍为也。”

原宪一番话,庄子说子贡逡巡而有愧色,浑身不自在。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子贡“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不高兴,走了,终身都以自己说错了这句话为耻。

“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原宪是不忍为,但假如他“忍为”,子贡能做到的事,他做得到吗?孔子不是庄子,他不会同意庄子赞原宪而贬子贡的记载。原宪不是仁,他只是“难”,子贡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学而不能行谓之病”,那老师教他的,他学到了吗?这就是他的病,他自己不知道啊。

有志之士,终身进取,不要“安全感”

原文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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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士志于道,居不求安,因为他的志向很大,顾不上,也不关注生活条件,怎么方便怎么来。如果贪恋安逸生活,念念不舍于宫室器物之美,沉湎于声色货利之私,那就不是士了。

这个历代故事很多,第一个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他做落难公子时,流亡到齐国,齐桓公把美艳的宗室之女姜氏嫁给他,还陪嫁了大笔财富,包括二十辆马车,把他安排在了温柔富贵乡中。重耳已经流亡了十几年,在齐国重得富贵,他乐不思晋,也不想复国大计了,一心享受生活。

他不进取了,那跟他流浪十几年的人怎么办哪?狐偃、赵衰等人密谋,也得到重耳之妻姜氏的支持——她也不想要一个没出息的丈夫——将重耳灌醉。然后拖上马车,快马出城,离开临淄,踏上复国之路。姜氏在劝导重耳时说:“行也!怀与安,实败名!”走吧!怀恋安逸生活,就会毁坏功名!这和孔子的话是一个意思。

第二个例子,是战国末年秦国大将王翦,他率六十万大军出征灭楚,秦王嬴政送他到灞上,他临行反复絮絮叨叨向秦王“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嬴政大笑。出关前,王翦又连续五次求赐美田,部下亲信都看不下去了,说王将军您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王翦说:“举国六十万大军都在我手上,我不显示我关心的只是田宅子孙,难道让秦王怀疑我胸怀大志吗?”

明代《幼学琼林》里面的话,“求田问舍,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有志之士,终身进取,不要“安全感”。一个公司钱多了,高管中层个个富足,就腐朽了,基层员工就没盼头了。这就要有新的志向和冒险。宁肯死在路上,不可死在床上。人要永远前进,才有活力,没事干,所谓享受生活,身体的新陈代谢都没了,就腐烂了。组织也一样,要永远能冒险,能进取,保持不安全,保持新陈代谢,否则,就会成为一个腐朽的官僚组织,等死。

不安全,比安全感重要!不安全才有精神,有生命力。

不管国家有道无道,我的观点不改,我的言行可以改

原文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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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是高峻的意思。“孙”,同“逊”,卑顺的意思,俗话说的“装孙子”。

孔子说,君子处世,一以贯之,不管国家有道无道,我都坚持我的观点,不会你说啥就是啥。但是,我的观点不改,我的言行可以改。改言行,是为了明哲保身,保护自己和家人。之前孔子评价宁武子“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愚蠢,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国家有道,宁武子就出来当官做事,发挥他的智慧;国家无道,他就愚蠢得跟个傻子似的,在家待着,啥也不说,啥也不干。他的智慧,别人能赶上,他那装孙子的功夫,谁也赶不上。所以“愚不可及”前面有个“其”字,中间再标点一个逗号——其愚,不可及!

这里孔子又说这事,如果国家有道,无论言行,都不需要顾忌,危言危行,不仅行为要坚持原则,说话也不能客气,不能苟且,批评意见一定要说出来,否则就是谄媚,就是乡愿。前面说过,乡愿是德之贼,如果好人说你好,坏人也说你好,你肯定和坏人有苟且;如果你从来不得罪任何人,你肯定不是好人。

反过来,如果国家无道,那是坏人掌权,你做事的原则要坚持,但说话就要注意,这是注意避祸。荀子讲臣道:“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短,以为成俗。”如果你在暴政之国,无法躲避,你就挑他好的说,他不好的地方你不批评。他做失败的事,你更不要提。他的所长,你赞颂他;他的短处,你不要指出来。荀子的意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始终保持“正能量”。

张居正说:“行无时而不危,君子守身之节也;言有时而可逊,君子保身之智也。”不过他是宰相,是当权者,不希望国家出现这种情况。他给小皇帝讲课说:“然有国者而使人逊言以苟容,岂国之福哉!”在下位者,谨言保身;在上位者,要鼓励大家说话。管理学上说,如果公司出了坏事,老板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就糟糕了。

有德的人一定能说,能说的人未必有德

有德之人也一定爱说,不爱说,也是不仁,因为你不愿意帮助别人啊。

原文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华杉详解

孔子说,有德之人,一定能讲出道理,有阐发道理的名言警句;反过来,能讲出道理的人,却不一定有德。同样,仁者一定有勇,而反过来,有勇的人,却不一定是仁者。就是说,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

有德之人,一定能说。因为德是内,言是外,张居正说:“和顺积中,而英发于外,敷之议论,必然顺理成章而可听,是言乃德之符也。”和气顺理的思想感情在心里,自然散发出英气正气,说出一番议论来,顺着那道理,自然成文章,人人爱听,所以言语是品德的符号表现。

反过来就不一样了,能说的不一定有德,他说的话,他自己都没有认真对待,没有自己先践行,甚至自己都不信,他说话是为了说服别人,是怀有影响他人看法和行为的目的。因为他觉得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可能能说服对方,他就把这个道理、这个逻辑搬出来。而这道理,这逻辑,对不对,成立不成立,他自己并没有认真想过。如果搞不定,他马上会搬出另一个逻辑、另一番道理。所以他说的,都不是自己心里自然散发出来的,是根据情况在外面搬来的。这个可别以为是说别人,我们自己就经常这样,因为说服他人、操纵他人的目的太急切,就经常自欺欺人,而且习惯于自欺欺人,说一些自己都不信、不做的道理。所以每跟人讲一个道理之前,先问自己两个问题:

一、这话,我自己信吗?

二、这话,我自己愿意照着做吗?

养成问自己这两个问题的习惯,是很好的修身方法。

有德者,不仅能说,而且必须爱说。不爱说,也是不仁。荀子有一段话,把这个问题更推进了一步:“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如果你以贤明的先王为榜样,传承文明礼义,结交饱学之士,却不爱说话,那你一定不是诚士,你心不诚!没有诚意去帮助他人,没有诚意去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有德的君子,一定有志于言,行安于言,快乐于言,所以君子一定要为大家辨明是非。这就是现在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了。是君子,就一定要做公共知识分子。蜘蛛侠说“能力越强,责任越大”,有知识的人也一样,知识越多,越有责任把知识贡献给社会,这就是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也是宋儒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再说“仁者必有勇”。张居正说,勇是仁之发,仁者虽然不以勇敢自许,但是“心无私曲,正气常伸”,临事之际,自然见义而勇为。勇者就不一定了,他可能一时血气之勇,和仁没有关系,甚至是不仁。

不要做与众不同的人,要做大家都能接受的人

原文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ào)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华杉详解

南宫适,适,音kùo,是孔子弟子,在前面《公冶长》篇出现过,能谨言慎行,孔子说他“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靠谱,可靠,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羿”,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后羿射日的羿。历史上有三个羿,一是帝喾的射师,二是唐尧时射日的后羿,这里指的是第三个,夏朝诸侯,有穷国君主。当时夏帝太康无道,沉湎于游猎,经常一走几个月都不回家。羿就发动政变,把太康挡在界河之外,不让他回国,立他的弟弟仲康为君,自己实际控制了夏朝政权。但羿自己,也和太康一个毛病,“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兽”,也是个打猎控。弃其良臣武罗、伯姻、熊髡(kūn)、尨圉(páng yǔ)而信寒浞(zhuó)。让寒浞做自己的国相。寒浞发动政变,杀掉了羿,夺了羿的家室,并代夏,自立为帝。所以南宫适说羿仗着自己善射强大,结果却不得其死。

“奡”,是寒浞的儿子,或者说,是寒浞和羿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寒浞袭有穷之号,因羿之室,生奡及豷(yì)”。寒浞跟着羿姓,直接搬进他家去,把他的妻妾家室全接收了,生了奡和豷两个儿子。

奡是著名的大力士,史书说他能“陆地行舟”。这里说的“奡荡舟”,荡,本身是打仗的意思,左右冲杀叫荡阵,《晋书》上有军歌:“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荡十下,就刺倒十人,谁也挡不住!这奡能荡舟,一是能水战,二是能陆地行舟,陆地上也能把船荡起来,那他的神力不得了!

寒浞“使奡帅师灭斟灌、斟寻,杀夏帝相,封奡于过,封豷于戈”。但奡也有一个毛病,“恃其诈力,不恤民事”。当初奡杀夏帝相国的时候,来自有仍氏的夏妃叫后缗的,回到有仍国,生下一子,叫少康。另外一个夏朝遗臣叫靡的,先跟着羿,羿死后,逃回有鬲氏,收拾忠于夏朝的势力,杀掉寒浞,立少康为帝,夏朝复国。少康灭奡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氏就亡了。所以奡也不得其死。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禹治水的禹,他治水有功,舜将帝位禅让于他。所以禹没有什么强力,躬行奉献,而有天下。稷,是后稷,是最早开始种稷和麦的人,是尧帝的“农师”,负责教民耕种。说后稷耕而有天下,不是他自己,因为尧的帝位是传给了舜,不是他。是指他的后代周文王,周朝是他的子孙。

南宫适说,羿和奡,仗着自己强大,最后却都死于非命。大禹和后稷,只是治水耕田,却拥有了天下。夫子不答,孔子不接他的话。孔子为什么不接话,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南宫适这是赞美孔子,意思孔子也和大禹后稷一样,所以孔子不接话。这差不多也说中了,中国历代帝王家族走马灯一样换,孔子家族作为“素王”,一直到民国,还有“衍圣公”称号。第二种说法,南宫适是影射批评当时的当权者,仗着强力,也有不得其死的危险,所以孔子心中认同,表面却不方便接话。

南宫适出去后,孔子就夸赞他:“南宫适这个人,好一个君子!南宫适这个人,真是尚德不尚力!”

大禹和后稷的福报,也不只是德的福报,更在于能力,在于对社会的价值。中华文明的诞生,和成为大一统的国家,与治水有直接关系。因为要驯服黄河这样一条巨龙,需要整体的规划,庞大的组织动员,和统筹指挥所有部落的人力、物力、财力,大禹就完成了这一伟业,所以,他不领导国家,真没人能领导国家。后稷呢,国家即社稷,农业立国,农业第一,而他是举国第一农业专家,他的子孙有国,也是大家认同接受的了。

我们喜欢喊口号,要做一个“强者”,或者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都是误区。你认为你强,别人不服,非得跟你比比到底谁是强中强,那就容易不得其死。你要与众不同,干吗要与众不同,怎么个与众不同呢?把头发染成红色,还是鼻子上打孔穿个鼻环?与众不同不是价值。

不要做强者,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者;不要做与众不同的人,要做大家都能接受的人。

仁是满分,君子也永远打不了满分,只能不断趋近

原文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华杉详解

“仁”,是全德。君子有志于仁,但是毫忽之间,心不在焉,一没注意,可能就人欲间发,天理间断,有不仁之行。颜回那么完美,也只能“三月不违仁”,坚持三个月,总也得出一回毛病。所以说君子也有不仁的时候,反过来呢,小人就完全不可能成为仁者。后儒有的把后一句解成小人不可能有仁,这太绝对了,小人也是人,是人就有良知,就有天良,怎么会没有仁呢?不管君子小人,都是人,只要不牺牲自己利益,都愿意做好事。这句断句不是“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是“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不是小人没有仁的时候,是小人不可能成为仁者。仁者是100分,君子也永远打不了100分,只能不断趋近。小人从来就不及格,不可能侥幸有100分。

原文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华杉详解

“劳”,是劳苦之事。“诲”,是教诲,是规谏之言。孔子说,爱他,能不教他劳苦吗?忠于他,能不规谏教导他吗?张居正说,爱他,比如父母之于子女,不能溺爱,而必须为他的将来着想,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禁其骄奢淫逸之行,责之以忧勤惕厉之事,不可姑息溺爱,反而误了他的前途。劳之,正所以成其所爱,哪能爱之而不劳之呢?

忠呢,比如忠君,如果阿谀奉承,百依百顺,最后陷君于过,以至于覆亡之祸,那不是忠。真正的忠臣,敬君忠君,为君上谋划也周详,或陈说古今,或讥评时事,不避拂意犯颜之罪,而务必竭尽劝谏辅德之诚,因为他的心里非常希望君上能成就尧舜之德,而不忍心以缄默取悦而事之。

反过来,如果我是为人子者,就不要怕劳苦,父母让我劳苦,那是爱我。我若怕劳怕苦,就是不自爱。如果我是为人君者,是做领导的,就不要拒绝部下的规谏。据谏,就不能劝忠,就是不鼓励忠诚。做领导,不鼓励大家忠诚,那还怎么做领导呢?父子君臣之间,贵在各尽其责、各尽其道而已。

领导者知人善任,小伙伴同心共济

原文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华杉详解

这里是说郑国执政子产,知人善任。为命,是撰写外交辞命。郑国在今天河南郑州一带,处于晋楚大国之间,四战之地,用子产的话说,叫“国小而逼”,是挤在大国之间的小国。小国的生存,在大国之间找均衡,讲信修睦,解纷息争,外交就尤其重要。郑国将有诸侯外交大事的时候,子产先让裨谌写草稿,立其大意,因为裨谌善于谋划计略,让他先定方向、定原则、定办法。裨谌写好之后,给世叔讨论,这里的讨论,不是我们现在几个人一起开会讨论,就是他自己研究论证,因为世叔博通典故,他来引经据典,加以义理论断、历史证据、理论高度,拔高一下。世叔弄完,再交给行人子羽。行人,是奉使的官,负责出使的外交官,最后辞命是他去送,话是他去说的,子羽将稿子反复诵读,在用词、语气上进行修饰,让自己能说顺溜了。子羽改完没问题了,最后再给东里子产。东里,是子产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郑州市,古人用一个人居住的城市来称呼他,代表对他的尊敬,这个习惯一直到民国,比如段祺瑞叫段合肥,袁世凯叫袁项城。三位大夫稿子写完了,最后还要交给子产,最后润色,令其思想方针,辞藻文采,都能到位,令人信服,还让人舒服,这才发文出使。所以郑国的外交,很少有不成功的。

做领导的,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子产不是简单地把一项工作交给一个人,因为一个人能力有限,长处不同,你只指望他一个人,杀了他他也做不好,怨他又有什么用呢?但很多领导就有这个毛病,认为我交给你的工作,你就该给我办好,却没有想过自己,我交给他,他没办好,首先不是我交错了人吗?所以交办工作时,就要有规划,谁完成哪一部分,怎么组合团队能最好地完成任务。反过来,我们也看到裨谌、世叔、子羽三人,同心共济,毫无猜忌,裨谌不会觉得你世叔改我的文章,显得我不如你,我不高兴;世叔也用不着跟裨谌说不好意思。每个人都有体国之诚意,忘己之公心,这就是天使团队。

孔子论子产、子西、管仲

原文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华杉详解

这是弟子们请孔子评定当时的三个人物。先问子产,孔子说,子产听郑国之政,德惠于民,是个恵爱之人。问楚国令尹子西,孔子说,他呀!他呀!别提他了!问管仲。孔子说,这个人呀!是个人物!他夺了伯氏三百户大邑,归了自己,但伯氏心服口服,穷困潦倒至死,也没有怨言。

为什么要问这三个人呢,因为这三个人,都有点矛盾的事迹,有点争议。子产是法严而掩其德爱,他的德政是没得说,对郑国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但是,他严刑峻法,又把刑法铸在鼎上,是第一个把刑法公之于众的人。对人民,他刑法严厉,对贵族,他打击强宗。开始时大家都不习惯。但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二年之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无需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敬执丧葬之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壮年痛哭失声,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孔子也为他垂涕,说他是“古之遗爱也”,是古人仁爱的遗风。

对于为政是该严,还是该宽,子产在临死时对子大叔说:“我死之后,你一定执政。唯有德行极高者,才能以宽服民。咱们德行不够,就不如严刑猛法。那火很烈,人们望而生畏,所以很少有投身到火里被烧死的。水呢,很温柔,人都不怕,都想亲水、玩水,所以年年都淹死人。所以为政太宽,一定出问题!”

子大叔性格宽厚,没有听子产的。子产死后,他执政宽松,郑国很快就乱了,盗贼蜂起,他赶紧又严起来,才稳定治安。

子产严刑峻法,但对言论却很宽,留下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乡校是乡民聚会议政的地方,有很多不满的意见。有人想把乡校毁掉,子产却不同意,他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正好听听大家意见,大家赞同的,咱们施行,大家不赞同的,咱们改正,不正是我的老师吗?

第二个问楚国令尹子西。子西的事迹呢,首先是有复国之功,吴王阖闾攻陷楚国国都,楚昭王流亡,在复国战争中,子西立下大功。其次是有让国之贤,楚昭王临死让位于他,他不接受,与另几位公子一起立昭王之子章为楚惠王。但是孔子为什么不评价他呢,就说“他呀!他呀!”别提了!

不提,有两个原因,一是说,子西能让国,但是不能劝楚王去除僭越的王号。因为春秋时代,只有周天子是王,其他都是公侯伯子,唯有楚国,自己称王,孔子认为他是僭越,应该去除王号。楚人先祖鬻熊辅佐周文王灭商有功,周成王念其功劳,封鬻熊曾孙熊绎为子爵。所以孔子著《春秋》,里面不称楚王,都叫“楚子”,你们家是子爵嘛。第二个原因,比较具体。当初楚昭王招聘孔子,甚至要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被子西阻拦了。子西对昭王说:“您能出使诸侯的大夫有赶得上子贡的吗?”答:“没有。”“您的辅相有赶得上颜回的吗?”答:“没有。”“您的将帅有赶得上子路的吗?”答:“没有。”“您的官尹有赶得上宰予的吗?”曰:“没有。”“那我们楚国的祖先封于周,号为子爵,地方不过五十里。今天孔丘述三皇五帝之法,明周公召公之业,您如果用他,还给他七百里封地,楚国还能安享世世堂堂方数千里大国吗?当初文王在丰,武王在镐,不过区区百里之地,而最终王天下。孔丘若得了七百里,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就改主意了,并于当年秋天去世。孔子就失去了这次施展的机会。所以,子西这个人哪,别提了!

第三个人,问管仲。前面我们讲,孔子说过:“管仲之器小哉!”他虽然功勋卓著,但是器局德行还是不够。但是,这里孔子又说,不能以他器小而昧其大功。举了一个例子,伯氏犯罪,齐桓公夺了他三百户的封邑,转而封给了管仲。伯氏应该怨恨管仲吧?但是他心服口服,至死也没有怨言。可见他的功德,大家都是服气的。三国时,诸葛亮有同样的故事,他废了两个人为平民,但两个人都服气,诸葛亮死时,两个人都痛哭流涕。这两个人,一个是廖立,自称诸葛亮第二,才高气傲;另一个是李严,也是名臣。他们虽然被废,一是自己有罪,心里明白;二是只要诸葛亮执政,需要时还会用他们,他们还有希望。诸葛亮一死,就永远没机会了。

用人需要对人对己都有所了解

原文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华杉详解

贫穷的人容易生怨言,怨天地,怨父母,怨社会,怨政府。富贵的人呢,容易骄傲放肆,俗话说:衣裳角摆起来都能打死人。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容易犯的毛病。但比较而言,要富贵的人做到不骄纵,比较容易,富而知书礼,稍微懂一点事,就能管住自己。要贫穷的人没有怨言,就很难,因为毕竟逆境时时在折磨他呀!孔门弟子,颜回很贫穷,子贡很富贵。如果把他们俩角色交换一下,颜回能安享子贡的富贵而不失礼,子贡则不一定能在颜回的破屋子里安贫乐道。

前面讲冉有问孔子如何治理卫国,孔子说“富之,教之,劳之”。可以和这一句相参阅。必须先解决富的问题,否则就是民怨沸腾。富之而后教之,富而知书礼,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就和谐了,还不能让他们闲着,保持劳动,就不会腐朽。

原文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华杉详解

孔子说,孟公绰,如果在晋国的赵魏两家做个家老,那是绰绰有余。但如果在滕、薛这样的小国做大夫,他能力还不够。孟公绰,是鲁国大夫,孔子非常敬重的有德之人,为人清净寡欲,但才干不足。他若在大国大夫家做一个家老,只是以德服人、垂拱而治而已,具体事都有具体人办,他正好做个领导。但如果是在滕国、薛国这样的小国做大夫,那是任一国之政,事务繁多,时时要决策,事事要躬亲,那他的才干就不够了,非干砸了不可。

用人不仅要用人之所长,还要看你自己,是在什么阶段、什么环境。这就像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创业成功了,开得起高薪了,就马上想去挖知名大公司的高管来,以为我高大上了,要找高大上的人。高大上的人来了,结果你发现,他在原来公司干得好好的,到了你这儿,什么也不会了,为啥?韩魏家老,做不了滕薛大夫呀!

人无完人,完人的标准:智、廉、勇、艺,再加上礼乐

原文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华杉详解

“成人”,成德之人,相当于完人。子路问老师,完人的标准是什么。孔子说:能有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公绰那样的清廉无欲,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多才多艺,再能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也可以算完人了吧。

看样子这完人的标准不低,要把臧武仲、公绰之、卞庄子、冉求四位君子的优点全加起来,还要再加上礼乐,才能算完人,而且孔子最后说的是“亦可以为成人矣”,差不多可以算,还并不是很肯定是。

西汉刘向编的《说苑》里有一段颜渊问完人:

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音chì,整顿,整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成德之人的品行,是深明人情、人性之理,通晓万物发展变化规律,了解无形世界与有形世界相互作用之缘故,察知气息流变之根源。像这样就可以说是成德之人了。既然知道天地自然规律,就会以仁义指导行动,以礼乐规范自己的言行。身体力行仁义礼乐,是成德之人的品性特征。穷知事物神妙之理,通晓万物的发展变化,这是美德隆盛的必然。

可见孔子跟颜回说的,是成德之人的定义标准。给子路说的,是降一等,举例说明,这几个人的优点加起来,再加上礼乐,也可以算吧!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人的事迹:

“臧武仲之知”。史称臧武仲矮小多智,号称“圣人”。他辅佐鲁成公、鲁襄公,德才兼备,后来不容于权臣,逃到齐国。齐庄公重用他,要给他田地,他却能预见到齐庄公不能长久,想办法拒绝了庄公的赏赐。后来齐国政变,庄公被杀,臧武仲没有受到牵连。所以臧武仲之智,既能成事,又能避祸。

“公绰之不欲”。孟公绰,也是鲁国大夫,前面孔子说孟公绰可以做韩魏家老,不能做滕薛大夫,因为他的廉洁足以服众,而他的才具不足以在一线处理具体事务。

“卞庄子之勇”。卞庄子特别孝敬,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出阵打仗,他三战三北,三次都先往后躲,逃跑。大家都看不起他,国君也辱骂他。他母亲去世后三年,又赶上和齐国打仗,他请战上阵,先斩了一个首级回来,献给主将,说,这是还您我第一次逃跑的;又去斩了一首级献上来,这个还第二次;再去斩一首级献上来,这个还第三次。主将说,好了好了,注意安全,别那么拼命。卞庄子说:“我三战三逃,是因为母亲还在,我要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现在母亲不在了,我不敢偷生。”重新杀入地阵,杀数十人而死。

“冉求之艺”。冉求多才多艺,长于政事,还有军事天才。总之他的本事多得很,做季氏家宰,多有军功政绩。但季氏干好事他帮忙,干坏事他也相助,所以孔子经常骂他。

这四个人的智、廉、勇、艺加在一起,智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应事,再节之以礼,和之以乐,则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文质彬彬,就是成德之人了。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算了!算了!”孔子跟子路说的,已经比跟颜渊说的降了一等,但还是实在想不出谁能做到,还是算了吧,孔子接着说:“对今天的成德之人,标准也不要定那么高了!能见到利益的时候,想想自己该得还是不该得;见到危险的时候,肯付出自己生命,就像《礼记》说的,‘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久要”,要,就是约。“平生”,少年时候。时间过去了很久的承诺,少年时候说过的话,也不要忘记兑现,这就算完人了!

做人,要的不是做人的智慧,而是做人的诚意

原文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华杉详解

孔子向公孙贾问公叔文子的为人:“真的吗?听说他老人家,不言语,不笑,不取利?”公明贾回答说:“传话的人说得过了。他老人家不是不说话,是到了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所以人家不讨厌他的话;不是不笑,是高兴了才笑,所以人家不讨厌他的笑;不是不取利,是应该取的才取,所以人家不讨厌他的取。”

公叔文子,是卫国名臣,孔子曾说:“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卫国当时在卫灵公治下,灵公有点稀里糊涂,但是君子贤臣甚众,他也能稀里糊涂地用他们,所以卫国政治还不错。这里说到公叔文子的修养,就像《中庸》里说的致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公叔文子,就达到中庸的境界了。

孔子说:“其然,岂其然乎?”其然,美其能然;岂其然乎,疑其不能诚然。他能做到这样,真是不错!他真的能做到吗?孔子还是不太相信。

原文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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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武仲,就是前面说“臧武仲之知”,那个智慧的鲁国大夫臧武仲,名字叫臧孙纥。他因为得罪了孟孙氏,逃离鲁国,先逃到邾,然后折回他自己的封地防,给国君写了一封谦卑的信:“我的罪,还不至于不能祭祀家庙,我也没有想危害国家,只是智慧不够,让人猜疑。事到如今,也不敢再提什么要求,只是希望能让我的后人,还能守着祖坟和家庙,不要绝了祭祀!请答应我这点小小的请求,我一定离开鲁国!”鲁君继续封他的后人在防,他离开鲁国,到了齐国,还得到齐国重用,颇有建树。

孔子说,臧武仲实际上是据城自守,他说他不是要挟国君,我不信。他卑辞请封后人,潜台词则是你不答应我,我就要铤而走险,别把我逼急了而已。那封地本是国君给封的,有罪,就该听凭国君处置,哪能据城请封呢?

孔子的标准,是完全站在国君立场了。不过,从这件事,我们确实可以对臧武仲的智慧,又加深一层认识。他在齐国有功,齐庄公要给他封地,他能看出齐庄公自身难保,要和他保持距离,托辞拒绝了庄公的封地。所以后来庄公被杀,没他什么事。而之前在鲁国,他又敢据城要挟鲁君,为子孙保存家业。这臧武仲的智慧拿捏,谁也比不了!

但是,他那么大智慧,怎么还是在鲁国混到待不下去的境地呢?《左传》最后记载孔子评述,仲尼曰:“知之难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夏书》曰:‘念兹在兹。’顺事、恕施也。”做人的智慧,是很难的啊!臧武仲智慧到顶了,还是不能在自己的祖国容身,那也是有原因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他游走于权臣之间,阿谀谋利,没有守忠恕之道。所以《夏书》说“念兹在兹”,念念不忘在哪里啊?在自己身上,处理每件事,都当它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这事如果我是当事人,我希望怎样,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做事顺着那事理,施之于人者守着恕道。

做人,要的不是做人的智慧,是做人的诚意。智慧再高都不够,都做不下去,只有诚意能做下去。

王道靠仁义,霸道靠实力

原文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华杉详解

“谲”,诡诈,玩弄手腕。齐桓晋文,是春秋五霸前两位,孔子评价说,晋文公诡诈,好耍手腕,作风不正派。齐桓公不耍手腕,行得正。

朱熹注: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谲,诡也。二公皆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虽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彼善于此。文公则伐卫以致楚,而阴谋以取胜,其谲甚矣。二君他事亦多类此,故夫子言此以发其隐。”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诸侯盟主,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保护中华世界,维持国际秩序,尊崇周天子。但以王道霸道的标准,他们都是霸道,不是王道。孟子说王道霸道的区别,霸道靠实力,地方千里,带甲十万,有多大实力,就霸多大地盘。王道呢,不靠地盘大小,汤以百里,文王以七十里,都是小国,但行仁义而天下归心,最终拥有天下。所以朱熹说齐桓也好,晋文也好,尊王攘夷,都是旗号,都是为了自己称霸,成就霸业,是“以力假仁,心皆不正”。

但霸道也分档次,档次就在于是你是靠实力维护公道,还是老耍手腕压服他人。齐桓公所作所为,光明磊落,让人没话说。晋文公呢,手腕就用得太多。

朱熹举了伐楚的例子。同样是伐楚,齐桓公兴师理由很简单:“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你不守规矩,该向周天子进贡的青茅,你不进贡。祭祀要用青茅来过滤酒中的渣滓,你不进贡青茅,酒都弄不了。当初周昭王南征,向你兴师问罪,却没能活着回来,这我也要问问你!楚王回答说,没有进贡,确有此事,这是我的过错。昭王为什么没回去,就不是我的错,你去问汉水吧。因为昭王是回国路上自己淹死的,不是在战阵上。楚国顺服,恢复进贡,齐桓公就收兵了。

晋文公也伐过楚,但他的过程就非常复杂,中间手腕繁多,阴谋诡计不断。先是楚国伐宋,宋国向晋国求救。晋文公开始时犹豫,不敢和楚国硬碰,后来又觉得这是称霸中原的机会,决定兴师。他用了围魏救赵之计,先是攻打楚国的盟国、姻亲,卫国和曹国,把这两国打服了,又用外交手腕,纵横捭阖,裹挟了秦国和齐国,形成秦、晋、齐三国同盟,逼得楚军解宋之围,来找他决战,最后在城濮之战,打败了楚国。

《孙子兵法》里有一句话:“兵者,诡道也。”晋文公就是诡道特别多!但从他和齐桓的比较来看,他的实力优势有所不足。齐桓公有压倒性的实力优势,我就是要当你们的大哥!维持秩序,我该打谁就打谁,但我也绝不欺负谁,不占谁便宜。晋文公没有那么大优势,他就要使出浑身解数、各种手腕了。

齐桓公还有一个事迹,燕国受到山戎攻打,齐桓公无条件驰援,帮助燕国打退山戎,燕国国君非常感激,亲自送齐桓公回国,走得高兴,不知不觉走出了燕国国境,走到齐国境内了。齐桓公说:“哎呀!坏了规矩!国君送客,是不能出境的,只能送到边界啊!”怎么办呢?齐桓公马上和燕国重新划界,把脚下的土地,划给了燕国。这就是齐桓公的做派。他类似的事迹很多,兴灭国、继绝世,保存弱小诸侯国的血脉,包括为被狄部落攻灭的卫国另筑新都,为沦陷的邢国另筑新城,收集残民等等。“尊王攘夷”这口号,是他提出来的,即尊奉周朝天子,抵抗周边蛮族的侵犯,保卫中华文明与和平。他始终保持对周天子的谦卑,每次会盟和军事行动,都恭请周天子派特使莅临首席,以表示自己的作为是尊奉中央政府的诏命而替天行道。而晋文公呢,他在确定其霸主地位的践土会盟中,以臣子的身份召令周襄王亲自来参加,孔子评论这个违反传统礼制的行为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

两人最后的结局呢,齐桓公晚年,没有听管仲的话,重用奸臣竖刁、易牙、开方三人,等他病重临死,诸公子各率党羽争位,根本没人管他,他几乎是饿死的,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都从窗户爬出来。等公子们争位仗打完了,新君无亏才把他收殓下葬。齐国的霸业,一世而亡。晋文公呢,他寿终正寝,之后晋国的霸业还持续了一百年。所以世人都认为晋文公比齐桓公成功。孔子说这话,就是不以结果论英雄,尊齐桓而抑晋文,讲价值观。

历史、思想的解读因人而异

原文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华杉详解

这两段很关键,体现了孔子的君臣之义的思想标准,和后来的儒家有很大的不同。

子路问,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公子纠自杀殉死,管仲却不死,他这样做,算是不仁不义吧?孔子说,齐桓公成就霸业,以外交工作,而不以兵车,九合诸侯,维护中原文明秩序,这都是靠管仲的辅佐执政。这就是管仲之仁啊!

子路说的这个事,是齐桓公夺位的事。齐桓公小白和公子纠,都是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还比小白年长,公子纠是兄,小白是弟。齐襄公荒淫无道,被另一公子公孙无知所杀。公孙无知自立为君,很快也被杀了。齐国无君,小白和公子纠都从国外火急往回赶,争夺君位。小白从莒(jǔ)国往回赶,公子纠则因为母亲是鲁国人,住在鲁国,也得到鲁国军事支持。管仲和召忽,都是跟公子纠的。跟随小白的,则是管仲的好朋友鲍叔牙。管仲先带兵拦住了小白,并亲手一箭射中了小白,但是,射在了衣服带钩上,小白大叫一声,倒地装死。管仲以为他死了,回去汇报,公子纠以为没人跟他争了,就走得慢了。小白则日夜兼程,抢先回国。等公子纠和护送他的鲁君抵达,小白已经继位。小白率军和鲁军作战,打败了公子纠。

鲍叔牙给鲁君写了一封信,说公子纠是我们国君的兄弟,不忍心杀他,麻烦您帮我们把他杀了。他的两位老师,管仲和召忽,是我们国君的仇人,一定要送回来,国君要亲手杀死他们。如果您不能办到,齐国就要发兵攻打。鲁君害怕,把公子纠杀了,召忽自杀。管仲被送回来,在鲍叔牙的举荐下成为齐国国相,开启了齐桓公的一代霸业。

后面子贡又问,说齐桓公杀了管仲的主公,他不能殉死,反而“认贼作父”,给小白做相国,他这是仁义吗?孔子说,管仲做齐桓公的相国,匡扶天下,保卫了中华文明,今天,我们都受惠于他的恩德。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今天恐怕都披发左衽了。“披发左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披发,是披头散发,汉人是把头发系在头顶,戴帽子,少数民族就披散着。“左衽”,是衣襟向左掩,也就是右边的衣襟盖在左边的衣襟上面,这是北方夷狄的习俗,汉族人是右衽,左边的衣襟在上,向右掩。今天你如果去日本温泉旅游,穿和服,人家教你一定右衽,左边衣襟在上,掩向右方。如果左衽呢,在日本,是人死之后,就把他的衣襟反过来,右襟在上,左衽。

孔子就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今天在谁的统治下都不知道了,可能北方夷狄打过来了,可能文明断绝了,我们都披发左衽了。

孔子接着说:“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妇,前面我们说过,一夫一妻就是匹夫匹妇,意思是普通老百姓。贵族君子,有地位的人,都有妻妾。前面说什么呢,“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你说他是匹夫,那匹夫之志,匹夫之勇,他也不向你屈服啊!“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谅”,就是信,守信。孔子说:“难道要他像匹夫匹妇那样,守着小节小信,自己吊死在沟里都没人知道吗?”

孔子说这话,是明确地批评召忽了。他认为召忽为公子纠而死,是不值得的。后儒对孔子这一段,有各种解释,因为不符合所谓的“儒家忠君思想”。这就要说孔子忠君思想的本质,孔子的思想,忠于君,是忠于国家,忠于秩序,至于谁当国君,你们家族斗来斗去,杀来杀去,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尘埃落定了,决出胜负了,咱们继续把国家搞好!所以他没有后来的那种人身依附、为君死节的愚忠思想。

春秋时代的思想,都是这样,管仲自己在回答别人对他的这个质疑时说:“我的君臣之义,是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为公子纠而死,不是我的义务。要我死,除非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齐国亡了,那我死。齐国没亡,我就不能死。有我在,则齐国利。我死了,对齐国不利。”这气魄大了去了。

晏婴也有同样的故事,齐国发生政变内斗,他为亡君扶尸痛哭,对政变者怒目相向。但是之后,继续事奉新君,治理齐国。出使楚国时,楚王问他,你为什么不死啊?他说,我只为国而死,不为君而死。再说,那君,他本身就不是为国而死,我为什么要为他而死呢?你们楚国这样政变杀来杀去的事也不少,干吗拿来刁难我呢?

良臣死社稷,不死昏君。孔子从来就没有后世所说的所谓“儒家忠君思想”,那些思想,都是后来演变加上去的一代一代的时代特色,总的说来,从春秋到清朝,以秦朝为分水岭,权力在一步一步地向君权集中。春秋时代,还有贵族牵制君主,秦朝取消了封建制,形成了集权专制国家。从汉、唐、宋、明等朝,君权、相权还是分明的,皇帝和政府,还有分权,有分工。到了清朝,上书房、军机处,全部都成了皇帝的助手、奴才,君主集权达到了巅峰。

历史学家说,历史会变。历史本来就是活的,本来就会变,这是个哲学问题。因为历史要人写出来,不管是谁写,是当权者写,还是学者写。写的人就有思想,有立场,有观点,有目的,他的思想、立场、观点、目的,就会写在历史里面。换了时代换了人,历史就会跟着变。

思想更是一样,同样是孔子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被重新发明一次。

始终站在老板的立场,是最大的职业道德;培养新的领导者,是各级领导者的最主要任务

原文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zhuàn),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华杉详解

公叔文子,是卫国大夫公孙拔,死后谥号为贞惠文子。谥号,是一种评价机制,是对人的盖棺论定,也是一种道德约束手段。有美谥,有平谥,有恶谥。

人都关心自己的身后评价,你就是皇帝,也让你稍微有点顾忌,如果在位时荒淫无道,死后人家给你一个谥号,就让你遗臭万年,几千年后一提你,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好人。比如最坏的,夏桀和商纣,都是谥号。一查谥法就知道了:“残人多垒曰桀,残义损害曰纣。”再比如隋炀帝,查谥法,“去礼远众曰炀”,这四个字就把他概括了。

谥号是死后后人评定的,再往后,史书上就不写他的名字,以他的谥号来称呼他,谥号信息量很大,浓缩了他的一生。所以谥号是人死后的名字,人没死,是不知道自己谥号的。看清宫剧,孝庄太后一口一个“我孝庄”如何如何,那就闹笑话了。

有一个人要反抗谥法制度,就是秦始皇,他说谥法是臣议君、子议父,你们本来都是在我面前跪着,没资格说话的,我死了,你们倒要对我品头论足写考评,岂有此理!他宣布废除谥法,自称秦始皇,并规定下一代叫秦二世、秦三世,一直到秦万世……他的新规矩,执行了两世,就是他自己,和秦二世。三世没有了。到汉朝,又恢复了谥法。

插一句,西点军校有一句格言:“我们所有人,都终将以失败结束。”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接受这一点。你看秦始皇那么厉害,他也失败了。刘邦更厉害,他死后,心爱的女人戚夫人,被吕后砍去手足、挖掉眼睛、熏聋耳朵、药哑嗓子放厕所里等死,刘邦也失败了。孔子呢,孔子多么伟大,他也是一个失败者。所以秦始皇要和谥法对抗,他失败也正常。

孔子、孟子、儒家,就希望大大地利用谥法。不能把君权装进制度的笼子,好歹装进谥法的笼子吧,总得有点敬畏,有点顾忌。

君王死了,新君和臣子们要给他议定谥号。臣子死了呢,君王也要给他定一个谥号,如果谥号好的话,这也是一种肯定、一种荣誉。公孙拔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向卫灵公请求给定一个谥号。卫灵公说:“以前卫国饥荒,夫子煮粥救济,这是‘惠’。以前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保卫寡人,这是‘贞’。夫子听卫国之政,对内搞好组织建设,对外搞好外交,让卫国社稷不辱,这是‘文’。谥号就定为‘贞惠文子’吧。”

“公孙贞惠文子”,就是公孙拔的谥号。谥法:

经纬天地曰文。成其道。

道德博闻曰文。无不知。

学勤好问曰文。不耻下问。

慈惠爱民曰文。惠以成政。

愍民惠礼曰文。惠而有礼。

赐民爵位曰文。与同升。

孔子这里所说的事迹,公孙拔有一个家臣,名字叫僎(zhuàn),非常贤能,公孙拔就向国君推荐他,让他不做自己的家臣,而是到朝廷,与自己同朝为官,做朝廷之臣。孔子听说这件事,评论说:“可以为文矣。”他死后可以得到“文”的谥号了,上面谥法不是有吗:“赐民爵位曰文。”朱熹集注里说,自己的家臣,能举荐他让他获得和自己同等地位,有三个值得赞扬的善处,一是知人,二是忘己,三是忠君,了不起!

从今天我们的现代企业管理来说,也有几点:

1.始终站在老板的立场。不是事事考虑自己的权位利禄,而是为老板实心办事,为公司举荐贤才。

2.能雇用比自己更强的人。不是嫉贤妒能,处处显自己本事,都是我的功劳。

3.组织最大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培养出新的各级领导人,这也是管理者最主要的任务,或者说,也是一个组织的最大任务。

4.一个不能培养出新领导者的人,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所以合伙人制度,要把培养新合伙人,作为合伙人的最大任务。

始终站在老板的立场,是最大的职业道德。培养新的领导者,是各级领导者的最主要任务,也是一个组织的最大任务。希望我们的企业里出现更多的公孙文子。

世间最大的爱,就是成就他人

孔子曾经骂卫灵公“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确实是超级好色,但他其实也是好德的典范,只是好德的程度被好色的声名掩盖了。他可能是天下第一好色,但也可能是天下第二好德。世间最大的爱,就是成就他人。

原文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yǔ)治宾客,祝鮀(tuó)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华杉详解

孔子跟鲁国大夫季康子聊天,说卫灵公无道。季康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他没有败亡呢?还是寿终正寝挺不错的啊!”孔子说:“有仲叔圉管外交,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统帅军队,他有这样一批人才,怎么会败亡呢?”

卫灵公这个人,有他的两面性,他自己生活荒淫,喜欢男宠。他的妻子南子,也以淫乱闻名,和宋国公子宋朝私通,卫灵公也不计较,还帮助安排他们相会。所以说起卫灵公夫妇,是各种没法提。孔子本来希望在卫国执政,卫灵公夫妇把他当门面人物,带着他招摇过市,他深以为耻,走了,说了一句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夫妇,都是以好色闻名。

但卫灵公好不好德呢?也是好的,虽然可能比好色的程度差一点,但是他好德的程度,也是绝对超过大多数国君。他可能是天下第一好色,但也可能是天下第二好德。孔子当初到卫国,卫灵公问他在鲁国俸禄多少,孔子说六万石。卫灵公马上就给他六万石,这时候都还没有安排具体工作,你先待下来再说。当然,孔子也是因为老没具体工作才离开的。

孔子也夸奖过卫灵公,鲁哀公问“当今之君,孰为最贤”时,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没发现谁最贤,或许是卫灵公吧!所以孔子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

卫灵公的好处,他自己是只管享受生活,但是他知人善任,用了一批贤才。所以当时卫国的政治经济,在列国比较来看,还是非常好的,只是国家小,没有实力称霸罢了,否则他做出一番齐桓晋文的事业来,也未可知。

国家好不好,人口是一个重要指标,前面不是有一段吗,孔子第一次到卫国,冉有驾车。孔子惊叹:“庶矣哉!”好多人啊!冉有问他人口多了该怎么办,这才有了“富之,教之”的一番议论。

卫灵公的后人对他什么评价呢,看谥号就知道了。谥号灵公,“不勤成名曰灵,任本性,不见贤思齐”。他是个大懒汉,但他交出的成绩单并不差!他就是任性,放纵自己,不能见贤思齐。不过,他虽然不见贤思齐,但他是老板,能用贤才,让他们自己贤去。

谥法“灵”还有一条:“乱而不损曰灵,不能以治损乱。”国家乱了,但是还没有伤到根本。他身为国君,却不去治理。光靠别人,不注意自己修养,时间长了,也是不行的。卫国必乱,大家也都看到了,卫灵公一死,乱事就来了。

以上两段,先是讲公叔文子,能举荐自己的家臣给国君,提拔他和自己平起平坐,做朝廷大夫;这段讲卫灵公能用人;这都说明了我们现代管理学,讲领导力,常讲的一个道理:“领导者的责任,不是自己创造更大成就,而是成就他人。”一个人能有多大成就呢,你成就的人越多,你的成就越大,千万不要以为就你行,别人都比你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