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7
1
通过《巴黎伦敦落魄记》和30年代时所写的随笔文章，奥威尔发现自己有写作纪实作品的非凡才能，这种才能得自艰苦生活，也伴随着热情。但他最想做一名有趣而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小说家，一名当代狄更斯或者威尔斯，拥有一些劳伦斯式激情和乔伊斯式才华。他后来写道：“一个我从未克服的困难是一个经历很多的人热切希望能写到这些经历……但除了把这些经历改头换面地写成一部小说外别无他法。”在《牧师的女儿》（The Clergyman's Daughter，1935）中，他尝试把有关流浪和监狱的素材（他在随笔中已经更有效地用到过）变成小说。他塑造了一个很乏味的女主人公——面色苍白、腼腆、压抑和工作过度的多萝西·黑尔——和沉闷而且松散的情节。老处女多萝西逃离了父亲及其寓所，去摘啤酒花，在特拉法加广场露宿，然后找到一份教书工作。最后，她又回到枯燥的日常生活中，干起平凡的工作，无法相信上帝，也无法用另外一种可以接受的信仰代替对上帝的信仰。然而奥威尔确实解决了一两桩宿怨。这部小说的背景地是以南沃尔德为原型的奈普希尔，而他是在南沃尔德的家里居住时写的这部小说。克里维太太——她是多萝西忧伤旅程的最后一站，即那所破破烂烂的私立学校的所有人——是海斯镇霍索恩斯学校那个为人吝啬、不择手段的业主的丑陋化身。
这本小说的风格与结构同样不统一，从以奥威尔式口吻直截了当描述摘啤酒花工作，和对多萝西陶醉于大自然中或避开一个年长倾慕者沃伯顿注意的劳伦斯式描写，到“场景”一节——那发生在特拉法加广场上的流浪者中，是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夜城”一章差劲的模仿之作。例如，在乔伊斯的小说中，可敬的默尔文·塔尔博伊太太威胁要抽打布卢姆而激怒后者；在奥威尔的小说中，令人反感的陶尔博伊牧师像个调皮的学生般倒着背诵《主祷文》。无怪乎奥威尔说过在读了《尤利西斯》后再读自己的书时，他感觉“如同一个学了发音课程的太监，声音能够冒充男低音或男中音，但要是听得仔细，还能听到那种尖细的声音跟原来一模一样，未曾改变”。
奥威尔也明白呆板的老处女多萝西和潇洒开朗的沃伯顿之间的友谊不可信，他声称“虔诚的和不道德的自然相遇”，而不是表现出这点来，他想让他们的友谊更具意义，但效果不彰。戈兰茨也迫使奥威尔对这部小说做了多处改动，从而削弱了它。他被迫把“（沃伯顿）试图强奸多萝西”改为“（他开始）要跟她做爱，粗暴地，凶狠地，甚至是野蛮地”，这让她最终对他的拒绝没那么可信。[1]
戈兰茨出版社的审读人诺曼·柯林斯尽管对《牧师的女儿》的缺点和这位有意让自己得到如此不愉快体验的怪作者持批评态度，却对出版社的这位作家很感兴趣，并认为读者也会。柯林斯报告称：“很清楚他经历过无比艰辛的生活，大概现在还是。他无疑可以成为一个心理医生亟欲分析的对象，他的作品中，几乎存在每种主要的不正常心理，要么是隐藏的，要么完全展现出来。确实，这本书结构上的混乱说明了精神上的某种不稳定性。”
在给代理人及朋友们的信中，奥威尔防御性地贬低了自己的书。他意识到它们的缺点，想让评论者笔下留情。他没有努力说服伦纳德·摩尔把《巴黎伦敦落魄记》推销出去，而说他“不认为它是一部佳作……请确保以笔名出版，因为我并不为它感到自豪”。他告诉亨利·米勒《缅甸岁月》根本不能“算是一本好小说，但景物描写还不错”——然后又急忙说多数读者会跳过那些段落不读。[2]他肯定为《牧师的女儿》感到惭愧，因为他称它为“一团糟”和“废品”，并向摩尔承认道：“它的立意不错，可我把它写坏了——不过它是我目前能写出的最好作品。有些地方我不反感，可我担心它在整体上很松散，而且很不真实。”他也承认这本小说“只是当练习来写，我不该出它，但是当时我迫切需要钱，写《保持叶兰繁茂》时也是。当时我只是手里缺部书稿，不过我快填不饱肚子了，必须拿出能挣一百镑左右的什么东西”。
奥威尔对他早期几本书的看法都过于苛刻，但对他第二本小说的缺点倒说得很到位。《牧师的女儿》根本不及《巴黎伦敦落魄记》和《缅甸岁月》，如今很难让人读下去。他用的比喻不是他希望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那种明喻，而是无意为之地变得滑稽、沉重和自怜，如多萝西觉得“她的灵魂似乎已枯萎，直到它像肥皂托盘上被遗忘的一块干透的肥皂那样可怜”。[3]写到乏味的女性角色时，他总无法写得得心应手，而且作为一个不信教的人，他对信仰危机和宗教生活下的压力并不真正感兴趣。对他而言，缺钱和失去尊严总比缺乏信仰更为重要。
2
1935年3月，奥威尔在爱琳·奥肖内西（Eileen O'Shaughnessy）的同学罗莎琳德·奥伯迈耶所办的派对上认识了爱琳，当时他已出了《牧师的女儿》，仍在汉普斯特德的书店工作。陪爱琳走到公共汽车站后，他告诉罗莎琳德：“那就是我想娶的女孩！”爱琳·奥肖内西1905年出生于南谢尔兹（在靠近纽卡斯尔的北海之滨），父亲是位海关税务官。她从桑德兰高中毕业后获得了一项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圣休学院学英语，1927年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她做过一系列工作：在梅登海德的一间女子学校当教师，在妓女中做社会服务工作，给几乎失明的（巧克力制作大王家族的）伊丽莎白·卡德伯里夫人念书，还在伦敦市维多利亚街上开过一间秘书社。
她也帮助其兄长劳伦斯·奥肖内西准备出版的作品。劳伦斯是位著名胸外科医生，在哈利街开诊所执业，而且是权威教科书《肺结核》的作者之一。他妻子格温也是位医生，女儿说她是个“身材纤弱的女人，性格文静、温柔、关心人……我记得她选择无法出门的病人作为巡回出诊对象，让他们过得愉快些，否则他们只能生活在枯燥之中。她不只是他们的医生，还是他们的朋友、导师、心理医生、顾问……我妈妈非常开明，还是个社会主义者”。
爱琳比奥威尔之前交往过的其他女孩都漂亮（赫彭斯托尔说她之前的那些长得确实不怎么样），而且是唯一上过大学的。奥威尔认识她时，她跟母亲住在格林威治，正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攻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莉迪亚·杰克逊是爱琳的好友，跟爱琳是同学，她出生于俄罗斯，后来以埃利莎维塔·弗恩（Elisaveta Fen）之名写作。据她所言，爱琳不修边幅，所穿衣服质地虽好，但式样差。莉迪亚写道：“她长得很有魅力，不过走路样子很笨拙。她长得高而苗条，有那种通常被认为是爱尔兰人的颜色：黑发，浅蓝色眼珠，面色细嫩，白里透红。”她又写道在爱琳家过夜时，“当我看到爱琳穿着睡衣站在镜子前冻得发抖时，她的瘦削打动了我，也奇怪地让我感动。我怜惜她，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会对她那样纤弱的身体产生欲念。”[4]
战时跟爱琳同在食物部工作过的莱蒂斯·库珀（Lettice Cooper）也认为她有魅力，描述了她那略微有些茫然和精神恍惚的特点：“她中等身材，有点儿耸着肩，很漂亮，长着乔治所说的‘猫脸’、蓝眼睛和几乎是黑色的头发。她走路很慢，看上去似乎总游荡着进入一个房间而没有明确目的。她的手脚长得小，但很匀称。我从来没见过她手忙脚乱，却总按时完成工作。”有位亲戚记得她曾边做苹果饼边抽烟，并心不在焉地把一点烟灰掉到了面团里。
谁都喜欢爱琳。她文静、有趣、和气、兴趣广泛，笑声欢畅且具有感染力，有内涵、要求严格、非常聪明。她的性格在其所写的信中得到了体现：有趣，性格平和，包容，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有胆量。莱蒂斯·库珀在其小说《黑色伯里恒》（Black Bethlehem）中，把爱琳写成了心肠好、富于同情心的安（就像奥威尔的姐姐玛乔里）：“跟她说话时，她答话前通常会看你一分钟，然后很慢地回答，就好像你对她说的任何事不仅需要仔细考虑，而且极为重要……人们遇到难题时常找安。她的朋友经常打电话给她说她们想离婚、怀孕或神经衰弱，或是跟丈夫或情人吵架。”西里尔·康诺利觉得她讨人喜欢：“非常漂亮，完全配得上当他的妻子，他很为她自豪。”[5]
爱琳的朋友觉得奥威尔不会照料自己，需要一个女人来照料他。在莉迪亚看来，他看上去很不整洁，衣着单调，面容看上去疲惫、不健康。跟赫彭斯托尔不同，奥威尔在劳福德路上公寓展现的厨艺未能打动莉迪亚，她说他做的饭“几乎没法吃”。但不久就接过做饭之职的爱琳觉得他的言行有趣，她是唯一一个跟他非常亲近的人，甚至带上了他的说话语气。
他们首次见面后没几周，爱琳告诉莉迪亚奥威尔向她求婚了。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不是真正有资格，可是……” “你怎么回答他？” “没什么……只是让他继续说。” “你怎么办？” “不知道……你看，我告诉过自己到了三十岁，我会接受第一个向我求婚的男人。嗯……明年我就满三十了。”在奥威尔向她求婚之前，爱琳似乎未遇到过认真的求婚者，她可能觉得莉迪亚对奥威尔看法一般，所以心怀戒意地不愿承认她已坠入爱河。她知道他没钱，长得不英俊，而且显然身体也不好。奥威尔贬低自己，坚持说他不是真正够资格。爱琳装作只是接受了首次求婚，但是跟他心心相印，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他唤起了她性格中热情、慈爱和母性的方面。1935年秋天，在跟爱琳约会半年左右后，奥威尔在给赫彭斯托尔的信中写道：“你对爱琳的看法没错。她是我很久以来遇到过的最好的女孩。我买不起一枚戒指，除非买沃尔沃思连锁店里那种廉价的。”
在过去两年中，爱琳一直在攻读硕士学位，而且已经完成了所要求的全部课程及考试，也选定了论文主题：如何在学生作文中利用想象力。但她还得查阅资料，访谈学生，然后写论文。她想获得学位，然后从事专门职业并找到一份能带来满足感的工作。爱琳肯定提起过自己去挣一份薪水以贴补他那微薄的收入，这样会有好处，但许多方面都很传统的奥威尔不想让妻子养活他。据凯·埃克瓦尔所言，他一般情况下不清楚女人的需求——他自身的需要及兴趣才居首位。他想结婚并在乡下生活，几乎一点也不考虑爱琳的职业。
出于一时大为乐观的心情和靠着因为《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从戈兰茨出版社预支的100英镑，奥威尔说服了爱琳嫁给他。他的书平均每本卖3000册，那让他一年挣150英镑左右——比过他眼里的舒适生活所需的少得多。不过他另外还计划搬到一个乡下村子里——赫特福德郡的沃灵顿村——在那里，他们可以靠他的写作收入过花销不大的生活，开一个杂货店，养牲畜，吃自己所种的东西。他曾自豪于自己流浪时一周靠几先令活下来，这时他又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满足他对过俭省生活的不同寻常的渴求。
爱琳似乎不在意举行一场天主教婚礼，所以宗教怀疑者奥威尔跟她在沃灵顿村的圣玛丽教堂结了婚（这是间建造于14世纪的圣公会教堂），时间是1936年6月9日。他在给伊顿同学金-法罗的一封信中写道：“写这封信时我不时看一眼时钟，另外也看祈祷书，在过去几天里我都在研究这本书，希望让自己挺过婚礼上的可憎之事。”出席婚礼的只有亲属：艾达和阿芙利尔母女（但理查德和玛乔里没来），奥肖内西太太，劳伦斯和格温。
在村内的酒馆吃完午餐后，“乔治的妈妈和妹妹把爱琳领到了楼上，对她说她们感到很对不起她，因为她承担了某种责任，她明白，但不介意”。汉弗莱·戴金形容爱琳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有道德（不是热情），令人放心。我不记得她过分担心过缺钱，当然，她总宠着埃里克”。[6]他们没有度蜜月，亲属们走后，他们就开始修葺那座村舍。他们会种菜、饲养鸡和山羊（在后面散发着臭味的棚子里养），并且开他们那间小铺子，而奥威尔仍继续写书和随笔。
爱琳喜欢过简朴生活，未对小小的不方便之处大惊小怪。但沃灵顿村的生活结果证明是艰苦的。这个村子在白尔多克东边3英里，伦敦到白尔多克的公共汽车一周仅开两趟，两地相距35英里。村内约有75个村民，有教堂、庄园主宅第、20多座村舍和一排10间房的村务会房屋，其周围是种植小麦和大麦的开阔田地。
奥威尔具有这种选择居住于最简陋、最不适地方的自我惩罚式本能，令他不可能住进靠近某个宜人市镇的漂亮村子里一幢令人愉快的住宅。他们那座有300年历史的村舍有上下两层，被称为“铺子”，它非常小，也非常狭窄，是座用板条和灰泥建起的建筑，处处狭小。前门装得不好，橡木梁低得容易碰到头，房顶是丑陋的波纹铁屋顶，下雨时总是响声极大。没有电力，油灯只能提供暗淡的照明，烧丁烷气不足以供热。室外厕所在菜地的尽头，冬天会结冰，别的时候用也根本谈不上舒服。
莱蒂斯·库珀觉得那座村舍几乎像二战时被轰炸的伦敦那样，住着不舒服而且有害健康：“洗水池会堵塞，便携式油炉不好用，厕所的塞子拔不出来，楼梯处很暗……他们把一堆堆书随意放在楼梯上，所以有很多陷阱，灰尘也很多。”爱琳告诉她“有一队队老鼠一个挨一个爬到书架上，老是把瓷器碰掉”。在把这座村舍免收租金（条件是饲养那些牲畜）给《阿代尔非》的工人阶层作者杰克·考曼住时，奥威尔就它那令人却步的缺点充分警告了他一番：“太他妈糟糕了，不过多少还能住。有一间房内有双人床，另外一间有张单人床……冬天下大雨时，厨房容易进水……你可能记得，起居室的壁炉会跑烟……上面可以煮水，可是当然根本烧不热。”[7]考曼虽然过惯了艰苦生活，可是也发现那里的生活过于难挨。爱琳认为那座潮湿而多烟的村舍令奥威尔生病。婚后不久他就病倒了，她干上了最令人反胃的活，包括在化粪池倒灌时清洁整座厕所。奥威尔喜欢过这种自寻折磨的生活，但是干了大部分活的爱琳却受罪很大。
虽然他们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但是当爱琳把一罐果酱放上桌时，奥威尔坚持把果酱倒进盘子再体面地端上桌。爱琳觉得那特别有意思，莉迪亚说：“如奥威尔告诫过她的，他们要像工人阶层那样过日子，但是她发现乔治讲究的礼数还真不少。”在漏雨的屋顶下，跑烟的炉火边，“那里有家传的银器，一幅先祖玛丽·布莱尔太太的肖像，餐时红酒，菜园里收获的蔬菜和调味芳草，旧铜烛台，卷毛狮子狗‘马克斯’”。马克斯毛色灰白，中等身形，机灵无比，喜欢坐在窗户台上留意难得出现的路人。
他们的铺子里有柜台、磅秤、熏肉切片机和几个装面粉、食糖的容器及放其他常备商品的货架。奥威尔活像威尔斯的《波利先生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r. Polly）中那个小个子铺主，他学会了怎样捆扎成包，很像《上来透口气》里的乔治·保灵：“使用熏肉切片机、切火腿、给刀开刃、扫地、扫掉鸡蛋上的灰尘但避免打破……擦窗户、用眼估一磅奶酪、开包装箱、把一扁块黄油拍打成形等。”然而，顾客主要是来买糖果的小孩子，他一周开铺的利润只有两便士。奥威尔不能让店里备货充足，因为这个小村子里来买东西的人很少，大多数在赶集日去白尔多克买东西，然后去看一场电影，那是他们社交活动中的固定部分。
奥威尔找到了放弃中产阶级体面生活和拒绝向财神鞠躬的又一途径，那让他在那座村舍中的生活有了种理想主义色彩，如他曾怀旧地告诉杰克·考曼：“我和爱琳刚结婚那阵子，当时我在写作《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我们的钱少得以至于有时几乎有上顿没下顿，但我们发现可以精神昂扬地吃土豆什么的对付着过。”[8]虽然几乎一贫如洗，他们仍能一周只靠五英镑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吃的一部分靠自己种，铺子里进的食品杂货可以打折扣买到，至少能勉强过自给自足的生活。
奥威尔很喜欢那座村舍，这也考验了朋友们对友情的忠诚，他们几乎受不了周末来一次所受的艰辛。有客人时，那座非常小的村舍似乎被撑大了，就算在6月，里边也寒冷刺骨。金-法罗是无畏的——他获得过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的奖学金，在得克萨斯州的油田盲目开过油井，当上了美国女继承人黑兹尔·古根海姆的第三任丈夫——刚结婚就去了沃灵顿村一趟，发现伊顿公学里的那个胖小子变成一个皮包骨头的人。他也注意到奥威尔缺乏自信的举止：“他走出来用他那古怪的声音沙哑、低沉地说非常欢迎……样子非常厌倦且略微有些歉意……他被晒成了深棕色，穿着松松垮垮的旧灯芯绒裤子和灰颜色衬衫……我们吃了不热乎的午饭和一些很好吃的泡菜，布莱尔和他妻子为之很自豪。”
《阿尔代非》杂志的另一位作者马克·本尼也和理查德·里斯一起去过沃灵顿村，他们发现奥威尔在津津有味地过着僧侣式贫困生活。他当时一直想把壁炉火升起来，却发现烟囱有毛病。迎接他们时，他身上落了一层煤灰，并被一团烟雾笼罩着。烟囱上因为少了几块砖引起了烟倒灌。里斯和本尼找了几块石头想堵住那个洞，但奥威尔遗憾地摇了摇头。那几块花岗岩石头来自几块旧墓碑，不能用：“他觉得不该做”这种亵渎之事。壁炉火一直未能升起来，本尼纳闷奥威尔是尊重传统呢还是脑子有点不正常。里斯被这种有趣的较真逗乐了，觉得他们“看到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说明怎样一方面在不便中艰难度日，一方面又坚持严格行事”。
杰克·考曼多次去沃灵顿村跟奥威尔见过面，觉得他非常沉默寡言，注意到他身上、姿态、口音还有“冷冷的天生优越感”中的伊顿气质。虽然过着乡间生活，在室外干活，即使在那时，奥威尔的身体仍很虚弱，“脸上沟纹深陷，胸肺功能差得让人心疼”，“说话平板沉闷，除了忧郁地略微吃吃而笑，从不大声笑”。他在村里以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佬”知名，但不是真正了解怎样开铺子和养牲畜。不过，他确实还算知道得够多的了，能就如何为他的另一头“圣羊”穆丽尔配种向考曼建议：“不管怎么样，别让它去找尼古拉家那头垮掉的老废物，那头羊干了二十年，真的是干趴下了。”
在沃灵顿村时所拍的一张照片上，奥威尔跪在一片草地上，正用一个金属罐盛着拌碎的羊食喂脸上有黑白花斑的穆丽尔，他颇为正式地穿着格子呢外套，打着领带。另外一张照片上，他穿着肥大的裤子，手放在臀部，领带没塞进扣着的马甲里，手帕垂在口袋外面。他站在沃灵顿村教堂墓地那些倾斜的墓碑旁，不自然地盯着远方。
奥威尔喜欢动手，热心园艺和木工。他的另外一项消遣活动是钓鱼，从在亨里和伊顿那段的泰晤士河里钓淡水鱼，到在朱拉岛上的湖里和周围的海里钓鳟鱼和龙虾。他在食物、饮酒和居住享受方面趣味传统，宁愿住在农村，不喜欢现代城市生活。他在为《二十世纪作家》所写的小传中写道：“除了工作，我最喜欢做的是园艺，尤其是种植蔬菜。我喜欢英国式烹饪和啤酒、法国红葡萄酒、西班牙白葡萄酒、印度茶叶、浓烈的烟草、烛光和安乐椅。我不喜欢大城市、噪音、机动车、电台、罐头食品、中央供暖系统和‘现代’家具。我妻子的爱好与我的几乎完全吻合。”
虽然过的是与外界隔绝的艰苦生活，但他和爱琳结婚后的半年是他平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时常对奥威尔心怀嫉妒的赫彭斯托尔惊讶地发现她释放了他禁锢已久的情感。他去拜访时，奥威尔和爱琳“举动中显然透着爱意，互相爱抚着，就算没坐到对方膝上，不管怎么样也是坐在同一张扶手椅上”。杰弗里·戈尔勒说：“他非常确信没人喜欢他，因此易于动怒……我本来会说他是个不快乐的人……一个很孤独的人……直到遇见爱琳。”[9]
他们的田园浪漫曲被战争及疾病打断后，先是爱琳，继而是奥威尔，不得不独自待在那里饲养牲畜，他们从未再次享受到早先的亲近及幸福感。理查德·里斯重复了奥威尔那些女友的看法：“他从来并非不体贴人，但他会那样的……有时不为别人着想。”斯蒂文·朗西曼记得奥威尔在伊顿公学时的本性，认为“他肯定是个很难相处的丈夫，我认为他并非真正需要妻子”。莉迪亚·杰克逊很喜欢爱琳，后来有了讨厌奥威尔的理由，她认为“他对她太不重视了。我想任何一个男人都会珍惜这样一个妻子——长得很漂亮，非常聪明，谈话诙谐风趣，厨艺一流”。莉迪亚认为她感到孤独，思想上有孤立感，因为“奥威尔的工作不需要她帮助，表现得根本不愿意跟她讨论他的工作。埃里克跟她哥哥很不一样，她哥哥变得依赖她的协助”。莱蒂斯·库珀认为奥威尔对自我的专注和他们一直担心他那虚弱的胸肺，而忽视了爱琳纤弱的体质。医生担心他可能把病传染给她，“她经常接受肺结核检查，结果总是阴性。她需要很多照顾，但乔治做不到”。[10]
跟艾达和阿芙利尔一样，梅布尔也说起过奥威尔并非特别好的结婚对象，她记得爱琳说过（这是件怪事，因为梅布尔曾是他的情人）“她觉得奥威尔婚前性生活太多了”。她大概是说过了段时间，他变得疲倦和性冷淡。在奥威尔临终前写的最后一本文学笔记中，有一则特别刻薄，也有很强的揭示性，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这则对爱琳的话和他们婚姻中的性爱方面揭示甚多：
关于女人的两件重要事实……你只有通过结婚才能学到，那跟女人设法给人留下的关于她们的自身形象完全矛盾。其一是她们邋遢和不整洁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另外是她们可怕的、贪婪的性欲……在任何婚姻或固定的男女关系中，男方会怀疑女人总是伴侣中性要求迫切的一方。在他的经验中，女人很是欲壑难填，不管做多少次爱，似乎从不感到疲劳……在任何连续超过一年或两年的婚姻中，性生活被认为是一种义务，一种男方应向女方提供的服务。男方也怀疑在每桩婚姻中，总存在同样的斗争：男人想逃避性生活，只在他想（或者跟别的女人）的时候才做，而女人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因为丈夫不够威猛而看不起他。[11]奇怪的是奥威尔既然愿意生活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为人所知的是他家里乱七八糟，并非整洁和井井有条——但他竟然批评起女人邋遢和不整洁。同样奇怪的是，这个请求过布伦达和萨莉跟他发生性关系，也恳求过埃莉诺跟他再去林间幽会的人，竟会指责女人性欲强烈、不知足。他的评论跟普遍的假定相悖，也与他自己的经历相矛盾。这段具有揭示性的话肯定反映了他自己的婚姻状况，而不是其他所有人的，由此可以弄清楚一件事，即爱琳的性欲比他强，而且随着他因为肺病日益衰弱，他觉得自己无法达到她的性期望及需求。在他自己病得很重时，他回想往事，因为自己在道德和性方面的缺点责怪起爱琳来。
爱琳爱奥威尔，但肯定对婚姻的某些方面也感到失望。她失去了自己作为专业人士的职业带来的满足感，被迫忍受艰苦的生活条件、令人厌烦的喂养牲畜的工作、铺子里的单调生活，还有村内乏人交往的生活状况，而奥威尔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写作。爱琳在思想和情感上没有满足感。当奥威尔开始厌倦于他们的性生活——虽然仍真心爱她——而她在性方面变得更执着于把他约束在自己身边时，他开始追求别的女人。
3
1935年2月，奥威尔仍在汉普斯特德的书店工作时，开始创作他的第三部小说《保持叶兰繁茂》（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1936）。它完成于1936年1月，是在认识爱琳后10个月时，当时他还住在劳福德路。奥威尔把大量的直接体验写进了这本小说。戈登·科姆斯托克那位长期受苦的姐姐于其中当侍者的茶室是以阿芙利尔在南沃尔德的茶室为原型，理查德·里斯和《阿代尔非》杂志被写成拉韦斯顿和《基督之敌》杂志——这很容易看出。奥威尔以自己的家庭来写戈登的家庭，而戈登的工作地点是爱书人之角书店的翻版，只是更令人生厌。萨莉·杰罗姆工作的广告公司变成了新阿尔比恩公司。戈登是奥威尔的一幅讽刺性自画像，奥威尔把自己的许多想法及习惯赋予了他：他对文学野心家的憎恨，对没钱的抱怨和拒绝让他的女人分摊花销。他和埃莉诺·雅克为乡下幽会的远足——后来是跟爱琳——启发他写出了戈登和罗斯玛丽在乡间艰难的远足。
跟《牧师的女儿》一样，这部小说的特点也是一个循环（戈登离开和回到广告公司）。戈登的生活分为两阶段：他那次狂饮醉倒及坐监前后，那是他经历中的最低潮。此书也是靠一系列讽刺性对比撑起来：他在麦基奇尼和奇斯曼书店的工作；他在威兹比奇太太和米金太太家的寄宿生活；他与弗莱斯曼和拉韦斯顿的友谊；他对姐姐和他的女孩的爱；他和罗斯玛丽在乡间与城市糟糕的约会。戈登是反常的：他宁愿干较差的工作，住更阴暗的房间；他跟拉韦斯顿和罗斯玛丽亲近，但发现更易接受弗莱斯曼和茱莉娅的帮助。那个抒情诗般的诱惑场景因为无避孕工具而失败了，而那糟糕的一次（如某部维多利亚时期小说所写，女孩子首次性行为就怀孕）导致了怀孕，成功得不可信。
长着深灰色头发的主人公戈登·科姆斯托克梦想成为诗人，他是诗集《耗子》（仅印250册，而且未售完）的作者。在他努力创作一首讽刺诗《伦敦乐事》，抨击将所有体面生活都破坏掉的钱神之际，却面临着自己想象力的枯竭。戈登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归于徒劳，那也是奥威尔对自己缺乏创意诗作的自嘲：他上学时所写的爱国诗模仿了吉卜林；《在邻近老爷牌留声机厂的某个被毁农场上所作》是格雷《墓园挽歌》（Elegy in a Country Churchyard）的一个荒凉城市版；《我原应当个快乐的牧师》模仿了讽刺性政治歌谣《布雷牧师》（The Vicar of Bray，1734）；而小说中戈登的诗作是豪斯曼关于幻想破灭的四行诗及艾略特关于崩溃和腐朽幻象的蹩脚版本。
戈登也不够正直和真诚、缺少荣誉感，而且嫉妒兼自怜，他在社交、艺术、性等方面的失败感易使读者对他敬而远之。他对罗斯玛丽自私而且不公平，不可救药地依靠茱莉娅和拉韦斯顿过寄生生活，在侍者和仆役面前表现懦弱，不注意节俭而且好色、麻木不仁、薄情寡义、缺乏自尊及道德原则。奥威尔似乎在利用这部小说摆脱他性格中最为糟糕的诸方面。一再反复出现的主题（“金钱、金钱，从来都是金钱”）说明奥威尔超脱实利主义和以金钱为基础的社会。戈登能挣到一份不错的薪水，但他拒绝了，然而又经常哀叹没钱花，让人听着生气。如果T.S.艾略特先是在劳氏银行，后在法贝尔兄弟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能继续写诗，也能坚持自己在艺术上不为所扰，戈登又为何不能屈尊撰写广告文案？到最后，当他结了婚并再次进入广告公司时，我们觉得他做对了。对于诗歌，没有他当然根本算不上重大损失。
这部小说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但其真诚性不容怀疑，而戈登的恋爱奇怪地令人感动。罗斯玛丽就要委身于他时（“可她心里仍很害怕”，模仿的是D.H.劳伦斯），他自己——他视贫穷即便不等同于无能，也会是可耻的——却退缩了：“他心里也有些不情愿，他沮丧地发现此刻真正想得到她的欲念竟如此微弱，金钱一事仍让他心烦意乱。”虽然他满怀痛苦，戈登就是那盆叶兰（一种几乎死不了的室内植物），从垂死变得长势茂盛。这部小说结尾的用意是积极的。在面对要么进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真菌新阿尔比恩公司，要么让罗斯玛丽堕胎的选择时，他因为让自己选择了“得体、完全有人情味的生活”而暗自放下了心——如同奥威尔找到了爱琳。
（如格雷厄姆·格林一样）奥威尔贬低了自己的第二、三部小说，不同意将其再版，如在给伦纳德·摩尔的信中，他把《保持叶兰繁茂》视为他在急需用钱时出的较差的小说：“我想我不能同意重印这本书，《牧师的女儿》也是。这两本都写得很糟糕，我宁愿让它们绝版。”（《保持叶兰繁茂》1956年才在美国出版）在《我为何写作》中，他曾强调：“当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丽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在写出那段话时，他想着的是这两部小说。
即使奥威尔对这部小说持批评态度，以及它是一幅极度扭曲的自画像，但令人吃惊的是，评论者称赞它并做出了较高评价。我们如今认为是机智讽刺的地方，他们当作严肃的现实主义写法来读。理查德·里斯提到了狄更斯、勃特勒、乔伊斯和劳伦斯的影响，热情称赞它“具有始终如一的严肃性和真正的气势”，并认为奥威尔对戈登缺点的描写“根本说来态度诚实”。小说家威廉·普洛默（William Plomer）评论奥威尔“巨细无遗地向我们展示了可悲的寂寞和过度自卑情结的种种极不愉快之处”。被奥威尔称为“几乎是英国唯一一个不让我反感的小说评论家”的西里尔·康诺利实事求是地称这部自怜自哀的小说为“对贫穷赤裸裸地展示，令人痛心至极，也写到贫穷的影响恶劣而且无孔不入。……它是以一种清晰和激烈的语言写成，不时让读者觉得自己坐在牙医的椅子上，钻头转得正急”。[12]
私下的反应甚至更令人满意。康诺利建议奥威尔：“需要多一点色彩，来减轻主人公的处境和自我憎恨所造成的一片压抑感——要让人们吞下药丸，也必须有果酱送……它很能打动我。”但奥威尔不肯妥协：他的读者（不管有多少）必须不带果酱地吞下药丸。1936年5月18日，安东尼·鲍威尔称赞了《保持叶兰繁茂》，他喜欢它更甚于《缅甸岁月》和《巴黎伦敦落魄记》，“虽然后者本身可以作为一种文献”，他也提到“我所见过的评论者大都愚蠢透顶”。奥威尔也认为：“评论者都很糟糕，以至于通常而言，跟那些用意良好、但从来懒得了解你写了什么的蠢驴相比，我更喜欢那些发脾气骂我的人。”杰弗里·戈尔勒跟以前读了《巴黎伦敦落魄记》后那样，也写信给奥威尔讨论过这本小说。戈尔勒提到了金钱之神的《圣经》式象征，他说：“自斯威夫特以来，我认为没有哪本书肯定能让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感到内疚而且心神不安。你犯了最严重的诽谤罪——嘲笑了我们的金钱之神。”
随着奥威尔开始凭作品使他在文学及社会主义圈子有了知名度，他收到了去《阿代尔非》杂志的暑期学校及对本地文学界公开演讲的邀请。1935年10月，他以“一个穷困潦倒者的自白”为题在伦敦北部南伍德福德做了一次演讲，他吃惊地发现听众达四五百人之多，其中很多大概是失业者，他们别无他事，高兴于有这么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还能听到一次免费演讲。一家本地报纸报道奥威尔告诉有共鸣感的听众，那些穷困潦倒者“跟社会上其他人是同样的人，他们受环境所迫，过着这种悲惨的生活”。[13]
4
1936年1月，奥威尔辞去汉普斯特德书店的工作，当时他正在追求爱琳并已写完《保持叶兰繁茂》。接下来的两个月，他去为他写英格兰北部工人阶层生活状况的书《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收集资料。威冈之行是他流浪之旅的继续，他再次穿上旧衣服以努力融入那种条件恶劣的地方。去北方的路上部分是步行，生活在穷人之中，寻找能找到的最糟糕的地方，承受最折磨人的体验。而在短暂流浪的间隙，他也会退避到某个中产阶级家庭来休息。
他于1月31日乘火车到了考文垂，接下来的4天里，他继续走路和乘公共汽车到了伯明翰、伍尔弗汉普顿和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待了5天。2月份剩下的时间他都在威冈度过，在一间令人作呕的牛肚铺的楼上租了一间房，这家铺子的业主因为《通往威冈码头之路》而留名，即布鲁克家。他们的污秽甚至在奥威尔眼里也太过分了：绿头大苍蝇趴在这间铺子的橱窗上成为装饰，房内有成群的黑色甲壳虫，一天早晨他看到早餐桌下有把满满的夜壶。奥威尔并未夸大其词——一位威冈的居民说那里确实是“一个肮脏的糟地方，特别肮脏的糟地方”，还有一个去过那里的人记得桌面上铺了“十几层本地晚报当桌布用，浸透茶水和牛肚的油腻”。
20世纪30年代时，采煤业“远超其他，乃最重要的工业，是唯一雇佣人数超过百万的工业，总是阶级斗争的象征”。[14]事实上，威冈标志着从煤矿通向运河的马车道和铁路的终点，在运河边，煤被倒进驳船。威冈根本不是一个有着娱乐性码头的海滨游览胜地，不过是个丑陋的工业城镇，世纪之交时成了杂耍剧院里的开玩笑对象。20世纪20年代时，那里的矿井被关掉，码头被拆作废品卖掉。奥威尔笔下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是无处可通的道路，代表一条死路，一场经济灾难。甚至现在，流经老码头的运河仍然缓慢、多泥和肮脏。他在威冈首次下了煤矿，那令他精疲力竭。后来他又下过两次煤矿，地点是温特沃斯和格莱姆斯。
这趟艰苦行程带来了恶果，等他2月底到了利物浦时——那是在牛肚铺上住了两周和下了三次煤矿后——他虚弱的身体垮掉了。《阿代尔非》及独立工党介绍他去找的梅·迪恩纳记得很清楚：
一大早……那是二月一个可怕的清晨，霜天雾地。他站在门口，一身奇怪的打扮：没穿大衣，没戴帽子，没带行李，穿一件破旧的外套。他站在那里哆嗦着，实际上从头到脚都在颤抖。咳，他垮掉了，不算彻底垮掉，但也差不离。我和丈夫就尽快让他躺到床上，他病得很厉害，但不肯看医生，所以我们在那种情形下尽了我们的所能。让他喝了热柠檬茶。不管怎么样，他后来好了些。你知道，他当时病得很厉害。照料奥威尔时，她觉得他非常沉默寡言，但是感觉敏锐，讨人喜欢。
在利物浦康复后，他又去了谢菲尔德和利兹（他去利兹住在戴金家），然后在巴恩斯利又待了两周。他和工人阶层进行了多次有益的接触，他拜访家庭、工厂，参加公共会议。在巴恩斯利，他看到过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对着一群听众长篇大论，深以为惧地见识了英国的法西斯主义。
1937年，W.H.奥登（奥威尔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称其“可以说是个没有胆量的吉卜林”）写道，北部令人生畏的风景在他看来，比英格兰最高的山峰还要美丽。从伯明翰到伍尔弗汉普顿令人沮丧的景观烙在他心头，他发现矿渣堆和可憎的机器事实上是他理想中的风景。奥登机智的诗人反语有意忽视了采煤在人力方面的成本和工业污染对空气及自然景观的毁灭性后果。奥威尔所乘火车从威冈码头开出后，除了包围着城市贫民区并以含硫空气吞没那里的“矿渣堆、喷吐烟雾的烟囱、鼓风炉、运河和贮气罐”，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谢菲尔德，这个欧洲最丑陋的城市“似乎是个清除了植物的世界，除了烟、页岩、冰、泥巴、灰烬和污水别无他物”。他形容了那个无助无望、跪在“刺骨寒冷中，跪在贫民区后院泥泞的石板上拿根棍子捅下水管道”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一张疲倦的、骷髅般的脸庞”，“一副难以忍受的痛苦与落魄神态”，这些都说明了生活在此种环境下对人的影响。[15]奥威尔在3月底回到伦敦。他给康诺利写信说他本想在北部待六个月或一年，但又不想离开爱琳那么长时间。
从那些关于英国状况问题的书中，奥威尔已经读到过这些北部工业城镇的情况。一个世纪前，在随笔《宪章主义》（Chartism）中，卡莱尔[16]抨击了中等阶层对工业区工作情形的无知并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工人阶级为何不满？其经济、道德、家庭及心理状况如何？”《宪章主义》接下来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曾在曼彻斯特管理他父亲的工厂），然后是本杰明·迪斯累里[17]的《西比尔或两国》（Sybil or the Two Nations，1945），然后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其中对焦煤镇做了令人震惊的描述。所有这些作品都指出英国的工人阶级受到了残酷剥削，而奥威尔的书延续了这种社会抗议传统。
奥威尔解释矿工必须自购所用工具，而且从矿口到采煤面那段辛苦行程所需的时间挣不到钱。他形容了“一队弯腰屈膝的人”的朴实及浑身力气，他们“全身都是黑色，在煤层下以惊人力量和速度使用巨大的铁锹”。通过对地球产生的地质学联想，单拣出吃草奶牛的重要细节，以及对只用撑架撑着的一座大山进行描述的这种斯威夫特式才能，令读者得以用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看待采矿——还有阶级压迫之重：“在你头顶，有大小尚可忍受的一座山；几百码结实的石头、已灭绝动物的骨头、燧石、活着东西的根系、绿草和吃草的奶牛——所有这些都悬在你头顶，只靠跟你小腿般粗细的木头撑架顶着。”[18]
《通往威冈码头之路》跟《巴黎伦敦落魄记》一样，由联系松散的两部分组成。头一部分（由统计数字支持）是对大萧条时期工业工人可怕的社会及经济状况的个人化记述，第二部分也是更有趣的自传性部分——因为奥威尔最擅长直接描写关于自己的情况——描述了他如何选择了从曼德勒到威冈的道路，谈了其背景和家庭、教育、他在缅甸时的苦恼和选择流浪的理由，并分析了其阶级观和政治信条。接下来除提出改善工人状况的某些实际建议，也尖锐批评了社会主义（那激起很多敌意，为他在左派阵营树敌很多）。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章节中，奥威尔怀旧地将工人阶层的习惯、性情、坚忍和民主精神做了理想化描写，而且美化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温暖、得体、人情味浓重的气氛”——如果（就像他自己童年时）当父亲的处于有工可做的稳定状态。
特别在用过下午茶后的冬日傍晚，炉火此时在敞口炉中发出光亮，闪动地映在钢挡板上，当父亲的仅穿衬衫坐在炉火边的摇椅里看赛马结果，当母亲的坐在另一边做针线活，孩子们因为有了一便士薄荷糖而开心，那条狗懒洋洋地卧在破旧的垫子上烤火。不言自明，这幅快乐家庭生活的场景难以在大萧条期间实现，跟那些令人揪心的照片形成了对比，特别是此书的左派读书会版本上印的那张题为《人满为患》的照片。
奥威尔的目标是把工党中的极端者联合起来，让那些高雅的理论家和工人进行更近距离的接触，但他也有意唤起读者思考。在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中，他说中等阶层认为“底层人身上有味”（这句话经常被有敌意的读者歪曲，说它的意思是奥威尔认为底层人身上有味）。他称社会主义宣传者“乏味、空话连篇”，如威廉·莫里斯、萧伯纳、亨利·巴比塞、厄普顿·辛克莱和沃尔多·弗兰克等，也批评了调查方法跟他相反的比阿特里斯·韦布[19]，说她是“参观贫民窟的高傲的社会主义者”。这样，他就摧毁了被左派视为神圣的几个人物形象。
奥威尔忍不住以一种嬉笑怒骂、夸大其词的方式抨击了他极为反感的人——“男同性恋左派圈子”里那些令人反感的太监式人物，他们追随古怪的改革者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1844—1929）。卡彭特是个社会改革者、回归乡村俭朴生活的先驱、同性恋宣传者和像《中间之性》（Intermediate Sex，1908）这种书的作者，他对E.M.福斯特和D.H.劳伦斯都有重要影响。奥威尔总结了这种让人一看即知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的形象：他一头卷发，嘴里引用马克思语录。这种人他在内莉姨妈在巴黎的家中、在汉普斯特德韦斯特洛普的交往圈子里，还有在《阿代尔非》的暑期学校中都见过。在他所写的最出名的一段中，他滔滔不绝地尖刻抨击了“所有那些傲慢的女人、穿便鞋者、留连鬓胡、喝果汁的人们那令人生厌的团伙，他们闻到‘进步’气味就一哄而上，就像闻到有只死猫的绿头苍蝇……要是所有的便鞋和淡黄绿色衬衫能被收一堆烧掉，所有的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和巴结奉承的天主教徒能被送到韦林田园城市去悄悄练他们的瑜伽功该有多好”！[20]食素真的会影响社会主义事业吗？奥威尔相信如此。食物怪客们未能致力改善社会，而是执着于为他们的生命增加痛苦的几年，把自己与普通人隔离开来。很早开始，奥威尔就看出并鄙视后来我们所称的“唯我”的一代。
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具有自传性质的关键一节中，奥威尔解释了他为何要去过穷困潦倒的生活，以及在北方时他为何住牛肚铺的楼上而不是像样的寄宿舍，为何他在冬天旅行时不穿大衣和帽子并在一个陌生人的门前垮掉：
我想让自己沉下去，一直沉到被压迫者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跟他们一起对抗施暴政者……我可以到这些人中间，看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暂时觉得自己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一旦到了他们中间并被他们所接受，我就应该能接触底层，而且——这就是我所感到的：甚至在当时，我就意识到那是非理性的——我的部分内疚感便会离我而去。这些是奥威尔最与众不同的动机：他渴望从内部，而不是从纯粹理论性立场体验各种状况，渴望消除社会等级感和为被压迫者斗争，并为其苦难极为痛心。他为向下层突围感到兴奋，他到了底层并知道他能承受，那种焦虑、解脱和消除内疚后的欢欣感觉他都一一尝过。
阅读查尔斯·狄更斯和T.E.劳伦斯[21]的作品有助于了解奥威尔想掉到最底层的动机。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1857）中，被囚禁于马夏西监狱的海吉格医生努力安慰威廉·杜丽别那么着急，他解释道：“别的地方，人们在心烦意乱、担心、奔波，为这为那操心。可这儿一样也没有，先生。那些我们已全经历过——我们了解过最糟糕的情形，我们已经到了最底层，不会再往下掉，而我们找到了什么？安宁。”在《七根智慧之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劳伦斯承认：“我喜欢居我下层的事物，在向下冒险的过程中，我感到快乐。降级似乎有种确定性，是种最终的安全感。一个人可以攀升到无限高，但下面还有一个动物的层次，他不可能堕入那里，会有一种可以在其上休息的满足感。”跟劳伦斯一样，奥威尔认为这种赎罪性经历承载了一种文学价值，少了这些经历，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写作。
这种故意受罪和赎罪，这种消除世上罪恶的渴望让他有了种宗教性使命。16世纪西班牙神秘主义者“十字架的圣约翰”写到过寻找精神真理的路程，他的话似乎解释了奥威尔为何选择过艰苦生活：
总努力寻找最难者，而非最易； 并非最愉快者，而取最难忍者； 并非快乐最多者，而取欢乐最少者； 并非予人充分休息者，而取最劳人者。[22]
V.S.普里切特[23]在称他“可以说是圣徒”时，捕捉到了奥威尔的这方面。
维克托·戈兰茨在1937年3月8日大胆出版了此书，首版印了2150册。但他在左派读书会版本上加了个前言，从而从奥威尔的螫刺中抽取了毒液，使社会主义和罪过脱钩，减轻了读书会成员的愤怒感。（但在威冈和谢菲尔德，奥威尔从未被原谅。）戈兰茨曾称赞奥威尔“对贫穷和压迫有着强烈愤慨”，但惊骇于奥威尔把社会主义者描写成“一帮愚蠢、讨厌和虚伪的人”。戈兰茨盲目拒绝相信斯大林使用残酷手段达到工业化，并批评自己的作家犯了“古怪的用笔失检的毛病，把俄罗斯[24]的政委说成‘半是留声机，半是歹徒’”。
有着戈兰茨所加评论的左派读书会版本销售4.4万册（是市售版销量的差不多20倍），使奥威尔的名字首次广为人知。与他为自己以前的书感到惭愧形成对比的是，他为此书感到自豪。其赠书对象包括自己的父母、内莉姨妈、劳伦斯·奥肖内西和他最好的朋友——梅布尔·菲尔兹、理查德·里斯、丹尼斯·柯林斯、杰弗里·戈尔勒，另外还有他在巴黎的仰慕者亨利·米勒。
评论趋于以党派为界，意见不一。左派读书会编委会的哈罗德·拉斯基提认为它受到了《艰难时世》和埃弥尔·左拉的《萌芽》（1885）的影响，贬低奥威尔的“宣传”“是向生活舒适的人们发出的为社会主义所做的富于感情的辩解”。但在道格拉斯·格德雷因[25]看来，“这部出色的、令人不安的小说”解释了社会主义政党为何“在过去十年中正逐步失去支持”。1939年，杰弗里·戈尔勒送了伊迪丝·西特韦尔[26]一本《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她不期然成了奥威尔的赞赏者，她赞扬了他对那间牛肚铺的描写：“开头的骇人情景是无法超越的。他正为当代世界所做的，似乎是恩格斯在1840年至1850年间为世界所做的，但又有不同，奥威尔天生是个作家。”
1937年，历史学家阿瑟·布赖恩特在为一个煤矿工人G.A.W.汤姆林森的自传所撰前言中，从保守观点出发抨击了《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布赖恩特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总结了此书，嘲笑了奥威尔对革命性剧变的呼吁：“它由一个年轻的文学青年所写。他品味优雅，显然让自己在感觉不便的条件下在威冈和谢菲尔德过了几周‘对付的日子’。其第一部分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威冈和谢菲尔德是地狱般的地方，第二部分以极其熟练的技巧得出结论，即每个正派的男男女女一天也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存在下去，应该马上报名加入那些寻求以革命带来变化的队伍。”布赖恩特接着预见了奥威尔的观点的局限性：“这种论点的薄弱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革命性变革希望达到什么，伴随其来的不仅是一场大屠杀……而且还有失去个人选择的自由和民主政府的结束：俄罗斯和西班牙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27]《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是奥威尔对社会主义革命信仰的最高点。
《通往威冈码头之路》1958年在美国首次出版后，有两篇重要评论把它放在其历史背景下评论。菲利普·汤因比[28]说它“读起来像读由一位富于同情心的人类学家带回的一篇报道，他刚调查完婆罗洲某个受压迫部落的情况回来”，并称奥威尔是他这一代中最出色的记者。汤因比也批评了他的文学个性，提出他“过于有意识地把自己看作坚强而且真诚的人，认为自己已经确实找到了真理，而不是简单地研究超凡脱俗的抽象概念”。《纽约客》（New Yorker）发表了一篇重要的书评，作者是德怀特·麦克唐纳[29]——他在其《政治》杂志（Politics）上发表过奥威尔二战时的随笔——他把奥威尔比做恩格斯、亨利·梅休[30]、杰克·伦敦和托洛茨基，并称他的书是“我所知道的最佳社会学报告”。他除了赞扬奥威尔“在感情上同情并理解他在其中生活的人”，还特别赞扬了奥威尔感情丰富的“骂人技巧”，说那“结合了愤慨和有的放矢”。在奥威尔去世后发表的诸篇评论认可奥威尔是位好小说家，但更是位好记者。这些评论把重点从当时的政治问题转移到这位观点鲜明的人身上，从3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争转移到奥威尔的理想主义和此书突出的自画像性质上。
理查德·里斯写道，奥威尔从威冈回来后——他已完成了转变——并开始写作此书时，“当时，几乎好像一辈子都在他体内跳跃的暗火突然熊熊燃烧”。如他在提到奥威尔心目中的英雄狄更斯时说，奥威尔变成了“一个总在与什么抗争的人，而且是公开抗争，无所畏惧……他通常都是愤怒的”。[31]1935到1937年间，奥威尔引起了争议，其作品广为人知。他找到一条把个性与政治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发现了他的独特风格，写出了一本报道性的，具有独创性和影响较大的书。他延续了《巴黎伦敦落魄记》那种写作模式——通过受苦受难获得经验——并达到一个较高层次，从一个二流小说家向前跨出了巨大一步，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评论家。
[1] 《全集》，19.336（1948年5月10日信件）；《全集》，10.348（1934年9月初信件）；《全集》，3.300、299、41。——原注
[2] 霍奇斯，《戈兰茨》，第106页；《全集》，10.243（1932年4月26日信件）；《全集》，10.496（1936年8月26—27日信件）。——原注
[3] 《全集》，10.351（1934年10月3日信件）；《全集》，18.411（1946年9月28日信件）；《全集》，3.259。——原注
[4] 罗莎琳德·奥伯迈耶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72页；圣休学院的戴维·惠特克1999年3月2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凯瑟琳·奥肖内西·蒙丘尔1999年3月1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埃利莎维塔·弗恩，《一个俄罗斯人的英国：1926—1940年间回忆录》（A Russian's England：Reminiscences of Years 1926—1940，英国沃里克初版；英国保罗戈登版，1976），第343、345页。
据弗恩所言，爱琳个子高，在莱蒂斯·库珀看来是中等身材，在克里克看来是小个子。爱琳的摩洛哥身份证上注明的身高比奥威尔低17公分，那么她身高在5英尺6英寸左右——如弗恩所言，对一个30年代的女性来说相当高。——原注
[5] 莱蒂斯·库珀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358页；对简·摩根和露西·贝斯特利的采访；莱蒂斯·库珀，《黑色伯利恒》（伦敦，1947），第153—154页；西里尔·康诺利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73页。——原注
[6] 埃利莎维塔·弗恩，《乔治·奥威尔的首任妻子》，《二十世纪》杂志，168卷（1960年8月），第116页（省略号原文即有）；《全集》，10.394（1935年9月24日信件）；对凯·韦尔顿·埃克瓦尔的采访；《全集》，10.485（1936年6月9日信件）；埃利莎维塔·弗恩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00页；汉弗莱·戴金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T.R.法弗尔案卷。——原注
[7] 莱蒂斯·库珀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16—117页；《全集》，11.171（1938年7月5日信件）。——原注
[8] 埃利莎维塔·弗恩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00页；斯坦斯奇，《奥威尔：转变》，第158页；《全集》，7.99、11.222（1938年10月12日信件）。——原注
[9] 《全集》，12.148（1940年4月17日信件）；赫彭斯托尔，《四位缺席者》，第146页；杰弗里·戈尔勒所言，见克里克《乔治·奥威尔》第171页。——原注
[10] 理查德·里斯所言，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斯蒂文·朗西曼所言，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10页；弗恩，《一个俄罗斯人的英国》，第349页；莱蒂斯·库珀，《爱琳的布莱尔》，第5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未发表打字稿。——原注
[11] 对阿德勒·菲尔兹和斯泰芬妮·菲尔兹的采访；《全集》，20.204—205。——原注
[12] 《全集》，4.154、16.232（1944年5月27日信件）；《全集》，10.320、10.490（1936年7月23日所写书评）；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65—69页。——原注
[13] 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康诺利1936年4月或5月致奥威尔的信；《全集》，第10卷48页注解（鲍威尔致奥威尔的信）；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杰弗里·戈尔勒1936年4月21日致奥威尔的信；《全集》，10.401（新闻报道）。——原注
[14] 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84页；A.H.P.泰勒，《1914—1945年英国史》（纽约，1965），第238页。——原注
[15] 梅·迪恩纳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84页；W.H.奥登，《冰岛来信》（Letters from Iceland，伦敦，1937），第49页；《全集》，5.17、98、15、58。——原注
[16]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英雄与英雄崇拜》等。
[17] 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3—1881），英国首相（1868；1874—1880），保守党领袖、作家。
[18] 托马斯·卡莱尔，《宪章主义》，《批评及其他随笔集》（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伦敦，1888），3.259；《全集》，5.20—21。
1988年7月，我带着一个用电池的灯，戴着防毒面罩也下到了煤矿964米深处。坐了一段传送带和矿车后，我弯腰走300米到了采煤面，那是在北诺丁汉郡的霍沃斯。矿口有送风设备，矿工仍然使用一种戴维灯的现代型号，煤矿里面仍然极热、多尘而且危险。已经盖了浴室，矿工们可以干干净净地回家，那里有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在里面小便。——原注
[19]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诗人、画家、工艺美术家和社会改革家，著有《社会主义歌集》《乌有乡消息》等；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新闻工作者，著有《炮火》《光明》等；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re，1878—1968），美国作家、改革家，著有《屠场》《石油》、《龙齿》等；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1889—1967），美国作家、改革家，著有《假期》《世界之诞生》等；比阿特里斯·韦布（Beatrice Webb，1858—1943），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社会活动家。
[20] 韦林田园城市在伦敦西北约36公里处，是根据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关于城市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城市，始建于1920年。——译注
《全集》，5.108、108、167、169、207。——原注
[21] T.E.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英国军人、学者，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著名，经历极具传奇色彩。
[22] 《全集》，5.138；查尔斯·狄更斯，《小杜丽》（1857年初版；牛津，1953），第63页；T.E.劳伦斯，《七根智慧之柱》（纽约，1985），第564页；引自安东尼·肯尼的《始于罗马的一条道路》（A Path from Rome，牛津，1985），第68页。——原注
[23] V.S.普里切特（V.S.Pritchett，1900—1997），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著有《活着的小说》《有影响的小说家》等。
[24] 应该注意西方人经常以俄罗斯称呼苏联，后文也有这种情况。
[25] 道格拉斯·格德雷因（Douglas Goldring，1887—1960），英国作家、评论家，著有《声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等。
[26] 伊迪丝·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1887—1964），英国女诗人、文艺评论家，著有《门面》《黄金海岸习俗》等。
[27] 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91—99页；伊迪丝·西特韦尔，《1919—1964年书信选》（约翰·莱曼和德里克·帕克编辑，纽约，1970），第62页；阿瑟·布赖恩特为G.A.W.汤姆林森《煤矿工人》（伦敦，1937）所撰前言，第10—11页。——原注
[28] 菲利普·汤因比（Philip Toynbee，1916—1987），英国小说家、评论家，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之子，著有《与古德曼先生喝茶》《傻老头》等。
[29]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cDonald，1906—1982），美国作家、编辑，著有《同美国格格不入》《人们之责任及其他政治批评论文集》等。
[30] 亨利·梅休（Henry Mayhew，1812—1887），英国小说家、记者、剧作家、社会学家，曾任《笨拙》周刊编辑。
[31] 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115—118页；德怀特·麦克唐纳，《各种政治体验》（Varieties of Political Experience），《纽约客》，第35卷（1959年5月29日），第137—146页；理查德·里斯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全集》，12.56（《查尔斯·狄更斯》，1946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