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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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1947年4月回到朱拉岛并继续在岛上艰苦度日，此前的1946年冬天他在伦敦度过。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他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让他在床上一躺就是几星期。前来坎奴伯利广场的朋友看到他穿着睡衣和粗糙的浴袍，瘦得像骷髅一般，但仍不停打字。在最后一本文学笔记中，他记述了那种近乎疯狂的强迫性工作冲动，那也促成了他的死：
几乎没有一天我没有感觉我在虚度光阴，在拖延目前的工作，我的总产出少得可怜。即使在我一天工作十个小时写一本书，或者一星期写四五篇文章的阶段，我仍从来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忧心忡忡的感觉，即我在浪费时间……刚写完一本，我就开始——竟会在第二天——担心起来，因为还没有开始写下一本。他说起过第二年冬天要去一个暖和的地方过冬，也计划去国外旅行。他甚至想过去美国南部生活几个月，目的是发现在一无所用、缺吃少穿的条件下感受如何——可以说是去乔治亚和阿拉巴马州过穷困潦倒的日子：1947年11月，《观察家报》的一位编辑建议他去非洲待3个月，报道肯尼亚花生种植计划和南非选举。但跟去勒克瑙的《先驱报》工作和报道西西里战役的计划一样，糟糕的身体让他再一次打了退堂鼓。
在朱拉岛上，9月和10月他病得很厉害。到12月底，他已经瘦了20磅，而且似乎仍日益消瘦，一直感觉病得很厉害。他比以前更担心会把已确诊的肺结核病传染给理查德，他尽可能让那个孩子远离他。1947年12月20日，他住进了东基尔布莱德的海尔麦尔兹医院，在格拉斯哥南面大约20英里，此后在那里住了7个月。阿芙利尔照料理查德，而奥威尔担心孩子在他长期不在的情况下会忘了他，就在疗养院附近为他们找了个地方住。
一个在那里住过的病人描述了那间医院及其提供的治疗方法：“海尔麦尔兹占地辽阔，海拔580英尺，设想是把疗养院治病和培训病人做室外工作的条件结合起来。那里有个林木育苗场、一个种花出售的花园、猪、家禽和一群艾尔郡种奶牛，作为娱乐，还有一个高尔夫球练习场、槌球场和一个足球场……所行理论是在一个能呼吸到清洁乡间空气的地方（不管是阳光普照还是有着厚厚的积雪）休息，再加上丰盛和均衡的饮食，就是对肺结核病最有效的疗法。”奥威尔住进了胸外科第三病房，被诊断为“两侧肺结核，一侧有大的空洞性病灶，另一侧有阴影”。[1]
他被安排于外科部主任布鲁斯·迪克医生（他身材魁梧，性情开朗外向，与病人关系密切，嗜饮）及其助手詹姆斯·威廉森的照料之下。因为奥威尔非常沉默寡言，威廉森医生没觉得他很有意思，不知道他的病人是位著名作家。医生们直到战后才了解吸烟的影响，甚至有些医生认为吸烟引起的咳嗽有助于把痰咳出来。所以奥威尔被允许吸他那种浓烈的花束牌黑粗烟丝。威廉森医生解释奥威尔的病为纤维性、能引起发热的消耗性疾病：“非常慢性，局限在他两侧肺的上部，主要在左肺。……痰里有结核菌，那意味着他会传染给别人……他之前从未病得很厉害，没有出现过很严重的消瘦或夜里出汗很厉害。但他大概几乎已经忘了完全健康是什么感觉……他的肺部会像皮革那样很有韧性。人们患上慢性纤维性结核病仍会存活较长时间……他身患肺结核还活了很多年。”奥威尔一直忽视或者不相信自己有病，但到这时，他的健康已不可挽回地毁掉了。
治疗方法（在托马斯1924年出版的《魔山》中描写过，当时仍采用）主要是一种隔膜挤压法。它使膈神经瘫痪，然后使染病那侧的肺萎陷，半年时间内令其不发挥功能，使空洞可以愈合。威廉森医生解释说：“把肌肉往两边拨，好露出神经，然后用一对镊子掐它。病人会突然感到疼痛，隔膜往上跳，那样它就会瘫痪3到6个月，直到神经恢复过来。隔膜瘫痪后，我们就往腹部泵气，它因此被往上推，肺就萎陷了。”
奥威尔觉得隔膜挤压法“疼得要命”，住院一周后他告诉格温·奥肖内西：“他们先压迫膈神经，我想膈神经是让肺膨胀和收缩的，然后他们往隔膜里注入空气，我理解那是为了把肺推到一个不正常位置，不让它自动进行某种活动。每隔几天都得往我的隔膜里‘补充’空气。”尽管如果由一个行家操作，泵空气时的针刺是不疼的，但医生们还是注意到奥威尔反感泵空气，最不愿意做：“每次补充空气时，他似乎都害怕，在手术台上很难放松。但他从不抱怨、抽气或喊叫，我们都赞赏他的自制力。”[2]
病情似乎略微好转时，奥威尔也将治疗情况及时通知朋友们。他给伍德考克写信说自从住进医院后，他有点感觉没那么像是快死了。由于受到医生的鼓励，为了让沃伯格放心，他说自己的病不危险，治疗进行得很顺利。然而他知道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契诃夫和D.H.劳伦斯全在44岁时辞世，他承认肺结核注定迟早会要他的命。1948年6月25日，他悲哀地告诉鲍威尔：“今天是我的生日——45岁，真可怕啊。我又装上了几颗假牙，而且自从到这里后，头上多了不少白发。”在他生日前夕的私人日记中，他放下坚毅的假面，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垮掉的老头，那是对《一九八四》中被折磨后的温斯顿·史密斯预先做了描写：“腿上一直感觉虚弱，膝盖疼痛。僵硬感发展成腰背部及下方的疼痛。胸口差不多总发闷。早上几乎觉得站不起来。一看不到太阳就觉得冷。胃部有受风感……眼里总流泪。”[3]
2月1日，迪克医生告诉奥威尔有种名为链霉素的昂贵但是效果惊人的新药，发现于1944年，但在英国还买不到。戴维·阿斯特很快就从美国找来这种药。2月20日前后，奥威尔就开始第一个疗程，每天注射一克，连续50天。不幸的是他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指甲碎裂，掉头发，一块块变白，脸部皮肤掉屑，背部出疹，喉咙一直疼得难以吞咽，喉部溃疡，嘴里起水泡，水泡爆裂并且流血，早上起床时嘴唇被干了的血粘在一起。尽管那种药有助于使其肺部病灶愈合，但他还是不得不停止注射。医生们由于不熟悉那种疗法，不知道减少剂量就可以避免副作用，而他也能被治好。奥威尔把剩下的那种贵重药物给了另外两位病人，他们被治愈了。
戴维·阿斯特、理查德·里斯和比尔·邓恩去海尔麦尔兹疗养院看望过奥威尔，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在他刚开始链霉素治疗时也去看望过他。他说：“我走进病房时，看到（奥威尔）直直地坐在床上，穿着件衬衫。他用微笑和我打招呼，那既表示欢迎，也给人以冷淡的感觉。他告诉我他觉得链霉素可能对他起了一点好作用，但注射时极疼，而且他觉得太频繁了。他给我看了他的胳膊，上面有无数针眼。”当奥威尔病情开始好转时，他也跟另外一个病人相谈甚欢，那个病人为邓迪市的汤姆逊报业王国工作，并为男孩看的周刊《急性子》撰写比利·邦特[4]式故事。威廉森医生安排他们一起住，两人相处得很好。
出于医疗目的，奥威尔的右手必须打上石膏，由此引起了一个传言，说那里的医生采取极端措施阻止他写作。据那本关于该间医院的史志记载，医院医护人员坚持病人身心上完全休息，并没收了他的打字机。奥威尔继续用圆珠笔写作时，他们把他的手臂打上了石膏。“医护人员有决定权。有了看似有理的理由，他写字的手臂被打上石膏无法活动，长达几周……奥威尔的打字机在1948年5月被发还。他在海尔麦尔兹疗养院余下的时间里写作，在院内散步和打槌球……（别人记忆中的他）是个寡言、客气的人，对痛楚和不适表现得坚忍。”威廉森医生肯定地说这一说法不确。在住院头几个月中，他过于虚弱而无力工作。他一旦身体好转，就被允许写作（“没理由阻止他”）。他患了肺结核病，体重下降，发高烧，忍受剧痛，右臂打了石膏，卧床不起，无力打字，但受其内心冲动驱使，他继续写作。
奥威尔于1948年7月28日出院后，又回到朱拉岛过起那种艰苦生活。8月时，他告诉迈克尔·梅耶他只能下床半天，做不了任何需要花气力的工作，不得不至少再过一年时间病人般的生活。照顾他的阿芙利尔认为他如果进入一间疗养院，而不是努力过正常人生活，他大概能康复。他在9月中旬回到东基尔布莱德检查身体，正好赶上该市举办一个贸易会。法弗尔写道，他“从一间客满的旅店跋涉到另一间，脚穿沉重的皮靴，手提一个装满所购物品的手提箱，直到完全病倒和筋疲力尽时，才找到一个床位”。这次伤身体的旅行导致旧病复发，又令他卧床不起。10月时他告诉阿斯特：“我现在身体好了一点，但两周左右以来感觉很虚弱。滑稽的是这次是从我回到海尔麦尔兹检查开始的。”[5]
奥威尔意识到死亡正在逼近，这更强化了他的情感，提高了他的表达力。一回到朱拉岛，他就继续写作《一九八四》。他对莉迪亚·杰克逊解释说9月底他旧病复发时（这时的警告性病兆无可置疑），他本该注意自己的身体，但“不得不写作这本写得很不顺利的书”。他在11月完成了最后一稿，但发现太难辨认而无法寄给一个打字员打出来。他急需通过摩尔、沃伯格和阿斯特的帮助找到一个愿意从伦敦、爱丁堡或格拉斯哥来到朱拉岛的女士。转租了他在坎奴伯利广场的公寓，偶尔也为他工作的米兰达·伍德和他在《论坛报》的朋友萨莉·麦克尤恩都无法前来。虽然做了很大努力，还是找不到谁愿意来朱拉岛帮助一位著名作家处理他非凡的手稿——甚至报酬为当时水平的两三倍也找不到。
疲惫的奥威尔急于继续工作，并且在和时间竞赛，就决定自己打。索妮亚·布劳内尔曾说：“乔治完全明白他可以来伦敦找到一个能干的秘书，但在他看来，离开朱拉岛不合适。那会意味着他对自己的整体观念将有一个剧变，他不愿面对。”他从未承认他是个永远无望康复的病人，虚弱得不适于在朱拉岛住，而且那里的整套生活方式都是无视危险的。她又说：“另外，他一辈子都忽视他的疾病，以至于发展到了太严重的程度，到那时他就像一贯所做的那样，再去卧床休息等待康复，也许他认为这次也能康复，也许他只是拒绝去想。”法弗尔解释说尽管奥威尔病得厉害，但还是坐在床上完成了最后一份15万字的打字稿，“然后最后一次垮掉，再也没能康复”。创作《一九八四》实际上要了奥威尔的命，而相应的，这部小说中关于未来的幻象是可怕的。
临近1948年圣诞节时，他最后一次离开了寒冷刺骨的朱拉岛。去码头的路上，在早早降下的冬日暮色中，他们乘坐的小汽车陷到了泥泞的、坑坑洼洼的路上。比尔·邓恩拖着假腿脚步蹒跚地回去找人帮忙，奥威尔则坐在车内念书给理查德听。1月份时，他为时已晚地向里斯承认道：“我想按我在1946年租下时计划的，只在那里度夏会更明智。”[6]冬天对他而言，总是个危险的季节。1949年1月9日，在住进海尔麦尔兹疗养院后一年，他住进了科茨沃尔德疗养院，一年后他就去世了。
2
《一九八四》，这部奥威尔最后也是付出最多努力的作品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对其构思多年：在伦敦被轰炸期间，在战后德国之行中，在随笔和书评中，还有在跟库斯勒的交谈中——后者曾亲历政治镇压。在《上来透口气》中，他就警告过英国处于威胁之下，他在1944年也提到英国人几乎想象不到“那种真正极权主义的氛围，在此氛围下，国家竭力控制人们的话语及思想”。他最后一部也是反乌托邦的小说着意揭示了极权主义思想的危险。《一九八四》是部有感而作的反对极权主义的作品，总结了他一生对于政治的思考，也很具有个人化特点，富于想象力，具有创造性，写得凄凉而且悲惨。
故事发生在有可能出现的最糟糕情况下的英国，关于温斯顿·史密斯这一欧洲最后一个在思考的人。英国遭到了原子弹的破坏，仍处于战争之下，此时的名称为第一空域，是个污秽、衰败的大洋国前哨基地，而大洋国是个疆土辽阔的极权主义国家，包括北美和原英国殖民地。世界被分成三个权力区——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由独裁寡头统治。三国都拥有核武器，在跟别国进行持久的常规战争。温斯顿是个受过教育的官僚，属于选拔出来的外党。奥布兰是审讯他的人，属于更具精英特点的内党，他代表蜕化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独裁，以换取非凡权力及特权。温斯顿与茱莉娅的恋情显示了训练有素的党员与低人一等、奴隶般的群众[7]之大多数的区别。在他道德觉悟达到最高点时，却被逮捕、关押、折磨和洗脑。
《一九八四》打破了虚构作品的常规，熔虚构、讽刺、现实主义及仿作（包括伪造文件）于一炉。在威尔斯的科幻故事中，主人公被以某种幻想的方式带到一个遥远的时间或地方，遇到一个强者向他解释了那个社会的情况，最后他要么回到原来的世界，要么与新世界的状况做斗争。奥威尔的小说情节讽刺性地颠覆了威尔斯式套路。温斯顿和茱莉娅存在于未来，他们努力逃入过去的氛围中，却被无情地抓回未来。邪恶的奥布兰——奥威尔以其名字影射了天主教会的专制权力——既让温斯顿开了窍，又让他终究难免一死。他获得的知识具有毁灭性，逃无可逃。
奥威尔把纳粹德国和极权俄罗斯的政治恐怖与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相结合。尽管此城市放眼只剩一片瓦砾，其空中轮廓线却被四幢巨型大厦所主宰，即真理部、仁爱部、和平部和富足部。奥威尔对生活状况的描写接近战时及战后新当选的工党政府治理下的英国。比起他完成小说时的1948年，战时在英国还有更多吃的。面包在1946年6月首次实行配给，当时，本来要运往英国的小麦被改运到德国让战败的德国人吃。
跟温斯顿一样，奥威尔也难以找到“某些非常稀缺的东西”，如梳子或者一罐鞋油，他在1948年10月总结道：“从物质上说，一般英国人跟三年前比起来大概过得更糟糕了。住房条件极差，食物虽然不是真的不够，但单调得难以忍受。香烟、啤酒和像蔬菜那样不实行配给的食物价格高得离谱，衣料配给越来越紧张。”小说中的温斯顿哀叹道：“房子摇摇欲垮，面包黑乎乎的，茶叶成了稀缺之物，咖啡尝起来像是脏东西，香烟供应不足……缺乏舒适感，到处是灰尘，物资不足，冗长的冬季，黏糊糊的袜子，从来不开的电梯，冰凉的水，粗制肥皂，散落开来的香烟，出奇难吃的食物，人们会对此心生厌恶之感。”[8]
奥威尔混合了时事，以创造出一种纪录片式的现实感，这部小说的力量则来自现实主义地利用一些熟悉的材料，并非来自对未来的臆测。战时，奥威尔惊骇于“德国潜艇艇长不听警告用鱼雷击沉客船，而且用机枪扫射幸存者”的做法。在小说开始，温斯顿观看了一部关于击沉一艘难民船的新闻纪录片。启发他描写小说中的新闻纪录片的具体事件发生于1940年9月27日，当时“贝拿勒斯市”号被德国鱼雷击中并沉没在离岸600英里的大西洋中，船上载着前往加拿大的90名儿童及90名陪同人员。将近300名乘客和船员丧生，只有7名儿童幸存。小说中，新闻纪录片播放的是那艘船在地中海被直升机轰炸，而不是在大西洋上被鱼雷击中，但两次事件中，客船都毫无自卫能力，儿童是主要的受害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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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通通、衣着破旧、年龄为39岁的温斯顿·史密斯是奥威尔最后也是最令人心酸的自画像。他被一股阴风和卷着砂土的旋风追着进入胜利大厦后（门厅里有股煮卷心菜味），我们有了种熟悉之感。像戈登·科姆斯托克那样，他清点自己仅剩的几根香烟；他在遍布弹坑和瓦砾的环境中生活，那也是乔治·保灵对一切被毁后的想象。奥威尔在之前书中的写作主题——社会不公、性压抑和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时的惧外——变成了壁垒分明的阶级体系、性问题上的清教徒主义和与大洋国的持久战争。就像奥威尔夸大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来创造他小说中的背景和氛围那样，他也把自己早期笔下主人公的一些极端性格赋予了温斯顿：孤独、负罪感、身体上的孱弱、性受挫感、与社会疏离、对精神和道德正直的渴望。科姆斯托克和保灵被迫与平庸生活妥协，而温斯顿则被灌输观念、监视和折磨。
温斯顿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如奥威尔的养子），在50年代的几次清洗中失去父母和妹妹，他是新国家的产物。小说一开头，他对社会本质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开始有了怀疑，而他捕捉过去真实感觉的企图不仅揭示了他岌岌可危的处境，而且撑起了整部书。他的回忆不是关于预备学校的，而是关于一个儿童营（他在那里被灌输党的意识形态）；他未曾对其家庭产生势利的羞耻感，而是为自己未被饿死和消灭感到羞耻；他妻子凯瑟琳的性冷淡被党认为是正常的，而他自己的欲望却被认为不正常而且非法。
跟戈登·科姆斯托克一样，温斯顿也在他写的东西中表达了忧虑，那在当时是种危险行为，被视为“思想罪”和“自活”加以禁止。工作中，他改动过去的档案以使其符合党的现行政策，私下则在一本老日记本的米色直纹纸上用老式钢笔和墨水书写。第一种书写（就像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所做的）是机械性和累人的，第二种（就像奥威尔自己具有创造性的写作）能使他在心理上得以解脱，但也唤起了令其不安的回忆及梦境。第一种是以“新话”系统地撒谎，第二种是热诚地以“旧话”寻找真相。奥威尔将温斯顿工作时所需的不动脑筋和官僚性态度与其面对白纸时的恐慌感、他的拙劣笔迹以及当他开始为自己而写时思想及感情上的困扰做了对比。温斯顿的工作迫使他练习“双重思想”，即同时拥有两种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的意见。他不得不相信他在更正错误，但也知道自己在伪造信息，每种任务都迫使他找到一个貌似可信的公式以掩盖真相。温斯顿被体制操纵，但作为一个外党知识分子，他也是操纵他人之体制的一部分。
在日记中，温斯顿再次体验了过去，补偿了内疚感。在其努力写作而唤起的梦中，他重新掌握了过去的价值观。温斯顿模模糊糊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他母亲牺牲自己让他得以活下去，他接受了内疚感，领悟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此时的他意识到她的死“是悲剧性的，令人悲痛，而这在如今已是不可能。他认识到悲剧只属于遥远的旧时代，在那个时代仍存在隐私权、爱和友谊，家庭成员相互支持，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今天有恐惧、仇恨和痛苦，然而情感失去了高尚性，没有深沉或复杂的悲哀”。
温斯顿首次开始写日记时，因为想到他没有现在或未来的读者而令他思路阻塞，但写日记本身成了为保持理智并把那种人类传统继续下去的勇敢行为。尽管这部小说以第三人称写成，人物脸谱化和具有政治背景，但它仍经常奏出一种个人化的呼吁音符。温斯顿的问候——“致未来或过去，致思想是自由的时代”——听上去像是奥威尔的最后愿望和遗嘱。
跟奥威尔自己一样，温斯顿也觉得他的性生活结束了，所以遇到茱莉娅（就像奥威尔遇到第二任妻子索妮亚一样）令他极为兴奋。他思考后认识到“带来欢娱的性行为就是反抗，欲望是思想罪”，而茱莉娅让他对爱和性行为的向往得到满足。情人进行反抗的根本原因在《如此欢乐童年》中得到过解释：“在一个强者主宰的世界上，弱者（必须）打破规则，否则就完蛋……弱者有权为自己建立一套不同的规则。”[10]
茱莉娅和温斯顿在性格及态度上相去甚远。茱莉娅果断、自信十足、讲究实际、具有丰富的性经验，不掩饰对智胜当权者的得意。跟温斯顿人到中年、身体不好和提心吊胆形成对比的是，她年轻而且心理素质好；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既关心自己的未来，也同样关心人类的未来；而她是个现实主义者，热心于为自己得到能够得到的。因为比温斯顿年轻很多，她不记得以前的情形很不一样。她足智多谋，愿意冒险。她安排他们的约会，能弄到咖啡及糖，敢买口红，还梦想拥有一套女装和一双高跟鞋。茱莉娅接受了不可能有社会变革这种想法，也学会通过规避规则而不是向其挑战来享受生活：“凡是针对党的有组织反抗都注定以失败告终，而且是愚蠢之举。聪明的做法是违反规定，同时也保住脑袋。”她在公开场合跟人们一起呼喊，私下则偷偷享受短暂的快乐。温斯顿在预见到他们劫数已定时说“我们是死人”，她没有反驳他，而是提醒他“我们还没死呢”，劝他能享受且享受她的美貌和身体。
温斯顿对体制的仇恨令茱莉娅有同感，但她的轻蔑用语令他震惊。在长期压抑的温斯顿眼里，她公然表现出的淫荡和俗气似乎符合人性。但从某方面说，茱莉娅是那种典型的体格健壮的完美女孩，再穿上校服，束上作为青少年反性同盟标志的饰带就齐全了。温斯顿大声给她念戈斯坦因那本书时，她竟睡着了（这说明奥威尔意识到很多读者会跳过小说的那部分）。但她宣称战争是完全虚构出来的，显示她比温斯顿目光敏锐得多，而且对党的宣传更为抵制。茱莉娅通过遵循其享乐主义准则，同样获得了温斯顿的政治洞察力。
首次幽会时，温斯顿迟疑而且腼腆，但当茱莉娅令他放心地说她滥交和堕落，很喜欢性事本身时，他在性和政治方面的感觉都被唤了起来。那“是他最想听到的，不仅爱某个人，而且是那种动物本能，那种简单的、人人皆存的欲望，那是一种能将党摧毁于无形的力量”。茱莉娅的情事就像温斯顿写日记一样，是种反叛行为，而温斯顿的恋爱鼓励他产生思想上的自信。他写日记和对爱的渴望部分属于被禁止的个人实现的渴望。
茱莉娅无道德意识、任性、敌视别的女人、自负和纵欲，被灌输过某种思想但未曾受过教育，她也许表面上是个反面人物。但跟温斯顿一样，她也是个象征性人物。她首次会面带来巧克力时，那种气味唤起了温斯顿的一种不安的记忆。后来与茱莉娅共枕时，他醒后想起他偷了家中巧克力配给的那天，正是母亲和妹妹失踪的同一天。巧克力把茱莉娅跟他已失去的母爱联系了起来，有助于减轻他对母亲之死的内疚感。茱莉娅代表那种本能感情的力量和爱之连贯性。
尽管茱莉娅在严格管教下长大，但使她充满活力的性冲动将其与群众联系了起来，那些群众就是数目巨大的底层人民，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工作、饮酒、赌博和生儿育女。党员认为他们低人一等，但温斯顿相信由于他们未曾蜕化，而且在党之外，因此是未来的唯一希望所在。在牢房里，他看到群众罪犯表现得蔑视看守，而那些政治犯因为意识到自己将被惩罚而沉默着，而且惧怕不已。
温斯顿对茱莉娅的爱让他把群众看作完整的人。那个晾晒衣物的群众妇女代表他母亲失踪后他不再享有的母亲养育之情。他意识到两代以前的人肯定被个人间的忠诚所支配，群众“不忠诚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思想，他们互相忠诚……他们一直怀着原始的情感，而他却需要通过自觉努力才能再次学到”。“群众是人，”他告诉茱莉娅，“我们不是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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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小说中的群众是最无知、最正派的，奥布兰则是知识最渊博、最邪恶的——他是温斯顿的折磨者、保护者、审讯者和朋友，是他组织对温斯顿监视了七年，这时又监督他的再教育。他掌握了所有对抗党的政治及社会性意见，但为了权力无视真理及道德。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它所受启发部分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12]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大法官”一章，部分来自关于清洗运动的报道——温斯顿和奥布兰进行了一场不平等的智力较量。
奥威尔创造出了温斯顿的思想状态并通过强化《如此欢乐童年》中写到的那种记忆，也创造出了折磨者与受害者之间反常的亲近关系。在预备学校里，他忍受寒冷、饥饿和困苦，回忆了与父母的痛苦分离、内疚和被排斥的感觉和曾确信自己是个百无一用的失败者，他也被灌输了社会等级森严的思想。他担心被校长派出的大批密探监视，他们会报告他去糖果铺的违纪行为。就像小时候的埃里克·布莱尔，温斯顿也得不到隐私权或亲切的友谊，他孤独到奥布兰随便瞟他一眼就成了件重要之事的地步。在那篇随笔中，奥威尔厌恶地想起自己曾虚伪地想巴结专制的“甩动”；在《一九八四》中，奥布兰被温斯顿当作英雄来崇拜，后者被比作向一个有希望的学生提问并使其痛苦的教师。甚至被折磨时，温斯顿也渴望得到奥布兰的赞许，婴儿似的贴紧他，疼痛停止后感激地望着他，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感情比友谊更为深厚，他们是至交”。就像温斯顿在大洋国一样，奥威尔在圣塞浦里安学校体验了“一种凄凉的寂寞和无助感……在一个邪恶至极的世界上”，他在其中无法遵守那些规则。两个地方都被变化无常的大权在握者统治，而不是靠一套合理的法律。在这两部作品中，中心人物都在反抗的愿望和成为团体成员的渴求之间左右为难。
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大法官一样，奥布兰也相信人们没有能力管理自己，不配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温斯顿辩称所有人潜在都是好的，奥布兰则持相反意见。他想击垮受害者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处死他。温斯顿意识到既无逃路，也不可能表现得像是个英雄。奥布兰吹嘘他会治愈温斯顿，令其完美——或者真心同意2加2等于5。他甚至吹嘘说党已经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因为“没有人再敢相信妻子、孩子或者朋友了”。他盼望着未来，到那时性本能将被根除，“除了对党的忠诚不会有别的忠诚……除了对老大哥的爱没有别的爱”。[13]科学、文学或艺术将不会再有，除了因为胜利的虐待狂兴奋没有别的快乐。
奥威尔在海尔麦尔兹疗养院痛苦不堪的经历也影响了他笔下的折磨场景。他曾告诉戴维·阿斯特，在治疗中，最难受的是当他们把一根棒从喉咙伸进去看他的肺时：“疼得要命，也很让人害怕。提到这件事时，他仍然心有余悸。”虚构的折磨场景是根据对他的治疗写出来的，这似乎是清楚的。人为地使其肺部萎陷，令他胸部瘦而肚子胀，威廉森说那“不怎么能唤起自尊”。奥威尔注射链霉素带来严重后果后对自己的描述接近小说中写的被折磨后的温斯顿：“真正可怕的是他身体的消瘦程度。他的上身窄小得像骷髅一样，腿部瘦缩得以至于膝部比大腿还粗……他脊椎的弯曲程度令人触目惊心，他瘦削的肩膀向前，好保持有一个胸腔，只剩骨头的脖子在头颅的重量之下似乎要对折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丑陋和不堪入目。”[14]
令人痛惜的是，当奥威尔创作其最复杂的作品，想利用自己全部艺术创造力使其达到完美时，却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不得不与时间竞赛。如他于1948年10月在将书的最后一稿再次打出来时告诉沃伯格：“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构思，但如果我不是在肺结核影响之下，本来能够处理得更好一些。”如果有时间重写，他会改掉一些不一致之处。例如尽管住房极其短缺，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外党工作人员，他却一个人居住——那强化了他的孤独，也让他得以写颠覆性质的日记；在小说第一页上，由于停电，他无法坐电梯，但当他一进入公寓，那张电屏就继续监视他；温斯顿的全部工作时间都在修改印刷品，我们却从未看到任何人购买或阅读书报。
奥威尔说他想“将世界向某个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将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概念”。在关于狄更斯的论文中，他说“从他的每页作品上，人们都能看出一种认识，即社会根子上某处有了毛病”，然而也能看出“完全缺少任何建设性意见”。[15]《一九八四》也缺少一种积极观点，因为小说中的每个人到最后都背叛了别人：帕森斯的孩子背叛了父亲，查林顿和后来的奥布兰背叛了温斯顿，温斯顿又背叛了茱莉娅。
有几位奥威尔的仰慕者评论这一缺陷来源于他对未来还有对自己的担心。斯蒂文·朗西曼说奥威尔“对人类状况感到怜悯，但对个体的人却没存多少怜悯之心”。小说家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说：“快乐感很少，对于什么是错的认识太多。他作品中的这点很让人担心。”有个问题是在那个极权主义国度中缺少意识形态：“党追求权力完全是为了权力本身……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权力的目标就是权力。”[16]评论者注意到这部小说中各种风格糅合得不完美，特别批评最后一部中的虐待狂式的残酷描写。温斯顿的受折磨冲淡了这部小说的讽刺才智，强调了其懦弱及背叛，暗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社会主义理想永远不会成功。
最根本的是，奥威尔打破了使这部小说成型的两种文学种类——现实主义和乌托邦虚构作品——的一些成规，有意使读者期望落空。温斯顿处于最悲惨的境况时，我们期望会出现某种转折，以使他得到自由。尽管奥威尔式幽默在最后一章中曾微弱一现，那是我们得知温斯顿每隔一周必须参加一次委员会会议来讨论新话词典第11版时（是另外一种折磨），但小说结尾是完全凄凉的。温斯顿既未得救，也未得到奖赏，而是被变成一个幼稚者、懦夫和自怜自伤的酒徒。他对自己人生意义的领悟——即他只是从属于一种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与所有希望不相一致。他最后被击败，象征的是虽然取胜却被削弱的英国，它被强国超过并受其威胁。
作为一部政治寓言，《一九八四》取得了辉煌成功，并继续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引起反响。它揭示了奥威尔敏锐的历史感，也揭示了他以想象力对被以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名义迫害和处死的无数人怀有同情。苏联制度的垮台和极权主义政治下的恐怖上百次地证明了奥威尔是正确的。《一九八四》描写人们被困于一个世界上，在那里，独立自主的思想和逃脱的希望都不可能存在，这将其与弗朗茨·卡夫卡笔下可怕的寓言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7]对苏联劳改营的描写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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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出版于冷战期间的1949年6月8日，它引起了激烈的政治争论。沃伯格是第一个读者，他目光独到的出版人报告提到它的施虐受虐狂特点和无以复加的悲观主义，并提到温斯顿和茱莉娅之间短暂的恋爱无非加强了后文的恐怖。朱利安·西蒙斯评论说这本书从根本上说，是关于权力和蜕化的，而奥威尔是“一个对观念感兴趣的小说家，对人际关系不感兴趣”。奥威尔同意西蒙斯的意见，即此部小说中的过度渲染折磨场景成为其缺点。
1949年10月，O.阿斯·赫胥黎（他在伊顿公学教过奥威尔）给他写了封语气悲观的长信称赞了此书，提出书中写的令人恐惧的行为注定将转变为他自己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中写到的洗脑，也表达了他对毁灭性核战争的担心：
开始阅读《一九八四》前，我不得不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同意所有那些评论家所写的，我不需要告诉你，但还是要说它写得多么好，多么重要…… 《一九八四》中占少数的统治者信奉的哲学是一种虐待狂，通过超越性欲并将其否定，这种虐待狂被发挥至合乎逻辑的结果。而实际上，极端暴力的统治能否无限期延续下去似乎尚存疑问。我自己的信念是居统治地位的寡头将找到没那么难以执行和具有破坏性的方式来统治，从而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渴望，而这些方式将类似我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那些……到下一代时，我相信世界上的统治者会发现作为统治手段，跟大棒和监狱比起来，从小调教和麻醉催眠法更有效。通过使人们热爱被奴役状态，同样能达到鞭笞和脚踢令其服从所能达到的效果，即对于权力的渴望完全得到满足……这种转变将会出现，那是觉得需要提高效率的结果。另外当然可能出现大型生物和原子战——如果是这样，我们还会做起另外的和几乎难以想象的噩梦。许多重要的评论家都提到这部小说不可思议的力量在于总结了整整一代人的政治体验。马克·舒勒（Mark Shorer）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和莱昂内尔·屈瑞林（Lionel Trilling）在《纽约客》上发表了有影响力的书评，这实际上确保了它能在美国取得成功。舒勒称之为“一部纯粹的恐怖作品”，表达了奥威尔“在极权主义观念面前道德和理性上的愤慨……我们这代人读到的书中没有另外哪部作品能让我们更渴望自由或者说更如此彻底憎恶专制”。屈瑞林提到了奥威尔与过去文化的联系以及温斯顿与其之间的割裂，并形容这部小说是本“深刻、可怕和绝对引人入胜的书”，写到了“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在这本小说中，“权力本质通过权力能加诸他人身上的痛苦得到诠释”。菲利浦·拉夫（Philip Rahv）认为《一九八四》“远远超过奥威尔的其他作品，而成为其最佳作品”，并把它定位于“世纪中叶出现的关于幻灭和乌托邦被背叛、令人悲伤”的作品之列。一位开明的德国人戈洛·曼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评论了此书。曼强调这本小说不仅抨击了共产主义，而且对当时不仅出现在俄罗斯，还有在德国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危险性提出了警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曼特别提到书中的历史真实主题，也提到独裁者通过控制资料和毁掉历史记录以巩固其地位的做法。
所有这些评论都称赞了奥威尔的想象力和通过个人体验表现复杂政治事件的能力。奥威尔向欧美那些赞同苏联制度的知识分子揭示了真相，在这点上，他比任何别的作家做得都多。共产党书评者猛烈攻击了此书。在《真理报》上，I.安尼西莫夫强调这本小说显示了奥威尔“对人们的蔑视和诋毁性目的”。塞缪尔·西仑（Samuel Sillen）在美国的《大众和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上以《每月一蛆》为题发表书评，贬斥它是“愤世嫉俗的胡扯八道……是对人类的诽谤”。詹姆斯·沃尔什（James Walsh）在《马克思主义者季刊》（Maxist Quarterly）上也谴责奥威尔是“神经质的……对进步的一切都抱有令人压抑的仇恨”。上述三人全声称因为奥威尔批评共产主义，他必定支持资本主义，而且因为他描述了人的蜕化，就一定鄙视普通人。这些攻击让奥威尔觉得他一定击中了他们的痛处。那些共产党报刊称他为蛆、章鱼、鬣狗和猪猡，他曾厌恶地告诉戴维·阿斯特：“他们好像很喜欢动物。”[18]
小说家劳伦斯·达雷尔（Larence Durrell）和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称赞了奥威尔对极权主义压迫行为的描写。这部小说面世后不久，当时在驻贝尔格莱德英国使馆工作的达雷尔写信说：“我太喜欢您的新小说了。在思想上，它是您写的最勇敢、最残酷的书。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读它是种难得的体验，因为可以在周围看到一切——那些我身边熟人中的左翼分子不敢正视，然而一直存在的事实。”在他的《被禁锢的思想》（The Captive Mind）这部研究极权主义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毁灭性影响的重要著作中，米沃什提到因为《一九八四》“既难得到，拥有也是危险的，所以只有‘内党’中的某些人知道这本书。通过洞察他们非常熟悉的细节，奥威尔令他们读得入迷……连那些只是道听途说知道奥威尔的人，也对一位从未在俄国生活过的作家竟对那里的生活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感到惊奇”。[19]
1949年3月，奥威尔拒绝了美国每月读书会的提议，即要他同意出版时删去几章（包括戈斯坦因那本书的节选和关于新话的附录），那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他冒的是损失四万美元的风险，在当时那是一大笔钱。但在4月份，他告诉理查德·里斯：“那家读书会不管怎么样还是选择了我的小说，尽管我拒绝按照他们的要求修改。所以那说明了美德的报答就是美德本身，诚实是最好的做法，我忘了应该是哪条。”
《一九八四》在英国的首印数是2.65万册，而在美国的首印数是2万册，另加每月读书会的头两次印数54万册。那本书当时卖得极好，以后也是。到1984年，英国的企鹅版此书仍一年销售75万册，而美国一天就要销售1000册。5年后，《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一起以超过60种文字卖出了4000万册，奥威尔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英国作家。奥威尔从未拥有过一套住宅或者一辆漂亮的小汽车，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每年所挣才大大超过一千英镑，而一千镑是他认为能过上宽裕生活所需的年收入。在他最后一部小说取得巨大成功后，这个资本主义的敌人不得不雇用了一位会计师，并把自己变成一个有限公司。
这部小说一直盛行不衰，使其与狄更斯的小说一样，成为源远流长的英语文化之一部分。奥威尔形容吉卜林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一位为我们的语言增添了词汇的作家”。[20]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奥威尔身上。仅在《一九八四》中，他就创造出了生动的词汇，如：“老大哥在看着你”“两分钟仇恨会”“思想罪”“表情罪”“双重思想”“记忆洞”“蒸发”及“非人”等。这些词高超地表达了生活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想法及感觉。
这部小说产生巨大影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奥威尔惊人准确的预言。从前的殖民地变成蜕化的寡头政治及专制，而苏联经济在20世纪后半叶遭到失败，基础设施衰败、基本生活用品极为短缺已成为千万人面对的现实问题。很多压迫性政权将持不同政见者关进精神病院，并使反对他们的人“失踪”。奥威尔也对战后世界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做了准确预言（在小说中及其他地方）：家庭的崩溃，众多无家可归者，环境污染，砍伐森林，令人上瘾的毒品，国际运动会（民族主义新的集中表现场所）上的狂热和暴力，核扩散和超级大国之间持久的战争状态，它们挑起不计其数的小冲突，但从不真正互相战斗。奥威尔的小说提醒人们警惕他所描述的极权主义世界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1] 《全集》，20.204（1949年，最后一本文学笔记）；J.B.皮克，《海尔麦尔兹的一张床》，《苏格兰人杂志》，121期（1984年4月），第44页；艾伦·坎普贝尔，《1904—1993年海尔麦尔兹医院史》（苏格兰汉密尔顿版，拉纳克郡健康委员会编，1994），第22页。——原注
[2] 1998年11月17日在爱丁堡对詹姆斯·威廉森的采访；威廉森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97—198页；《全集》，19.247（1948年1月1日信件）；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詹姆斯·威廉森1983年9月12日致伯纳德·克里克的信。——原注
[3] 《全集》，19.394；《全集》，19.340（1948年5月21日日记）。——原注
[4] 当时《急性子》周刊上连载漫画的主角。
[5] 沃伯格，《所有作家一律平等》，第99页；坎普贝尔，《1904—1993年海尔麦尔兹医院史》，第22—23页；对詹姆斯·威廉森医生的采访；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56页；《全集》，19.450（1948年10月9日信件）。——原注
[6] 索妮亚·布劳内尔所言，见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60页；T.R.法弗尔，《怀念弗雷德·沃伯格》，《相遇》杂志（Encounter），第59卷（1982年8月），第35页；对理查德·布莱尔的采访；《全集》，20.23（1949年1月18日信件）。——原注
[7] 此处“群众”的原文为prole，是proletarian（无产者）一词的简称（俚称），董乐山先生的《一九八四》译本中译为“普罗”，此处从译者译本《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译林出版社，2002年5月版）。
[8] 《全集》，16.208（《英国人》，1944年5月）；《全集》，19.438（《工党执政三年后》，1948年10月）；《全集》，9.63。——原注
[9] 《全集》，16.138（1944年3月11日“信笔所至”专栏）；关于“贝拿勒斯市”号被击沉一事，见《泰晤士报》（伦敦），1940年9月28日，第4版。——原注
[10] 《全集》，9.32、30、71、172—173。——原注
[11] 《全集》，9.138、132、172—173。——原注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小说家，另著有《罪与罚》《白痴》等。
[13] 《全集》，9.264；《全集》，19.359（《如此欢乐童年》）；《全集》，9.280。——原注
[14] 戴维·阿斯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99页；对詹姆斯·威廉森的采访；《全集》，9.264—285。——原注
[15] 《全集》，19.457（1948年10月22日信件）；《全集》，18.318（《我为何写作》）；《全集》，12.22（《查尔斯·狄更斯》，1940年3月）。——原注
[16] 斯蒂文·朗西曼所言，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15页；安格斯·威尔逊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剧场电视台节目《奥威尔在1984》；《全集》，9.275—276。——原注
[17]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2008），俄罗斯作家，著有《牛犊顶橡树》《古拉格群岛》等，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8] 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247—249页；奥尔德斯·赫胥黎，《书信集》（格罗弗·史密斯编辑，纽约，1969），第604—605页；马克·舒勒，《一本愤慨和具有预言性的小说》，《纽约时报书评》，1949年6月12日，头版；莱昂内尔·屈瑞林，《奥威尔论未来》，《纽约客》，第25卷（1949年6月18日），第78—83页；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原注
[19] 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劳伦斯·达雷尔1949年6至7月写给奥威尔的信；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思想》（简·塞伦科翻译，纽约，1953），第42页。——原注
[20] 《全集》，20.82（1949年4月8日信件）；约翰·罗登，《政治与文学声誉：“圣乔治”奥威尔的制造与断言》（Politics of Literary Reputation：The Making and Claiming of“St. George”Orwell，纽约，1989），第16页；《全集》，13.157（《路特雅·吉卜林》，1942年2月）。——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