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0
1
当奥威尔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一九八四》时，他也对未来存有不切实际的希望。1948年10月，他迟疑不决地告诉朱利安·西蒙斯：“我也许可以去国外，但行程可能要我的命，所以住进一间疗养院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几天后，在给理查德·里斯写信时，他终于承认他在朱拉岛住不明智：“今后每年冬天我必须住在容易找到医生的地方——至于在哪里还不知道，但可能是像布赖顿[1]这种地方。”他甚至想过“在更合适时，我们可能安排每年冬天去西西里岛住”。他所患的消耗性疾病不详的发展——体重下降，变得憔悴，发高烧，夜里盗汗，气短气喘，胸口疼，咳得厉害，时常伤风和咯血——让他最后不得不于1949年1月离开朱拉岛（参见附录3）。
奥威尔决定不回海尔麦尔兹，在那里接受的痛苦的气胸疗法未能治好他的病。与格温·奥肖内西和布鲁斯·迪克商量后，他先是选择了诺威奇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在院方未能让他及时入院时，他于1949年1月6日进了克兰汉姆的科茨沃尔德疗养院，那里海拔900英尺，离格洛斯特5英里。迪克医生谨慎地告诉戴维·阿斯特：“我希望这个可怜的人能好起来。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他今后需要在疗养院环境下最小心地生活。我认为回到朱拉岛的梦必须醒醒了。”
在克兰汉姆，奥威尔主要过着户外生活，住在一间简陋的木屋里，那是老式肺结核疗法的遗留（但无效果），即休息、合适饮食、日照和新鲜空气。在最后一本文学笔记中，奥威尔显然满意那里的环境，他准确记述了其布置：
我住在一间所谓的小屋中，是一排相接的木屋中的一间。玻璃门，每间小屋的面积是15×12英尺。有热水管，一个洗脸盆，除了常见的床头柜，还有一件五斗橱和衣柜。外面有个玻璃顶走廊，全是手端进来的——没有那种手推车难听的格格声，那种声音在医院里总是不绝于耳。也没多少收音机的噪音——病人全发了耳机。[2]奥威尔曾告诉康诺利他觉得自己的病“有意思”，在克兰汉姆时，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可阻挡地日益变差。在肺结核病体中，肺部因为被感染组织细菌的繁殖而受损。细菌攻击并破坏身体组织时，会形成小圆球或称结核，里面含有细菌和白细胞。细菌引起肺部组织机能障碍，痰里也有了细菌。这种消耗性疾病缓慢地从结核病机能障碍、组织坏死和形成空洞发展到侵蚀血管和肺部出血，如果出血量大，甚至会引起病人因为自己的血窒息而死。
在《魔山》中，托马斯·曼描述了这种病理发展及其经常导致死亡的特点，这种发展即“形成小核，出现可溶性毒素及其对系统的催眠效果；组织坏死，还有能否通过白垩状石化作用阻止这种病并通过纤维化将其治愈的问题，要么（更可能出现）它会不会扩展到整片区域，造成更大空洞并破坏该器官的问题”。就像阿尔贝·加缪——他也患了同种疾病，在1949年接受了同样的注射链霉素和对氨基水杨酸的疗程——奥威尔一直与身体疼痛做斗争并知道来日无多。跟加缪一样，他觉得“没几个人在想到他们的疾病时带着像我感到的那么恐怖……我对死的感觉是熟悉的”。
尽管克兰汉姆难以到达，特别是那时很少人有汽车，但比起海尔麦尔兹，那里离伦敦近得多，有几个朋友和熟人得以拜访他。经济历史学家R.H.托尼去看望过他，他家就在克兰汉姆附近，他也跟理查德·里斯是朋友。奥威尔说托尼是“工党运动中少数几个既令人尊重，本人又让人喜欢的要人之一”，并难得地送了他一本《一九八四》。《旗帜晚报》的编辑查尔斯·柯伦称尽管奥威尔肺部情况很糟糕，但仍在抽“可怕的烟卷”，而且仍热衷于讨论大事。在《一九八四》中，他关心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度里如何坚持人道主义价值观，在此国度内，宗教信仰被对一个无所不能的领导人的崇拜所取代。“世界上的问题是，”他告诉柯伦，“如果人们已不再信仰上帝，我们能否让他们彼此以礼相待？”[3]
别的来访者也写下了他们对疗养院状况和对奥威尔的担心。他的外甥女简·戴金“非常震惊，真的是。那里似乎很闷、杂乱不堪，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通风好，令人鼓舞”。在沃伯格看来，“它看上去似乎有点像是个位于北极的集中营，而不是一个治愈肺结核病的地方。”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奥威尔在世的最后一年里经常去看望他，2月中旬时和安东尼·鲍威尔一起来看望过他，“发现奥威尔上午身体很好，还是那个值得信任的、可爱的自我主义者。他看上去很瘦，他说他大概从此每年冬天都要在疗养院度过……（他）居然能从床下拿出一瓶朗姆酒，我们一起喝了它。我觉得他兴致很高，但他说不得不接受的治疗有点疼”。[4]两个月后来看望他的沃伯格却认为其状况“令人震惊”，认为康复机会只有一半。由于担心他的作家性命有虞，沃伯格加快了此书的出版，奥威尔在疗养院看了校样。
奥威尔的信件并未透露多少情况，到最后，当他病得很厉害也很虚弱时，那些信件变得很拖沓。可是因为它们以简单的用词记录了将至的死亡，读来十分感人。杰辛莎·巴迪克姆以前从未回复过他在缅甸的寂寞中写的信，较晚才知道她的儿时朋友已是一位著名作家。她给他写过信（但未去疗养院看望过他）。在回信中，他悲伤地回顾了延续了很长时间的病：“我一直患有这种令人沮丧的病（肺结核），1947年秋天以来病得很厉害，可是当然我一辈子都没能摆脱它。实际上，我想在我很小时它就首次发作过……我现在只能阅读和玩填词游戏。”
他开始了注射链霉素的第二个疗程，但首次注射就引起了很严重的后果，以致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可能挽救他生命的唯一一种药物。他从来不是个爱抱怨的人，总说他被照顾得很好。但那里的医疗检查跟食物和居住条件同样不足，医生似乎并不出色，对他的病只是敷衍治疗。他住进三周后，连主治医生的面还没见过，而那位医生的助手从来连听诊器也不用，只是每天早晨来查房，问问他感觉怎么样，然后很快就继续查别的房。他的状况未能稳步变好，到3月底，他大量吐起血来。到5月，他“病得极重”，令沃伯格担忧的是他承认道：“我发烧发得没力气去透视室坐在屏幕前。拍完照片后，我的担心没多少疑问，它会显示两侧肺都恶化得很厉害。”
奥威尔对理查德仍极为关心，那是他坚持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阿芙利尔在朱拉岛上照看他，比尔·邓恩负责农场，如果奥威尔去世，她就是理查德的监护人。他自豪地告诉杰辛莎当时已将近五岁的理查德尽管“还不会写字，讲话也很迟，但是像我以前一样很喜欢钓鱼，也喜欢在农场上干活，能帮很多忙，对机械很感兴趣”。理查德在克兰汉姆附近待过一个月，并在1950年1月被最后一次从朱拉岛带来看望了奥威尔。但不得不让他与奥威尔保持一臂距离，奥威尔不能搂抱他，他一直问奥威尔：“你伤着哪儿了？”莱蒂斯·库珀记得奥威尔具有传染性，自然“很害怕让理查德靠近他，他会伸手把他推开——而乔治做得很生硬，因为其举动中本来就有生硬特点。他也不让那个孩子坐在他膝上”。[5]理查德还太年幼，自然不能理解奥威尔的行为，当时的他一直不知道他父亲有多么爱他。
2
1949年4月前后，奥威尔爱过并信任的西莉娅·佩吉来看望了他，此次看望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坐在那间非常潮湿的小木屋外吃了味道很差的罐头豌豆，奥威尔似乎病得很重。西莉娅当时在情报研究处工作，该部门是工党政府外交部于1948年成立的，其目的是：“设法对抗共产主义宣传，那种宣传当时是全球性的，也是一场旨在削弱西方力量及影响的运动。”
当西莉娅询问可以找谁为她工作的机构写稿时，奥威尔建议找弗兰茨·博克努和格莱布·斯特鲁夫（一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教书的俄罗斯学者）。他也提出给她一份名单，上面包括演员、“记者和作家，在我看来，他们是共产党的秘密支持者、同路人或倾向如此，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黑体是作者为了强调）。这些人的亲共产党倾向广为人知，不会因此失业或在任何意义上受到损害。很简单，只是他们不会被邀请为英国政府写作反苏宣传材料。
奥威尔在其笔记本中记了很多名字，他给了西莉娅三十五个并解释道：“列得不是很好，我想也告诉不了你的朋友们任何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他觉得列出那些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可以防止他们“钻到重要的宣传岗位上，他们在那里（会）给我们造成许多损失”。查理·卓别林、迈克尔·雷德格雷夫和奥尔逊·威尔斯被提到，但未加评语。一些名字后还有讽刺性评语：南希·丘纳德——愚蠢、有钱；路易斯·昂特迈耶——非常愚蠢；肖恩·奥凯西——很傻；保罗·罗伯逊——非常反白人；约翰·斯坦贝克——欺世作家，假天真；萧伯纳——在所有主要问题上都是个可靠的亲俄者；金斯利·马丁（他在《新政治家》杂志社的旧敌）——蜕化的自由派，很不诚实。[6]
奥威尔所拟名单最近被公布，并引起了对他的指责，称他出卖朋友及其社会主义原则，扮演了“老大哥”的角色。但如果在1949年背景下看待这份名单，他的行为就似乎必要，甚至值得赞扬。重要的是要记住，尽管奥威尔不喜欢共产主义（《一九八四》部分说来是对俄罗斯极权主义的抨击），他坚决支持公民权利，曾抗议清理英国公务员中的共产党员。他在1948年3月给乔治·伍德考克写了封语气强烈的信，其中写道：“保卫自由委员会有否对这种针对共产党员的禁令亮明态度？……政府似乎要做的令人有些不安，而整个现象在我看来，似乎是民主前景全面瓦解的一部分。”
奥威尔仍对俄国人在卡廷、斯塔罗别尔斯克[7]及其他战俘营屠杀1.5万名波兰人一事感到愤怒，也对英国政府试图掩盖此事和未能找到一个英国出版社出版约瑟夫·查普斯基记录这几次大屠杀的《纪念斯塔罗别尔斯克》（1945）一书感到愤怒。1949年春天，当冷战升级，铁幕两边对抗加剧时，柏林被俄罗斯封锁，西方进行了大规模空投以维持他们在该市所占区域（西柏林）的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几起轰动一时的间谍案中，艾伦·纳恩·梅和克劳斯·福斯被抓获向苏联出卖核秘密。俄罗斯1949年首次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奥威尔最大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那年4月，北约成立，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并取得了长期内战的胜利。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开始形成。
研究苏联的权威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最近写道：“因此所有指责加起来，只不过说他给了自己国家政府某一机关自己对西方知识界一些成员对一个专制国家（该国家敌视奥威尔自己国家的政府及其原则）之态度的意见，这些意见未必绝对正确，但是真实。”[8]这样做，长期反对共产主义的奥威尔履行了爱国义务。他名单上列出的人不会出卖核秘密，不会危及西方安全，当然反过来也不适合撰写亲英宣传材料。如他于1949年6月在朱拉岛上为澄清《一九八四》中的观点时写道：“我相信极权主义观念在每个地方的知识分子脑子里都扎了根，我试图把这些观点按其逻辑关系总结出来。此书的背景地放在英国，目的是强调讲英语的人并非天生优于别人，如果不与其斗争，极权主义可能到处取得胜利。”
3
奥威尔在克兰汉姆时，索妮亚·布劳内尔再次进入他的生活。他们通过西里尔·康诺利相识，时间是40年代早期。在拒绝他1945年提出的求婚时，作为一种安慰性奖赏，她同意跟奥威尔发生性关系。但她的朋友简妮塔·伍利·帕拉德说索妮亚认为那“是件讨厌事。她怜惜他，所以对他‘笨拙的’求爱努力让了步……他很快跟她做了爱，根本没有表现出多少激情。‘他似乎高兴，’她说，‘可是我想他没意识到我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快乐。’”但有几个朋友认为索妮亚——她把性事当作对她所受严格教养的逆反行为，也把它当作结识天才人物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并不喜欢性事，很少从中得到乐趣。
有冲劲、喜欢支配别人的索妮亚几乎每方面都与温柔谦让的爱琳相反。她出生于印度比哈尔邦的兰契，距奥威尔的出生地莫蒂哈里只有230英里。跟奥威尔一样，她也出身于英印家庭，她的父亲是怡和公司的货运代理人，在她出生后不久死于心脏病。1921年，她母亲嫁给了一个注册会计师，此人后来酗酒成性，最终破产。这家人1928年回到英国，布劳内尔太太在南肯辛顿开了座寄宿公寓。1931年后，她独力将3个孩子抚养成人。10到18岁之间，索妮亚在鲁汉普顿修道院（在伦敦南面）接受了严格教育。她背离了自己的殖民地背景和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很排斥天主教。每次在街上看到修女，都会厌恶地吐口水。
1936年，十几岁的索妮亚在瑞士学习法语以达到流利水平期间，在纽舍泰尔湖上划船时，经历了一次给她心理上留下创伤的事故。她乘的小划子翻了，她的同伴被淹，而她试着救他。他抓住她的手并把她往下拖，她挣脱后为了阻止他，把他的头在水里按了几秒钟。他没能露出水面时，她意识到他已失去知觉，但她没去救他，而是惊慌失措地游到了安全地方。她对那个男孩的死感到内疚，再加上因为脱离教会而产生的内疚感，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痛苦。法国作家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说在索妮亚身上，“无疑带着很深的痛苦”。
索妮亚十分美丽，脸盘圆润，肤色白里透红，“一头浓密的金发，眼睛漂亮，好看的鸭蛋脸，身段性感”——她因此得了个绰号“尤斯顿路上的维纳斯”，另外一个没那么好听的是“美臀布劳内尔”。艺术评论家阿德里安·斯托克斯（Adrain Stokes）介绍她进入尤斯顿路上居住的画家圈子。她当过裸体模特儿，一开始跟画家维克托·帕斯莫尔（Victor Pasmore）同居，然后跟当时与妻子分居的威廉·科德斯特里姆（William Coldstream）。1939年夏，科德斯特里姆为21岁的索妮亚画过一幅模糊的、如实表现的肖像，画中的她穿着圆领毛衣，嘴唇丰满，一只长得过大的手捧着脸。[9]
在完成秘书培训课程后，索妮亚1941年在《新写作》杂志作为约翰·莱曼的助理工作了几个月。莱曼称赞了她的活力，还有她“敏锐、出色的智力和对了解文学界大小事情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她对修道院教育的反叛似乎为她那段时期的生活提供了一种用之不竭的高能燃料”。
战时她在运输部航运处当一名文书。通过科德斯特里姆，她认识了康诺利和斯彭德——他们当时是《地平线》杂志的两位编辑——并在1945年成为他们的编辑秘书。跟莱曼的看法一样，斯彭德也认为索妮亚热切地想成为伦敦和巴黎文学与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乃至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她给人的印象是总在奋力超越自身，逃离其社会背景和她在其中受过教育的修道院，进入艺术家和‘天才’的享乐主义天堂，那些人会拯救她”——或者说被她所救。由于康诺利懒惰而且经常迟到，就由索妮亚管理《地平线》编辑部，她能干地与投稿者、印刷厂和控制纸张配给的政府官员周旋。康诺利对索妮亚有过非分之想，但被拒绝。他不喜欢她那种由她说了算的性格，在被拒绝后称她有同性恋倾向，还有不甚明了的报复男人的渴望。“我总认为索妮亚是我没察觉的对头，”他曾写道，“没察觉是因为不曾意识到她同性恋本能的力量……她给我带来的伤害多于好处，她与男性原则为敌，想得到她的怜悯，一定要卑躬屈膝才行。”[10]最后一句影射的似乎是奥威尔。
索妮亚的几位好友同意康诺利的意见，即性事令她苦恼不已。黛安娜·威瑟伯说“她跟男人调情、约会，但在所有的表面下，我想她的确对他们有种抗拒感，那是根深蒂固的”。小说家戴维·普兰特（David Planter）提到索妮亚永远无法解决她的性问题：“既然她自己觉得性事不重要或者说从未真正重要过——或者说她对之总有恐惧感——但她想象这个世界重视性事，除非性得到满足，否则会患上性恐惧，她对此感到痛苦，无法忍受谁认为她有性恐惧。”诗人沃尔德马·汉森（Waldemar Hansen）说得更直白：“她并不滥交，她上床不是为了性——她是个‘操明星的’。”[11]这么说在索妮亚眼里，调情和性事（如果绝对必要）是让非常普通、并不出众的女人在艺术圈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一种途径，也许是最有效的。
索妮亚的性格不同寻常地结合了令人愉快和讨厌两种特点。她工作勤勉、热心肠、有趣、大方——“好人一个”，也很喜欢宣扬她当下喜欢之事。在英语也能表达时，她却会做作地用法语，还对她一无所知的话题振振有词地与人辩论（甚至跟物理学家），令人恼火不已。她说一不二，性格急躁，在文学上是个令人瞠目的假内行。跟索妮亚共同编辑了奥威尔作品的伊恩·安格斯（Ian Angus）称她“深负内疚、焦虑不安，让她有时不计后果，有自毁倾向。我想她的所有朋友在某一时，都因为她的无礼受过伤害”。[12]
有位作家也描述了索妮亚的外貌、习气和性格。在巴黎见过她和情人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美国评论家莱昂内尔·艾贝尔（Lionel Abel）曾写道：“当她想确保她周围的人会认真听她说话时，会夸张地把一头浓密的金发猛地甩过肩，然后宣称：‘问题是……’这种做法屡试不爽。”在《盎格鲁—撒克逊态度》（Anglo-Saxon Attitude，1956）中，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以她为原型塑造了艾尔维拉·波特韦，她发表夸张的意见，长着“紧绷的嘴唇，她那双很是神经质的眼睛里有种紧张神色”。在讨论英国式道德说教时她曾慨叹：“那只不过是种英国客厅里玩的游戏，”她一边用手指绞着头发一边说，“很可怕的是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文学，摩根·福斯特和那些作家的东西里面全有。”杰拉德（杰拉德·米德尔顿）注意到她话里的内容越含糊，她就越加以强调。
1947年，索妮亚和梅洛—庞蒂（1908—1961）有了场对她而言最炽热的恋情，他“是她唯一真正爱过的”。梅洛—庞蒂身材瘦削，肤色深，长相俊美，极有风度，娶了个外科医生，他是萨特的朋友，是个共产党的同路人、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巴黎大学教授。他们于1949年再次见面时，他拒绝离开妻子并结束了这段恋情。极度不快乐的她伤心之余投向了奥威尔。
在《动物农场》中，奥威尔善意讽刺了索妮亚的虚荣、轻浮、自恋和自私自利的物质主义：“莫丽是为琼斯先生拉马车的母马，愚蠢然而漂亮，她慢条斯理、故作姿态地走进来，嘴里嚼着一块糖。她在前面占了个位置，开始抖动她的白鬃毛，希望别人注意到她将鬃毛束成辫子的红丝带……她用种种借口不干活跑到饮水池那边站着，愚蠢地盯视里面自己的倒影。”冬天将至时，莫丽叛逃到人类那里，他们用糖块和红丝带宠坏了她。[13]
《一九八四》中，奥威尔也以索妮亚为原型塑造了茱莉娅。他描写了茱莉娅能给人留下假象的充满活力的行为——“她随时随地制造出的那种代表着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和完全心无杂念的氛围”——机智地影射了索妮亚终生对她所上的修道院的反叛。温斯顿对茱莉娅的第一反应——“他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不性感，因为他想跟她上床却永远无法做到”——表达了奥威尔在索妮亚面前的受挫感，她只跟他发生过一次关系。
索妮亚的不喜欢性事解释了《一九八四》中茱莉娅在青年反性同盟中的主导角色（代表索妮亚对性的真正态度）和她不计后果的色情狂（影射的是索妮亚有许多情人，也说明了奥威尔对她的幻想）之间的反差：“似乎只是手动了一下，就把衣服脱下并高傲地扔在一旁……‘你以前也这么过吗？’‘当然，几百次——噢，几十次总有了吧。’”
奥威尔评论茱莉娅“显然有种机变处事的能力，那是温斯顿所缺乏的”，这说明他怀疑索妮亚嫁给他的动机。温斯顿与茱莉娅首次幽会时的坦言说明奥威尔曾以他惯用的卡夫卡方式提出求婚：“我三十九岁了……患静脉曲张溃疡。我有五颗假牙……你比我年轻十到十五岁。你怎么会觉得我这样的男人有吸引力呢？”但在她偷偷塞给他一张纸条，“看到‘我爱你’那几个字”时，“他心里涌起了活下去的渴望”，那预示了奥威尔后来所说的：“要是结了婚，我真的觉得我应该活下去。”但就像温斯顿预言的：“这种事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不会发生在真实生活中。”[14]
4
到1949年9月，克兰汉姆在设备及治疗两方面的不足过于明显，奥威尔的身体在令人忧虑地恶化。沃伯格因此安排让和蔼可亲的安德鲁·莫兰医生治疗奥威尔，莫兰医生是位肺结核病专家，也是位于布卢姆斯伯里区高尔街的大学学院医院胸病科主任。就像劳伦斯·奥肖内西，莫兰也写过一本标准教科书《普通医师肺结核病学》（1933）。沃伯格称他为“一个有极高声誉的医生，有长期治疗肺结核病经验，他自己年轻时也患过这种病。另外，在D.H.劳伦斯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由他治疗”。莫兰医生也因为未能挽救他这两位杰出的病人而知名。
9月3日（《一九八四》出版后3个月），奥威尔被用救护车转送至大学学院医院，在那里，他接受的治疗好得多，对家在伦敦的来访者而言，那里也更舒适和方便得多。就像在克兰汉姆时那样，他对第65病房做了番精确的物品记录：“房内计有：洗脸盆，碗橱，床头存物柜，床头桌，五斗橱，衣柜，两面镜子（他大可以不要），无线电（旋钮在床边），电炉，暖气片，扶手椅和另外一张椅子，床头灯和另外两盏灯，电话。收费一周十五几尼，另加医生诊疗费，但显然也包括特种药品。”
到奥威尔住进伦敦的医院时，他显然正走向死亡。维生素、新鲜空气和高海拔、药物注射、气胸疗法、外科手术以及（在他的病例中）注射链霉素都全然无用。这时，只有安眠药能帮助他。协助莫兰医生的霍华德·尼科尔森医生解释过：“确实，对他是无药可医，只能休息和被照料得好一些。他两侧肺的结核病很严重，确实病得很厉害。我相信他很受罪——不是疼痛，我认为他没感到什么疼痛，而是广义上的痛苦和意识到发生何事，我肯定那很糟糕。”[15]
他的左肺此时已完全丧失功能。他梦到了死亡，还做可怕的噩梦。其病貌令朋友们震惊。法弗尔说：“他仰卧着，看上去瘦得很厉害，脸庞憔悴，颜色惨白如蜡。”又一次肺出血后，他告诉法弗尔的妻子——用了他形容科里弗里肯那次灾难时用过的词：“昨天晚上我以为我完蛋了。”马格里奇的《日记》极为准确地提到他不可阻止的衰弱和无法改变的绝望：
不幸的是发现他的情况更糟糕了。他又开始消瘦，完全一副悲惨的样子……他第一次提到他觉得难以挨过病中生活。（1949年11月20—21日） 他看上去瘦了很多，不知为何变得脸色苍白。悲伤地说他在注射青霉素，他们难以找到什么肉来扎针头。（1949年12月20—21日） （我发现他）很接近死亡，而且可怜、孤独，病房内处处是圣诞饰物。他的脸色看上去几乎像是死人，后来我告诉托尼（托尼·鲍威尔）他让我想起尼采临终前的一幅照片。他的表情中有种愤怒，似乎死亡的临近令他怒不可遏……可怜的乔治——唠唠叨叨地聊着地方军和西班牙内战，还有他很快就要去瑞士了，而空气中有股死亡的味道。（1949年12月25日） 似乎比以前更接近死亡，非常痛苦，说他体重一周瘦半磅，每天都发高烧。（1950年1月12日）奥威尔以前经常被认为命已休矣，但“总是活下来让他们恼火”。但这一次，安东尼·鲍威尔认为“很清楚的是他不会康复，只是他还有多少时间尚存疑问”。[16]
在情况好的一天（或者好的时辰）见过他的朋友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斯彭德的妻子娜塔莎说过他坐在床上，举止表现得似乎一点事也没有。马格里奇提到他对那些令他不舒服的事仍会愤慨：“他在医院死前大约一天时，一个广告上有个古典英雄的腿上绑着吊袜带，奥威尔对此大声咒骂……体格上的美是神圣的，应该保护其不受广告卑鄙手法的玷污。”西莉娅·佩吉解释说他的朋友们为何在看得很清楚他正走向死亡时却依然尽量乐观：“在不懂医疗或诊断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全希望乔治不管怎么样会康复，但那似乎根本不可能。差不多五天后他就要被送到瑞士，可事实上他死了，所以他们本以为有好转希望。不过我认为他自己也有怀疑。之前有次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说他已经瘦得不可能再瘦，可居然仍活在世上。”[17]
5
刘易斯·穆尔曼医生在《肺结核病与天才》一书中写道：“经常令人诧异的是看到日益衰弱的人会为未来拟出新计划，开始新事业……或者就像我看到的，在临死前几天安排结婚。”奥威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49年7月，被梅洛—庞蒂所弃的索妮亚接受了他的求婚，9月份，他们的订婚消息在英国报纸和《时代》杂志上登了出来。奥威尔曾以令人心惊的讽刺口吻告诉阿斯特：“在我再次活在世上，或者说还能活在世上时，我打算（跟索妮亚）再结婚……我想每个人都被吓坏了，可在我看来似乎是个好主意。”这样做的理由是索妮亚提出来的，而奥威尔持怀疑态度，如他在给阿斯特的信中前言不搭后语地解释道：“她觉得在我还在生病时我们还是结婚的好，因为这能给她一个更好的名分来照顾我，特别是如果我离开（医院）去外国某个地方。这是个主意，但我想在能够面对一个登记员十分钟前，必须让自己的感觉比目前好些。”[18]
他喜欢索妮亚漂亮、率直、活力和外表上的坚强，喜欢看到她，而且深深爱上了她。跟索妮亚同在《地平线》杂志工作的莱斯·卢伯克认为“那种活力洋溢的健康特点吸引了奥威尔，他也许把她看作一种生命力，以弥补他自己的糟糕身体”——D.H.劳伦斯也是如此，被在其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妻子所吸引。奥威尔抓住了一线希望，他曾告诉汉弗莱·戴金：“我现在找到了一个爱我的人”——不过在其中，爱的因素很少。
结婚当然会在不止一个方面给索妮亚以“好的名分”，因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已让奥威尔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但如他所料，很多朋友的确被吓坏了。尼科尔森医生觉得那让人很难过：“那个可怜的人肯定很明白自己快不行了，也知道跟索妮亚没有未来。”戴维·阿斯特则说：“奥威尔完全不适合跟任何人结婚，他几乎只剩下一口气。”[19]
对索妮亚具有非凡美貌这一点，大家都不存疑问，但她的朋友和敌人对她和奥威尔结婚的动机意见不一。她在1947年拒绝了奥威尔请她去朱拉岛的邀请，1949年春天去克兰汉姆看望过他。她跟一些著名艺术家有染（名气是跟她上床的基本条件），但不曾跟其中任何一位形成一种长久的关系。《地平线》杂志即将关门，她已过三十，自己没有钱，也不想回头再当打字员。所以她对可以婚配的寥寥几人仔细衡量，把目光集中到了奥威尔身上。
索妮亚的女性密友认为她跟奥威尔结婚是出于无私的理由。娜塔莎·斯彭德称她为拯救者、关怀者、作家崇拜者，一个热爱才智之士生活的追随者，想为天才人物当侍女。索妮亚希望他会康复，然后他们会共同生活。简妮塔·帕拉德——她觉得奥威尔生硬、冷漠、不易接近和难以相处——也认为索妮亚是把他当作一个作家来爱的，希望帮助他，和他在一起。如果他康复，体贴和关心人的索妮亚是能够照料他的。简妮塔对别人指责索妮亚是为了钱以及未来的版税跟奥威尔结婚进行了反驳，她坚持认为索妮亚不贪婪，不想拥有很多钱，从未像个阔女人般生活。安妮·邓恩——她是一个加拿大木材大亨的女儿，是画家罗德里戈·莫伊尼汉（Rodrigo Moynihan）的未亡人——对此做了最有利于索妮亚的解释，认为“索妮亚把跟奥威尔结婚当作一种事业，她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极浓，觉得她能照料他、他的养子并成为其作品的监护人”。[20]
其他人所持怀疑态度则强烈得多。她的另一位密友黛安娜·威瑟伯承认道：“这从来不是个真正爱上他的问题，这点让我吃惊。我原来就知道她想在生活中来些浪漫，没想到她会接受一场无爱的婚姻。”沃尔德马·汉森跟黛安娜意见一致，也认为索妮亚答应一个垂死之人不容易，但跟奥威尔结婚并成为其遗稿保管人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她可以接受奥威尔对安妮·波帕姆提议过的，即成为一个文学中人的孀妇，得到其版税及未发表的作品。罗伯特·基（这时已跟简妮塔·伍利结婚）认为所有这些，满足了一个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的女人，她最想要的，便是在文学圈拥有声望及影响力。[21]
奥威尔朝不保夕的状况也排除了性事这一难题。戴维·阿斯特认为一起生活“对双方都完全不现实”。到头来有过两次未同房婚姻的索妮亚在性方面不活跃：“她崇拜作家，但我觉得她不会很容易与人结婚。我还觉得，当他在显然很虚弱情况下向她求婚时，嫁给这么一个很是‘无力作为’的人可能适合她。”布卢姆斯伯里团体[22]的幸存者弗朗西斯·帕特里奇（Frances Partridge）同意阿斯特的解释：“很多人嘲笑地看待奥威尔这次婚姻，也会提醒说索妮亚一直宣称要嫁给一个伟人。我主要把它看作一次不正常的婚姻，因为跟一个卧床不起、也许垂死的人就算结婚，也几乎跟没结一样。”
有些人则相信索妮亚远非出于理想主义和无私，而是被自私的野心所驱使。安妮·波帕姆就觉得她不是个心地仁慈的人，对她嫁给奥威尔感到震惊。小说家弗朗西斯·金（Francis King）是个目光锐利的观察者，他把索妮亚的行为跟她未承认过的对性之感觉联系起来看：
他选择谁也比选择索妮亚·奥威尔强，她对那个男孩（理查德）不感兴趣，而且完全缺乏母性感情。我总认为她根本是个同性恋，但无法接受这一点。她的好友中有很多人，如戴维·普兰特、乔·阿克利和彼得·沃森都是同性恋，因为她觉得不会受到他们的威胁。我不相信她哪怕短短一阵子爱过奥威尔；而他病得很重的事实意味着即使有过性关系，也为时短暂……我对她的看法很差。[23]既然如此，为何索妮亚在1945年拒绝了奥威尔的求婚，却在1949年接受了呢？她是个爱心无限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还是个唯利是图的凯特·克罗伊[24]？索妮亚后来也对自己的动机感到困惑，她曾告诉伊恩·安格斯：“乔治为什么会娶我是完全清楚的，不清楚的是我怎么会嫁给乔治。”部分原因肯定是1949年时，他是个有钱而且著名的作家，无性要求，而且来日无多。
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索妮亚自然对奥威尔身患重病不知如何应付。尽管他只有46岁，她却对西莉娅说：“跟一个年老有病的人结婚很悲哀。”沃尔德马·汉森1949年秋去看望过奥威尔，他看到索妮亚在情感压力下失去常态，像布兰奇·迪布瓦[25]那样，在病房内来回走动。斯蒂芬·斯彭德曾写道，她根本无法忍受那场未同房的婚姻，对假装爱奥威尔感到内疚，在两人的愿望有冲突时，会变得很无情：
我认为她关于自己的处女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被伤害了，尽管乔治在住院是事实。另外她发现自己无法真正爱他，即使在他死前爱他短短几周…… 她六点左右进来，发现乔治在跟我谈论D.H.劳伦斯的死……“我们来聊些让人高兴的吧。”索妮亚突然像个专横的医院护士那样说。接着解释她得参加一个鸡尾酒会，那天晚上不回来。奥威尔软弱地表示不同意，但她以她那种风风火火的做派撇下他走了。索妮亚曾向美术评论家詹姆斯·洛德（James Lord）“承认让她陪（奥威尔）常常是件苦差，所以她有时在明知道他想让她陪伴时，却忽视了这一点，现在对未能做到感到后悔”。[26]这种内疚感后来令她难以扮演忠心的未亡人角色。
索妮亚被批评过用奥威尔的钱购买一只昂贵的戒指，但她从不在乎珠宝。奥威尔曾经无力给爱琳买一只戒指——“除非买沃尔沃思连锁店里那种廉价的”——但他想让索妮亚收下。他高兴于能够表示他的爱、让索妮亚开心和把钱花在医院账单以外的地方。
民政和医疗部门都担心此事有谋财嫌疑，要求有一份临终结婚的特殊许可。尽管戴维·阿斯特很反对，但他协助（如他一贯所做）克服了障碍，安排10月13日在奥威尔所住的医院病房内举行结婚仪式。与鲍威尔和马格里奇商量后，奥威尔（坐在床上）在睡衣外面穿了套便服，医院牧师、莫兰医生、罗伯德·基和简妮塔·基夫妇还有戴维·阿斯特围着新郎、新娘而站——两位新人如雷诺阿画笔下的一位美人和埃尔·格列柯[27]画笔下的一位圣徒。
尽管奥威尔并非显得特别虚弱或“对死亡将至感到绝望”，但罗伯特·基仍对这场“极不相称的婚姻”感到吃惊。阿斯特意识到他的朋友的确处于一种孤注一掷的状态，也觉得那是个非常“尴尬的场合。我们待在那间小屋子里，它就像一间小卧室，里面有位身患重病的人……奥威尔的样子像是甘地，瘦得皮包骨头”。婚礼（如果称得上）之后，阿斯特请索妮亚·布莱尔、西莉娅和玛麦恩、罗伯特·基夫妇、詹姆斯·麦吉本（罗伯特·基的出版社合伙人）和（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的）沃罗杰·森豪斯在丽兹酒店吃了一顿午餐。玛麦恩和丈夫阿瑟·库斯勒对奥威尔跟索妮亚结婚感到高兴，“戏谑地称赞他把她从康诺利‘一伙’那里救了出来”。[28]
奥威尔把所有财产及将来的版税都留给索妮亚，却没给理查德和阿芙利尔留下什么。他要求索妮亚把理查德立为她剩余财产的继承人，并购买了理查德的教育保险。格温·奥肖内西是遗嘱执行人和保管者，索妮亚和阿芙利尔是理查德的监护人，遗稿保管人为索妮亚和里斯。奥威尔此次结婚时的财产总计11970英镑，其不动产估价为9908英镑。索妮亚后来告诉克里克“奥威尔去世时，她撕了由那些‘穷作家’所签，金额为三四千英镑的借条”。但是她大大夸张了自己的慷慨，奥威尔借给朋友们的钱总计670镑，包括乔治·柯普250镑，保罗·波茨120镑，伊内兹·霍尔顿75镑，内莉·利末辛姨妈50镑，杰克·考曼50镑，汉弗莱·斯莱特25镑——另外索妮亚自己还借过100镑。如果索妮亚不得不向奥威尔借钱，那么金钱肯定是与奥威尔结婚的一个重要因素。阿芙利尔（像《动物农场》中的驴子本杰明甚于像母马莫丽）有充分理由厌恶索妮亚，但是她曾告诉克里克她“认为索妮亚是个‘求名的人’，而不是个骗财者，他死后才有大笔进项”。[29]然而谁都知道，奥威尔的财产将大量增加，因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带来的数额巨大的金钱不久便会滚滚而来。
6
尽管奥威尔已病入膏肓，但仍计划写一篇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重要论文，而且的确开始动笔写关于伊夫林·沃的一篇。法弗尔曾写道奥威尔钦佩康拉德，因为他展示了“人总是孤独的，政治生活提供不了道德指南”。奥威尔对康拉德的散论让人们对他计划要写的论文主题有所了解。在评论一本关于斯汤达的书时他曾说：“干革命的十有八九不过是个口袋里揣着颗炸弹拼命往上爬的人”，这也是对《在西方的注视下》十分精确的描述。1945年在评论康拉德的短篇小说时，他从肯定的角度评价了康拉德的政治信念。奥威尔写道，康拉德的欧洲大陆背景令他“对阴谋政治有相当的了解。他经常表达出对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30]极为厌恶，而对这两类人又抱以很大同情，因为他是个波兰人——也许在本国政治运动中是个保守派，但又是个反抗俄国及德国的人……他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从未伪装是别的任何派别，但他也是被压迫民族之一分子，完全理解人们为何扔炸弹，尽管他不赞成这种行为”。4年后，当一家波兰流亡者所办杂志的编辑询问他对康拉德看法如何时，奥威尔回答道：“我认为康拉德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确实有种成熟感和政治理解力，那在当时的英国本土作家身上几乎没有。”[31]
伊夫林·沃跟奥威尔年龄相当，出身于类似的中等阶层专业人士家庭。但沃在势利的人世间如鱼得水，纵情于奥威尔不屑的种种奢侈享受：乡间大屋，一间在伦敦的俱乐部，享乐性的出游，讲究的衣服，好酒和昂贵的雪茄。在鲍威尔和马格里奇的鼓动下，沃去克兰汉姆看望过奥威尔，但对这次不同寻常的会面未留下任何记录。
像看待康拉德一样，奥威尔想从政治角度衡量沃，打算把他“当作一个范例，来证明‘艺术只有是进步才是好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错误的”。他也跟法弗尔讨论过，后者记下了他的信念：“沃是他那一代中最好的英国作家……（但他）逐步从讽刺他笔下的有地产的贵族转变为与他们站到一起，因为他最终在《旧地重游》中得到了极为重要的效果：他在此真正表露了其同情心之所在。”在那篇未完成的论文中，奥威尔把沃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做了比较，他写道：“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英国小说家中最突出地与其同时代作家反其道而行之的是伊夫林·沃……在作家同行眼里，其主要错误总在于政治趋向保守，这点甚至在如《衰亡》和《罪恶的躯体》那些轻松的书中也显而易见……真正创作动力来自对贵族制度抱有浪漫看法的作家有很多，而沃是最新的，或许还是最末一个。”[32]
1949年9月，纽约的《党见评论》杂志把奖金为1000美元的文学奖发给了奥威尔。之前他从未得过英国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奖励，这是他唯一一次获奖。
7
莫兰医生在他标新立异的文章《结核病患者的心理》中，强调了病人心理状态的重要性，提出“尽可能充分研究结核病患者精神状况”非常重要。作为一个“一贯乐观的人”，他相信奥威尔结婚会在心理上有所裨益。莫兰也对把奥威尔送到瑞士弗马拉山区一间疗养院很热心。库斯勒在1950年1月给马格里奇的一封信中，也认为那也许会给这桩无望治愈的病例带来些许希望：“我不知道该怎样治疗乔治，我知道已经咨询过所有能找到的医疗专家，你还有别的朋友也试过所有办法，但我仍在想是否该考虑冒险把他送到瑞士。玛麦恩去年生病时，我打听过出租救护飞机的事，发现价钱在合理范围内，不算贵，而且效率很高。”
弗马拉山区位于一个小高原上，海拔5000英尺，周围高山环抱，是瑞士疗养地中心之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921年在此休养过。垂死的诗人詹姆斯·埃尔罗伊·弗莱克（James Elroy Flecker）1913年夏天也在那里住过，但觉得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十分压抑，他曾写道：“这里似乎是个很好的地方——对健康而言，可是那种荒凉——处处是黑色的冷杉树和可怕的雪山。”尼科尔森觉得跟伦敦比起来，有着秀美风光及清新空气的瑞士是个更舒适的地方，但他不相信那能让奥威尔的病有任何好转：“我认为这不过是种让病人死得舒服些的办法之一，死在一个他们的确习惯处理死亡这种事的地方。”[33]
按计划，由索妮亚和画家卢西恩·弗洛伊德（索妮亚的旧情人）陪奥威尔去。但此时已形如骷髅的病人比莫兰医生更现实一些，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就宣称过：“我不喜欢山区，即便它景色雄伟。”早在1949年5月，当他对医疗方法痛苦地不抱幻想后，就抗拒起这个让他换个地方的计划，他曾告诉沃伯格：“我真的想让他们现在别催我去瑞士，据说去那里有神奇效用，可我相信去哪里都不会有什么区别，而行程会要我的命。”当西莉娅问他医生是否认为他去山区住身体会好些时，他尖刻地回答说：“如果不是，那就是他们不想让我死在他们手上。”尽管他有怀疑，索妮亚仍安排在1月25日特别租用飞机把他送到瑞士。奥威尔受到莫兰医生的鼓励，把他的新钓竿放在床下——完全准备好去山间溪流中钓鳟鱼。然而他心里知道，就像《上来透口气》中的保灵一样，“四十五岁的人是钓不了鱼的，不会再有那种事了，只是个梦想，死之前都不会再钓鱼了”。[34]
在《穷人的死法》中，奥威尔说人人希望死在自己的床上，亲人们陪在身边，但他却死在一间医院的床上，无人在旁。他不相信有来生，也不害怕死亡，但“害怕疼痛和死时那一刻，而不害怕永别人世”。1950年1月21日午夜后不久，他肺内一条血管破裂，导致大量出血。这次内出血的确未能止住。他所住病房的门上有玻璃窗，夜灯开着，然而他无力按铃叫护士，所以无人听到他的闷声呼救。等有人来查看他时，他已经死了。[35]
医院联系不到索妮亚，她当时正和卢西恩·弗洛伊德及安妮·邓恩在一间夜总会饮酒。安妮最近解释了当时的情形：
索妮亚当时住在帕西街上（离医院很近），她所住地方的对面有间可以说是不吵的夜总会，尽管有英国严格的许可证法律规定，仍可以在下班后去喝一杯。我当时和朋友卢西恩·弗洛伊德在那里，他几天后将飞往瑞士，帮助索妮亚把奥威尔送到那里。我们决定打电话给索妮亚，看她愿不愿意过来喝杯酒放松一下。她那天一直待在医院，直到九点别人建议她回家休息时才走。奥威尔的身体尽管差，但没有很快就要急转直下的迹象。事实上，他的情绪是乐观的——因为去瑞士治疗可能带来奇迹。卢西恩和索妮亚聊着旅行计划。她然后打电话去确认一下他夜间情况怎么样，却得知他因为内出血已经去世。你可以想象，那是个很大的打击。尽管安妮·邓恩在场，但她似乎出于对友谊的忠诚而歪曲了事实，以对索妮亚更有利。医院不允许索妮亚整天待在那里（会让他们两人都疲惫不堪）或者一直待到晚上9点钟。奥威尔去世前不久告诉理查德·里斯：“索妮亚每天来看望我一个小时，另外我被允许跟一个来访者见面20分钟。”安东尼·鲍威尔和瓦奥莱特·鲍威尔夫妇也说过那天她并非一直待在那里：“索妮亚感冒很严重，由于害怕传染，他死前几天她都无法去医院看望。”[36]另外，如果“没有很快就要急转直下的迹象”，如果奥威尔似乎身体好到可以在几天后飞往瑞士，如果内出血完全出乎意料，那索妮亚也无理由半夜打电话查问。她对去了夜总会而不是陪着奥威尔的内疚后来令她痛苦不已。
尽管不信宗教，奥威尔却喜欢传统习俗，他曾经告诉保罗·波茨这一点——“他很严肃地说他爱英格兰教会甚于爱上帝”。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葬礼（跟他首次婚礼一样）是在教堂里进行的。鲍威尔除想到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还想到奥威尔令人悲哀地在医院度过了最后一年、他那场有名无实的婚姻及早逝，他说葬礼（在摄政公园附近奥尔巴尼的基督教堂举行）“是我参加过的最令我痛苦的一次”。马格里奇提到奥威尔的棺材长得不同一般，他形容那次葬礼“令人难受并觉得冷，那群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几乎全是不信教者；仪式由罗斯先生主持，过于公事公办，教堂里没有生火。在前排坐的是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夫妇，后面一排是乔治前妻的亲戚，衣着破旧，其悲痛在我看来，几乎是整个葬礼中唯一的真诚因素。抬棺材进来的人在我看来，极像莫洛托夫的保镖”。[37]鲍威尔从《圣经·传道书》最后一章中读了一段：“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38]
由于奥威尔不是个教区居民，他那埋在乡间教堂墓地的遗愿难以实现，结果又是戴维·阿斯特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伯克郡萨顿村拥有一处住宅，在泰晤士河和波克郡高地之间。他说服戈登·邓斯坦牧师相信奥威尔这位杰出的作家能为众灵增光。奥威尔下葬时，只有索妮亚和阿斯特在场，跟英国前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在同一个墓地。他简单的墓碑上刻着：“埃里克·阿瑟·布莱尔葬于此。生于1903年6月25日，殁于1950年1月21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担心并预言了原子战争的人，其埋葬地如今“位于狄科特发电站冷却塔的阴影下，紧挨着教堂墓地的是原子能委员会的一间实验室”。
奥威尔的传奇——一个自寻苦难的圣徒般道德说教家的传奇——在其生前得到了奥威尔本人的促成，死后两位老朋友感人肺腑的纪念文章又使其加强。库斯勒写道：“他对自己毫不留情是了解他性格的关键，决定了他对自身敌人的态度，即从少年起他的胸肺就染上的疾病。”库斯勒曾称他为“在世作家中最真诚的……可以说是卡夫卡和斯威夫特之间缺失的一环……是两次大战之间具有反叛社会特点的文人中唯一一个天才作家”。V.S.普里切特形容奥威尔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脸上写着身体受苦的印记”，并称他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可以说是圣徒”。[39]
奥威尔想要的身外之物甚少，而且均未得到——即使在他生命即将结束变得富有时也是如此：他想给理查德买一辆漂亮的婴儿车（战时买不到），一双美国制的好皮靴（虽然寄来了，但不合脚），一辆在朱拉岛的崎岖道路上开的卡车（买的那辆破车根本开不动），治疗肺结核病的链霉素（有可怕的副作用），另外还有第二任妻子（只是在他临死前跟他结婚）。很了解他的梅布尔·菲尔兹说他“从来没觉得有什么是令人鼓舞和能带给他平和及快乐的。他总是紧张不安，总在担忧，在探索解决之道”。他的老朋友西里尔·康诺利对他生命中的悲剧总结道：“他最后得到了名声及成功时，却成了一个垂死的人，而且他也知道。他有了名声却病得不能离开房间，有了钱却没有花钱的地方，有了爱却不能参与：他尝到了垂死的痛楚。”[40]
从本质上说，奥威尔的一生由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时危及生命的决定所组成。他加入缅甸警察而不是上大学；在巴黎洗盘子和在英国流浪，而不是干好一份职业；在沃灵顿村种菜和开一间小铺子，而不是鼓励爱琳完成学位。他刚结婚就去了西班牙，与无望取胜的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并鼓励爱琳在战时去巴塞罗那，从而让她也遇到生命危险。他在德军空袭期间搬到伦敦住，而所有别的人都在争取离开；在病得很重时自寻绝路地在朱拉岛居住。所有这些冒险之举，都出自其内心需求，即抛开过上幸福日子的机会。但他选择的生活为其艺术提供了严肃的素材。
[1] 英国南岸避暑胜地。
[2] 《全集》，19.460；《全集》，20.23（1949年1月18日信件）；皮克，《海尔麦尔兹的一张床》，第48页；《全集》，20.70（1949年3月21日文学笔记）。——原注
[3] 托马斯·曼，《魔山》（H.T.洛厄翻译，1924年初版；伦敦，1957），第432页；奥利弗·托德，《阿尔贝·加缪传》（本杰明·艾弗里翻译，纽约，1997），第259、162页；《全集》，20.28（1949年1月27日信件）；《全集》，第20卷第119页注（奥威尔1949年5月28—29日对查尔斯·柯伦所说）。——原注
[4] 简·摩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03页；弗雷德里克·沃伯格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197页；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仿佛从前：日记》（约翰·布赖特-霍姆斯编辑，伦敦，1976），第323—324页。——原注
[5] 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150页；《全集》，20.116（1949年5月16日信件）；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151页；对理查德·布莱尔的采访；莱蒂斯·库珀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96页。——原注
[6] 迈克尔·雷德格雷夫（Michael Redgrave，1908—1985），英国演员，曾在希区柯克的《间谍》、《贵妇失踪记》演出；奥尔逊·威尔斯（Orson Wells，1915—1985），美国电影导演、编剧、演员，最著名的作品为《公民凯恩》；路易斯·昂特迈耶（Louis Untermeyer，1885—1977），美国诗人、翻译家、评论家，著有《现代美国诗歌论文集》《新亚当》等；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1880—1964），爱尔兰剧作家，著有《给我红玫瑰》《星儿变红了》等；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1898—1976），美国著名黑人男低音歌唱家，20世纪40年代到苏联旅行后开始信奉共产主义。——译注
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的采访；《全集》，20.318—319（编者按）；《全集》，20.322（1949年4月6日）；《全集》，20.103（1949年5月2日信件）；《全集》，20.244—256（“奥威尔的名单”，1949年4月）。——原注
[7] 位于波兰南部。
[8] 《全集》，19.301（1948年3月23日信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西莉娅的办公室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98年8月21日，第4版；《全集》，10.136（1949年6月15日信件）。——原注
[9] 简妮塔·伍利·帕拉德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409页；《全集》，第20卷第308页注解（利里斯在1987年这样说起索妮亚）；詹姆斯·洛德，《景仰之才：更多回忆录》（纽约，1998），第114页；对安妮·波帕姆·贝尔的采访（关于索妮亚和尤斯顿路上的画家）。参见《威廉·科德斯特里姆（1908—1987）画作》（伦敦，泰特画廊，1990），第82页。这幅画一度由J.B.普雷斯特利拥有，后来不知归于何人。——原注
[10] 约翰·莱曼，《我是我的兄弟》（I'm My Brother，伦敦，1960），第143—144页；斯蒂芬·斯彭德，《1939—1983年日记》（约翰·戈德史密斯编辑，纽约，1986），第433页；西里尔·康诺利致安妮·邓恩的信，见迈克尔·谢尔登《诺言之友：西里尔·康诺利与〈地平线〉的世界》（纽约，1989），第75页。——原注
[11] 黛安娜·威瑟伯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3页；戴维·普兰特，《难以对付的女人》（Difficult Women，1983年初版；纽约，1984），第172页；1998年9月20日在纽约对沃尔德马·汉森的采访。——原注
[12] 对安妮·波帕姆·贝尔的采访；1998年11月17日在伦敦对罗伯特·基的采访；迈克尔·梅耶所言；西莉娅·佩吉·古德曼所言；1998年11月16日在伦敦对乔安娜·基尔马丁的采访；1998年11月16日在伦敦对简妮塔·伍利·帕拉德的采访；1998年11月15日在伦敦对安东尼·柯蒂兹和萨拉·柯蒂兹的采访（梅布尔·菲尔兹也喜欢以同样方式跟专家唱反调）；伊恩·安格斯1999年6月2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13] 莱昂内尔·艾贝尔，《知识分子之愚行》（The Intellectual Follies，纽约，1984），第209页；安格斯·威尔逊，《盎格鲁—萨克逊态度》（1956年初版；伦敦企鹅，1958），第172—173页；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的采访（关于梅洛—庞蒂）；《全集》，8.2—3、30。索妮亚也是安东尼·鲍威尔的《书本的确装点了房间》（Books Do Furnish a Room，1971）中埃达·雷特瓦代因的原型。——原注
[14] 《全集》，9.126、128、12、17、33、131、133、115；《全集》，10.159（1949年8月22日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的信）；《全集》，9.118。——原注
[15] 沃伯格，《所有作家一律平等》，第108页；《全集》，10.166（1949年9月文学笔记）；对霍华德·尼科尔森医生的采访；霍华德·尼科尔森医生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4页。关于莫兰的讣告，参见《泰晤士报》，1957年7月15日，第14版。——原注
[16] 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62、1页；马格里奇，《仿佛从前：日记》，第361—362、366、368、371页；伊恩·亨特，《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传》（伦敦，1980），第177—178页；鲍威尔，《乔治·奥威尔》，第67页。——原注
[17] 1998年11月20日在伦敦对娜塔莎·斯彭德的采访；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缅甸岁月》序言（纽约时代版，1962），第13页；西莉娅·佩吉·古德曼1999年1月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18] 刘易斯·穆尔曼，《肺结核病与天才》（芝加哥，1940），第29页；《全集》，20.159（1949年8月22日致沃伯格的信）；《全集》，20.147（1949年7月18日致阿斯特的信）；《全集》，20.165（1949年9月5日致阿斯特的信）。——原注
[19] 莱斯·卢伯克和汉弗莱·戴金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第410、441页；对霍华德·尼科尔森医生的采访；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原注
[20] 对娜塔莎·斯彭德的采访；对简妮塔·帕拉德的采访；安妮·邓恩1998年12月28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21] 罗伯特·基（Robert Kee，1919—2013），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著有《时光之记》《爱尔兰史》等。——译注
黛安娜·威瑟伯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438页；对沃尔德马·汉森的采访；对罗伯特·基的采访。——原注
[22] 布卢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是20世纪上半叶时聚集在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周围的一个英国文人团体，他们以艺术上的严格原则为共同信仰，并成为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成员包括T.S.艾略特、E.M.福斯特、亨利·詹姆斯等人。
[23] 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戴维·阿斯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1页；弗朗西斯·帕特里奇，《失去一切：1945—1960年日记》（伦敦，1985），第98页（1949年10月18日——在奥威尔结婚后5天）；对安妮·波帕姆·贝尔的采访；弗朗西斯·金1998年10月15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伊恩·安格斯1999年6月2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24]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女护士，近代护理学及护士教育创始人；凯特·克罗伊是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小说《鸽翼》中塑造出的一个人物。
[25] 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名剧《欲望号街车》中的女主角，有神经质特点。
[26] 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和简妮塔·帕拉德（关于订婚戒指）的采访；对瓦尔德马·汉森的采访；斯蒂芬·斯彭德，《日记》，第108—109页；洛德，《景仰之才：更多回忆录》，第122页。——原注。
[27]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埃尔·格列柯（约1541—1641），原籍希腊的西班牙画家。
[28] 对罗伯特·基的采访；戴维·阿斯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0页；塞萨拉尼，《阿瑟·库斯勒：漂泊者》，第347页。——原注
[29] 伯纳德·克里克，《沿着奥威尔的足迹》，《政治、文学论文集》（爱丁堡，1989），第217页；关于奥威尔的财产及债务人，参见《全集》第20卷第218页（1949年底文学笔记）；伯纳德·克里克的信，见《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91年11月1日，第15版。——原注
[30] 民粹主义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于俄国，指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一种思想，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
[31] 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67页；《全集》，11.379（1939年7月27日书评）；《全集》，17.191、196（1945年6月24、28日书评）；《全集》，20.47（1949年2月25日）。奥威尔也出于同样的原因钦佩库斯勒。——原注
[32] 伊夫林·沃，《书信集》（马克·艾默里编辑，纽黑文，1980），第211页注解；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68页；《全集》，20.75（《伊夫林·沃》，1949年4月）。——原注
[33] 安德鲁·莫兰医生，《结核病患者的心理》，《饰带》杂志，1932年1月23日，第176页；库斯勒，《广场上的陌生人》，第90页；约翰·舍伍德，《绝非光辉旅程：詹姆斯·埃罗伊·弗莱克传》（伦敦，1973），第189页；对霍华德·尼科尔森医生的采访；霍华德·尼科尔森医生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5页。——原注
[34] 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40页；《全集》，20.116（1949年5月16日信件）；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的采访；《全集》，7.237。——原注
[35] 《全集》，20.203（1949年文学笔记）；对霍华德·尼科尔森的采访。——原注
[36] 安妮·邓恩1998年12月28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全集》，20.169（1949年9月17日信件）；瓦奥莱特·鲍威尔1998年12月13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谢尔顿的《奥威尔传》第442页上写道是医院想办法寻找并给索妮亚打电话——而不是反过来。——原注
[37] 波茨，《骑自行车的堂·吉诃德：回忆乔治·奥威尔》，第44页；鲍威尔，《让球继续滚》，第321页；马格里奇，《仿佛从前：日记》，第376页。——原注
[38] 此段译文来自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出版的《圣经》。
[39] 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科克特，《戴维·阿斯特与〈观察家报〉》，第130页；库斯勒，《一个叛逆者向着乔治·奥威尔之死的进展》，第102—104页；迈耶斯，《乔治·奥威尔：关键遗产》，第294页。——原注
[40] 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44页；西里尔·康诺利，《乔治·奥威尔》，《从前的信念》（Previous Convictions，纽约，1963），第317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