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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在《科学通讯》杂志上

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评职称需要论文,大学生考学位需要论文。论文,你真的让人爱又不是,恨又不是。

袁隆平的第一篇论文,究竟上面有什么新奇的内容,使它能在国内最权威的杂志上顺利发表?以至于后来大家都认为这篇论文就好像是播种机,是宣传器,是向杂交水稻进军的号角,是攻向杂交育种碉堡的一颗重型炸弹。袁隆平在这篇论文中,是否勾勒出杂交水稻育种的美好前景?

为了培育杂交水稻不育株,袁隆平需要购买大钵,可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出现了,他缺钱,但他有睿智的头脑,他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购制”大钵的办法,遇到困难要克服,这就是袁隆平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才让他在一条充满荆棘的科学探索之路上,稳稳地走了下去!

袁隆平面对天然不育株,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每天浇水施肥,灭草除虫,并按时记录数据,经过两年的栽培实验,证明不育株的人工杂交结实率竟在80%~90%。经杂交繁育出的水稻种子有一部分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科学的道路上容不下半点虚伪。袁隆平经过反复实验,取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数据。他根据这些数据,写成了一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然后寄给了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杂志。该杂志的主编,就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

在这篇论文中,袁隆平揭示了水稻不育株的三种主要表现,即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和花粉退化型。这也算历史上首次成功揭露水稻雄性不育之谜的论文。袁隆平还在论文中正式提出了培育杂交水稻必须走三系配套的思路。

论文寄出后的一天,他蹲在大钵旁,不顾蚊虫叮咬,正在挥笔记录着不育株的生长情况。

邓哲轻轻地走到袁隆平的身边,袁隆平合上记录夹,兴奋地说:“你看,咱们的稻苗生长得多好呀!”

邓哲听袁隆平兴高采烈地夸完了稻苗,便告诉了袁隆平另外一个好消息:“我怀孕了!”

袁隆平兴奋地说:“真的吗?!”

邓哲肯定地点点头。袁隆平上前一把抓住了邓哲的手,说:“水稻不育株的第二代繁育成功,我们又有了孩子,这真是双喜临门呀!”

袁隆平借着高兴劲儿,告诉邓哲,自己准备再去买60只大钵,然后他要抓紧时间繁育不育株的杂交第三代。现在全国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解脱出来,党中央又号召全体科研人员要大搞粮食生产,袁隆平真想明天一睁眼,就能见到高产的杂交水稻种子。

但培育杂交水稻种子是一件旷日持久的工作。而且水肥、管理、撒药、除虫等种植水稻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中国有句古话,饿死爹娘,留下种粮。可见种子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一颗好的种子,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称其为好种子:首先对种植条件要求低,其次便是产量大,最后抵风霜、病虫等的抗逆性要好。如果将好种子的概念引申一下,想要培育成这样的好种子,育种的人,必须要有这三种超人的特质。

袁隆平的身上,很显然就具有这三种特质。他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很低,可是面对困难,并战胜困难,却很有一套方法。如果一个人用身上的百点热,耀出千分光,就算是成功,那么袁隆平却是用身上的百点热,耀出了万分光。这种光就是照亮育种业,跨越五洲,泽及人类的粮食之光。

当时,袁隆平和邓哲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就有一百块钱左右,除了日常的花销,大部分工资都被袁隆平拿来买实验器材了。邓哲知道自己生下孩子之后,家庭的开销一定会成倍地增长,可是没有大钵,袁隆平的实验就没法做下去。但60个大钵得需要一百多元钱,邓哲为了支持袁隆平搞育种实验,她咬咬牙,还是将家里仅有的195块钱的存折取了出来,说:“这是咱们全部的家当,你可要省着点花呀!”

袁隆平手里拿着存折,仔细一琢磨,这才觉得有些不妥。原本那些宝贝不育株,在他的心里,就是他最亲的孩子。为它们付出,为它们花钱,他不仅不会皱眉头,而且还觉得理所当然。

可是邓哲怀的可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总不能为了水稻这个孩子,而冷落了亲生的骨肉吧?如果那样的话,他这个父亲就当得太不够格了!

袁隆平将存折又交到了邓哲的手中,他笑着说:“我倒有个方法,能弄来免费的大钵,存折你还是先收起来吧!”

袁隆平需要的大钵只是装土种稻,根本不用考虑“形状”和“皮毛”的好坏,只要钵体没有裂纹,不漏水就可以。于是,袁隆平领着几个学生,推着手推车,直奔安江农校旁的钵窑而去。袁隆平和钵窑的老板一说目的,那个钵窑的老板用手往钵窑后一指:“袁老师,您培育稻种,对老百姓来说可是大好事,那边有一堆废钵,你就随便挑吧!”

女作家三毛曾经这样写道: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个拾破烂的……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将许多还可以利用的好东西当作垃圾丢掉,拾破烂的人,最愉快的时刻就是将这些蒙尘、废弃的好东西再度发掘出来……

变废为宝,那需要聪明,化腐朽为神奇,却需要智慧。

袁隆平领着学生们,挑了60个缺口漏釉、形状不匀的废钵,将其推到了自己的试验场。他这次一分钱没花,便为自己的“孩子”——第三代不育株水稻解决了“安乐窝”。毕竟他这个“父亲”目前太清贫,袁隆平暗暗发誓,等将来有了经费,一定要为它们买来最好的大钵,补偿对它们所有的亏欠。

1966年五一劳动节前的几天,一张30多块钱的稿费单翩翩寄至安江农校。拿着这张稿费单子,他兴奋得差点跳了起来,这张稿费单子发自科学出版社,他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已经变成铅字,印发在了这一年《科学通报》第17卷4期的杂志上。因为这篇文章内容独特,观点清晰,论据明确,随后又被转登在了英文版的《科学通报》上,袁隆平前后一共收到了大约50元稿费。

袁隆平的工资当时是73元,50元的稿费在当时也算是一笔“巨款”,可这笔钱和袁隆平付出的辛苦比起来,简直就是将绿豆丢进了西瓜园,一点都没有可比性,但这毕竟是袁隆平第一次得到稿费,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权威杂志的肯定,袁隆平心里真是比吃了枣花蜜都甜。

在当时,中国科学院有两份期刊,一份是《中国科学》,另一份就是《科学通报》,《科学通报》是上下半月刊,同时用中、英、法、德和俄语一起出版。当时很多在中国科学院供职的研究人员在《科学通报》上发稿都很困难,袁隆平以一个偏僻山区的农校教员的身份却在上面占了一席之地,他这篇论文的价值和分量,便可想而知了。

成熟的谷子低头,昂着首的一定是萆草。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后,他没有声张,毕竟“杂交水稻”的实验才刚刚起步,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同年的五一节,邓哲生下了一个英俊聪明的小男孩。袁隆平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起名五一——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名字除了有纪念意义外,还有不忘劳动的意思,这朴素的名字,确实能引起人的无限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