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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占英法两界

与抢救沦港亲友、关系人物分赴上海、重庆的同时,上海方面,也是情况紧急,千钧一发。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深夜,上海英法两租界骤闻密集的枪声,租界守军只做短暂几个小时的零星抵抗,将近黎明,枪声转稀,大胆的市民冒险到街头观看,大建筑物的顶端悬起太阳旗,街头巷尾换了穿黄制服的日本军队站岗,大家的心齐齐往下一沉,不用说,日军业已进驻租界。

杜月笙在重庆得到消息,忧心如焚,眉头紧皱,头一个反应便是命人起稿,拍电报给吴开先,请他立刻离沪,切勿迟延,可是吴开先当时不能走,撤退之事,头绪万千,他覆电杜月笙,感谢他的关怀,但却说明几点:第一、他要留在上海应付急变,第二、他没有奉到中央指示撤退的命令,第三、当时急于撤离的人员,有英法两界特区法院守正不阿,为敌伪嫉恶如仇的法官检察官,以及申、新等报馆的重要份子,乃至留沪的地下工作同志,这许多人都要等吴开先想办法立卽撤退,免遭敌伪毒手,因此,吴开先一时无法离开上

接到吴开先的覆电,杜月笙更着急了,他大呼小叫:「吴开先不走,那怎么行?被东洋人捉到一定会丢了性命。从今天起,你们代我一天拍一封电报,催他快快脱身出来」

不两天,吴开先求援的急电又到,他告诉杜月笙:法院和新闻界的人员,已经由他自行设法,筹了一笔钱,请万墨林、朱文德两人分别致送旅费,并且由恒社同仁设法护送到金华,进入自由区。──恒社同仁非常负责他们掩护这许多为敌伪志在必得,除之而后快的忠贞份子,安全逃离上海,一直送到金华为止。每一个人的脱走,都有紧张惊险的遭遇,但是由于恒社护送人的机警,吃得开,到处有朋友,总算毫无所失,一人不缺的送上浙赣铁路火车。恒社同仁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安然达成任务,决不坍恒社和老夫子杜月笙的台。

此间所指的「恒社同仁」,多半是那批跟帮会有关,或者能调动得了帮会弟兄,经常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抗战无名英雄,他们抱定决心,为国家民族出力,为恒社争光,为老夫子脸上贴金,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办得到,办得好,博得外间的好口采,付多大的代价或牺牲,一概在所不计。便在亟待救出上海的重要人物中,也有恒社同人在,如欲他们自家设法逃出来,那是谈也不要谈,例如杜月笙的学生子赵君豪,他从民国十八年参加申报工作,积多年的努力,抗战时期已经升到了总编辑,他把家眷送到后方,单身留在上海,利用申报宣传抗日,打击汪伪。日军进占租界,他还在申报馆照常上班,守住岗位,直到工友来告,东洋兵枪上揷了刺刀,已经在大门口守卫,大家都说他是敌伪搜杀的目标,还不赶快逃跑?赵君豪却说要走我也得从大门口出去,谁想一到大门口正碰上东洋兵恶作剧,两把刺刀交叉要出门的必须从刺刀底下钻过,时机紧急,迫于无奈,赵君豪只有噙着眼泪,忍气吞声的钻过刺刀,然后他便在大街上茫然不知所往。跑进一家西餐馆,叫了一客蛋炒饭,却是望着蛋炒饭流眼泪。最后被他想起了应该赶紧跟恒社弟兄联络,这才赶上逃亡大队,在同门弟兄的设计安排之下,走金华,回重庆。若不然,他便将被困黄浦滩,根本无法离开。

吴开先告诉杜月笙,紧要的人只送走了一部份,还有更多的人急着要走,何况留沪工作人员为了避免敌伪搜捕,必须另觅办事地点和住处,重作部署与安排,凡此俱非巨款莫可办。可是,当时国家银行已被敌伪刼收,重庆中央无法汇拨款项,这笔庞大的旅费,从何而来?迫不得已,他祇有请远在重庆的杜月笙,从速代为设法。

杜月笙捧着那张电报说:「虎口救人的事,性命交关!这件事必须十万火急的办。你们先代我打电报给徐采丞,叫他火速尽量设法。」

等一歇,他又蓦的想起,吴开先电报上说需要的数目很大唯恐上海租界沦陷初期,徐采丞一时措手不及。于是他再急电万墨林,把自己家里所存的房产道契,统统拿到上海四行储蓄会,抵押贷款,然后交给吴开先拿去应急。电报发出,他再打电话给钱新之,请他帮个忙,立刻致电四行储蓄会的负责人:万墨林来借钱,能借多少,就借多少给他。

吴开先的那一封告急电,当天直把杜月笙忙得团团转,怕徐采丞一时筹不了巨额款项再押掉自己的房产道契,接连的两项措施犹嫌不足,他又驱车往访刘航琛,说明缘故,问他能不能也帮一把忙?刘航琛说杜先生你的任何吩咐,我向来唯有欣然照办,何况这件事关系国家大局,还有那么些人的身家性命重大关系!没有问题,我马上叫我的川康银行,再加上聚兴诚银行等等,一道汇钱去。

事实上,上海那边,吴开先肆应四方,手忙脚乱,该花要用的钱太多了,徐采丞筹措了一部份,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万墨林向四行储蓄会押贷了一笔数目,还是不够,一直到刘航琛那边发动川帮银行,源源汇来巨款,方始将急需逃离上海,转赴重庆的人全部送走。上海方面的地下工作,重新作了安排和部署。

往后吴开先撰文纪念杜月笙,提起这一件事。他说:「凡此所需款项,均系杜先生自己垫拨。」

每天一封电报,催问吴开先何时动身离沪,杜月笙的殷切焦灼之情,溢于言表,使吴开先深感这一份友情之可贵。有一天,杜月笙接到吴开先的一封回电告诉他说:中央驻在上海的几位重要人物: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取道香港来沪,在旅途中突逢太平洋战事爆发,至今下落不明。中宣部代表冯有眞正在重庆请示机宜,一时也无法回去。青年团方面的负责人吴绍澍又不在上海,假使他自己一走,那么上海方面的工作同志,立将陷于群龙无首,领导乏人的状态,全盘工作可能解体。因此他坦白表示,他无法离开,唯有留在上海与各同志甘苦与共,同患乱而共生死!

杜月笙却以为吴开先贵为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他在上海目标太大,危险更甚,他为吴开先担心得夜晚睡不着觉。于是,他便去看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请朱家骅设法把吴开先调回来。

由于杜月笙是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朱家骅只好婉转向他说明,要吴开先冒险留在上海,正是中央的决策,因为上海方面的工作太重要了,短暂时间之内,竟是少他不得。

杜月笙听后,怏怏而返,心中忽忽若有所失,吴开先留沪工作旣然是中央的决定,他当然不便置喙。从此以后,他不再打电报催吴开先离沪,却是经常去电殷殷慰勉,吴开先说「其情感之重,使予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