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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的鼓舞勉励

民国四十四年五月,香港开源书局出版瑜亮先生所着的:「孔祥熙」一书,对于杜月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馈赠朋友川资的事,曾有如下之叙述:「记得民国三十一年秋,杜月笙以『考察西北实业』名义旅行陜西,大公报驻西安记者汪松年曾在报端着文替他捧场,说当时香港沦陷时,杜馈送朋友们的川资,就达港币二百万元之钜。杜虽然以慷慨任侠著称,

但他也不会那样的大事施舍。除了局内人以外,又有几个人知道,这是孔为了争取爱国志士转回内地来,而替国家安置下的一着棋子呢?」

在这本厚达三○七页的「孔祥熙」一书中,作者提到杜月笙的地方相当多,譬如在上列一段的后几章中瑜亮先生又说:「杜月笙生前,像银行、公司、纱厂、什么董事长、理事长、董事、经理之类,大大小小的头衔,最少要有四五十个,上海的财产,他可以占有一半!他每做一次寿,除去开销以外要净剩下现洋三四十万元,说他是金融巨子、实业巨子,都不为过,他的财产,简直是无法估计,按最低限度来说,也要有美金几亿元,然而杜月笙临终分配遗产,也不过是美金二十万元而已,说起来不但使人不相信,而且还使人觉得有点奇怪呢!」

这本书中提起孔杜之间的渊源,又说:「中国、交通这两家银行,过去一向和政府合作得不密切,当廿四年经政府增资改组时,孔(祥熙)把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拉进去,使中交两行和国家行局打成一片。这样一来,一方面,中交两行就成为国家有力的支柱了。一方

面,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也的确是长袖善舞,把事情做得成绩斐然。

「卽以杜钱这些人来说,不论当年的抗战,或者后来的戡乱,都能把自己的事业和财产拋开不要,一定要跟着国民政府当局的国策走,他们本身的民族意识和识大体固有以致之而孔能『知人善任』,处处藉重他们,使他们乐于为国家效力,也当然有着很大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段,记的也是有关于杜月笙避乱香江这一段时期的事,文曰:「海上闻人杜月笙,离开上海之后,孔(祥熙)也发表他一个『赈济委员』的名义,至于杜在上海的潜势力,孔也竭力的予以协助,为了支持那里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战前后这个阶段,主持敌后工作的戴笠,是后期财政部的缉私署署长),和资助抗日爱国份子安全返回内地,孔就由二十八年起,每月拨给他(杜月笙)一批数字很大的款项,叫他斟酌实际情形,灵活运用。在三十年终香港沦陷时,成千上万流落香港(还有上海,笔者注)的爱国志士,获得杜月笙的帮助回到内地来,从事抗战工作。这里面属于杜月笙私人帮助者当然不少,但是大多数都是孔的授意拿钱而由杜出面做下来的成绩。」

瑜亮先生文中略有一些传闻之误,譬如说花的究竟是谁的钱?孔祥熙的支助是全部?大部?抑或一小部份?读者看过拙文自可有所了解。笔者认为这一点无关闳旨,值得注意的是瑜亮先生指出孔祥熙对于杜月笙的「知人善任」,诸多鼓励与帮助,这一点杜月笙的后人亦不时流露其感激之忱,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就曾说过:「家父曾经一再告诫我们:『孔祥熙先生对于我的恩惠,你们永远不可忘记。』」

自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杜月笙离沪抵港,到三十年十二月二日由港飞渝,再延伸到三十一年春,沪港两地「成千上万流落香港的爱国志士」脱险抵渝,前后三年有余,在杜月笙来说是他的「抗战旅港时期」,这三年多里,他做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诚然有如刘航琛所说的:

「从上海杜月笙变成中国杜月笙了!」以他个人的力量,对如此庞杂重大的事情实在是很难达成,除了他的至亲好友,门人学生出钱出力,尽量协助,还有两股巨大的力量,不时在鼓舞、勉励着他,那是断忽不可抹煞的,此两大力量卽为戴笠与孔祥熙。